2248古诗词

　　此词上阕写雨过天晴后的郊外丽景。就像一名优秀的画师，词人把入画的时间定在雨后初晴那一瞬间。一阵微雨过后，天空中纤尘不染，格外晴朗，放眼望去，只见菖蒲长满沟渠，叶叶相连。“菖蒲”一句从大处落笔，以“叶叶”概括郊外春色之貌，给人满眼碧绿的意象，就像南朝《采莲曲》中用“田田”来状莲叶弥望之景一样。紧接着，作者便拉近了视线，从细处着笔，用特写镜头捕捉到那碧绿画面中一点醒目的黄色：一只小蜜蜂在那儿飞来飞去。有了这一点娇黄的色彩映衬于一片绿色之中，整个画面便活了，充满生机了，因而显得美妙动人。从艺术手法上讲，将“雨晴”这样的时间融入到景物之间，使读者的审美感受自始至终都集中于艳丽的郊野春色，不给人突兀之感。“妙”和“小”不仅形成韵脚，而且还彼此呼应，见出园中蜜蜂的细小可爱。前用“唯有个”，后用“露一点”，前面点明是蜂，后再着以“娇黄”之色，将那只可爱的小蜜蜂写活了。一个“娇”字，尽显柔美之态，传出神韵。

　　下阕由景生情。看着眼前一片大好的春光，满园的春色，词人骤然动起了惜花之情。他想到那娇艳的花朵如果受到晓风的暴力，必将残败不堪，纵然有幸逃过一劫，但最终的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只能是衰败迟暮，在暮春的夕阳之下，显示出老态，令人悲伤。一个热爱生活，充满激情的人，总是不愿意看到美好的事物被摧残，被破坏，但这样的结局却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诗人设想在最为娇艳，蜜汁最浓的时候，跟那娇黄的小蜜蜂一起度过，享受难得的美好时刻。

　　词的上阕写“菖蒲叶叶”，是写叶，而下阕虽未点明，但引起词人感想的，是花。高明的词人在词中一点也没有透露出这花的消息，只以“香香”二字点逗，使词情婉约含蓄。由此及彼的时空转换，从写景到因景生情，只用过片的停顿来作处理，而不作交待（有时用一字句或二字句领起），这在词中是常见的手法。联系到当时的词是在歌舞场合所唱，就更能体会这种“过门”处词情变换的妙处了。

　　表面上看，整首词都只是在绘景描象，但词人的用意，显然不在只写蜂、花这类自然景物之上。以香花美草喻美人，以暴风残花喻红颜衰褪，以春暮花老见出美人迟暮，是中国古代诗词的一个传统。因此，读这首词时，有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素养的读者，可以很自然地领悟到其中特殊的意象指归，并会因为蜜蜂抱花意象而联想到男女欢会，从而对其词品的高低作出评价。正因如此，尽管秦观的这首词在写景状物方面没有什么大的缺失，甚至可以说有其独到之处，但是，在后代词论家那里，却很少获得好评。最多只不过视其为狎邪词人柳永之作的同类。对照柳词仔细品味，这样的评价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只不过对于为秦楼楚馆写作歌词的柳永，词论家们的着眼点往往并不在其写男欢女爱是否露骨上，而在其羁旅行役和长调慢词的原创之功上，而对于“专主情致”的秦观，则多少有一种载道文人的心理定势，所以对秦观的这类词，就很少放过。其实，如果舍弃知人论世的批评模式，单纯就文本批评，秦观的这首词，还是有其独特价值的，至少，在艺术手法，还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的。

　　毛文锡擅写闺情，词语艳丽，这首词是一首艺术性较高的闺思之作。

　　闺中少妇，思念远别的亲人，通宵不寐，直待天明。以其爱之甚切，故恨之亦切；以其思之甚深，故怨之亦深。这一怀思绪，主要通过环境气氛的描写来烘托和表现。

　　词中的景物，不仅是作为春天一般景物用以渲染春天的气氛，同时还作为一种意象，借以表达离情别绪和春思春愁。

　　“花外子规啼月”，思妇在静夜里听到鸟声，本来就容易勾起孤寂之感。以鸟声烘托岑寂，是以动写静。而这鸟声又是子规的啼叫声，便包含着更深一层的意思。子规的叫声近似“不如归去”。杜牧诗云：“蜀客春城闻蜀鸟，思归声引未归心。”这首词里所写花外子规，也具有思归的意象，但不是用以表示游子思归，而是用以表现思妇切盼情人归来。

　　“红纱一点月”，思妇独守空闺，孤寂之中，对着红纱笼罩的的孤月凝思，此景此情，都带点凄凉之感。“孤月”在这里是烘托思妇孤寂的一种意象。思妇夜里思念情人，不能入寐，梦也难成，空对着一点寒月。在寒月的映照下，益显出思妇心情的孤寂。

　　“庭下丁香千结”，写室外之景。丁香结蕾，唐宋诗人多用一比喻愁思固结不解。如李商隐《代赠》：“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这首词描写庭下丁香花蕾千结，同样暗寓思妇愁肠千结，表现了思妇的离愁和春愁。

　　“梁间双燕飞”，双燕飞于梁间，最容易引起思妇的春思和春愁。本来成双成对的燕子绕梁而飞，是一种很和谐的景物，可以唤起欢愉的情绪，然而当对着这景物的主人公心境十分孤寂的时候，这一和谐景物与孤寂的心境恰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当词中的思妇彻夜不眠，送走宵雾，迎来晓霞，看到双燕在晨曦中绕梁而飞的时候，不是解除了夜间相思之苦，而是更增添了一种孤寂之感，更无法排遣心中的春情和春思、春愁和春恨。

　　词中子规、纱月、丁香、双燕这四种景象，是实景，又不是单纯的实景，可以说是“实中有虚”，也就是说既具体又抽象，因为它们已经成了引发愁情的触媒，甚至称了这无形无质的情思的表象。这首词对于这些意象的运用是很成功的。

　　这是一首记梦词，形象奇幻，意境缥缈，富有浓郁的浪漫气息。

　　词一开头，便展现一幅辽阔、壮美的海天一色图卷。这样的境界开阔大气，为唐五代以及两宋词所少见。写天、云、雾、星河、千帆，景象已极壮丽，其中又准确地嵌入了几个动词，则绘景如活，动态俨然。“接”、“连”二字把四垂的天幕、汹涌的波涛、弥漫的云雾，自然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浑茫无际的境界。而“转”、“舞”两字，则将词人在风浪颠簸中的感受，逼真地传递给读者。所谓“星河欲转 ”，是写词人从颠簸的船舱中仰望天空，天上的银河似乎在转动一般。“千帆舞”，则写海上刮起了大风，无数的舟船在风浪中飞舞前进。船摇帆舞，星河欲转，既富于生活的真实感，也具有梦境的虚幻性，虚虚实实，为全篇的奇情壮采奠定了基调。

　　“彷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梦魂仿佛回到了天庭，天帝殷切地问我：你打算到何处去？词人在如梦似幻的海上航行，一缕梦魂升入天国，见到慈祥的天帝。现实中，南宋高宗皇帝置人民于水火、只顾自己一路奔逃，李清照南渡以来，一直飘泊天涯，备受排挤与打击，尝尽了人间的白眼。这种遭遇，让词人渴望关怀，渴望温暖，但现实中却不能得到，也只有将之寄托在幻想之中了。因此，词人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塑造了态度温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天帝，以此表达自己美好的理想。

　　在一般双叠词中，通常是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并自成起结。过片处，或宕开一笔，或径承上片意脉，笔断而意不断，然而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此词则上下两片之间，一气呵成，联系紧密。上片末二句是写天帝的问话，过片二句是写词人的对答。问答之间，语气衔接，毫不停顿。可称之为“跨片格”。“我报路长嗟日暮”句中的“ 报”字与上片的“问”字，便是跨越两片的桥梁。“路长日暮”，反映了词人晚年孤独无依的痛苦经历，然亦有所本。词人结合自己身世，把屈原在《 离骚》中所表达的不惮长途远征，只求日长不暮，以便寻觅天帝，不辞“上下求索”的情怀隐括入律，只用“ 路长 ”、“日暮”四字，便概括了“上下求索”的意念与过程，语言简净自然，浑化无迹。其意与“学诗谩有惊人句”相连，是词人在天帝面前倾诉自己空有才华而遭逢不幸，奋力挣扎的苦闷。著一“谩”字，流露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词人在现实中知音难遇，欲诉无门，唯有通过这种幻想的形式，才能尽情地抒发胸中的愤懑，怀才不遇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命运。李清照虽为女流，但作为一位生不逢时的杰出文学家，她也有类似的感慨。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九万里长空大鹏鸟正展翅高飞，风啊！千万别停息，快快将这一叶轻舟直接送往蓬莱三岛。在上阙，天帝“殷勤问我归何处”，这里，词人给予了回答，她梦想的地方是蓬莱、方丈、赢洲三座仙人居住的山。词人化用《庄子·逍遥游》中的句子，说“九万里风鹏正举”，要像大鹏那样乘万里风高飞远举，离开这让人伤痛的现实社会，因此，词人叫到“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风，你不要停止，把“我”轻快的小舟吹到仙山去，让“我”在那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这一问一答之中，词人通过“天帝”和“三山”这两个形象，将自己美好的梦想表达了出来，渴望有好的帝王和好的居所，渴望有人的关心和社会的温暖，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

　　这首词把真实的生活感受融入梦境，把屈原《离骚》、庄子《逍遥游》以至神话传说谱入宫商，使梦幻与生活、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构成气度恢宏、格调雄奇的意境，充分显示了作者性情中豪放不羁的一面。

　　从邻人的老人说，好心没好报，归到交浅言深上，从此人情练达，沉默是金。这一层不说。这摆明了是批评主人家不对，同样的意见因为亲疏远近而态度迥异，所谓“薄者见疑”。意即亲疏厚薄是一种妨碍，妨碍了主人家对真相正误的认识。

　　其实韩非本意倒非批评“智其子疑其邻”的主人家，这则寓言见于《说难》篇，意思是劝说别人是何等的困难，因为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这是被韩非当做一个事实接受的，所以他的主要目标是研究那些能够有助于让别人听取自己意见的注意事项。交浅不可言深就是注意事项之一，所以韩非这则寓言的本意是批评富人的做法——因两人身份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

　　被韩非当做事实接受的“薄者见疑”，在今天有更加技术化的解释。“每个人所处位置不同”的说法换成经济学语言，就是因信息的不对称状态而导致交易费用的迥异，从而影响每个人的判断和行为选择。韩非子在《说难》中的一切努力，就是今天信息经济学企图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让对方说真话，让对方相信自己的话，最终与对方达成契约。

　　其实除了老天爷，没人能够批评失窃者的怀疑。因为老天爷知道究竟是谁干的，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破案之前不能说三道四。而韩非子讲故事很缺德，最后没说案子破是没破。这怀疑就一直都很合理。“亲疏”的差别这里有两个意义，两方面都构成我们判价分析问题的重要进路，而非妨碍。其一是利益立场的分殊。之所以智其子而不疑其子，因为他儿子是财产权的共同受益人和继承人，除非爷俩的关系另出问题，他儿子显然缺乏盗窃的合理利益动机。其二则是信息的不对称。交易费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了解对方和建立信任机制的成本。“亲”意味着这一成本很低，“疏”意味着成本的高昂。所以建立起现代法治秩序和信用体系之前，交易的半径总不太可能超越“亲疏”的圈子（差序格局），而延伸到陌生人环境中去。

　　儿子是什么样的人老子自然很清楚，邻人是怎么样的人却不了解。这是怀疑的合理基础。一个重要细节是案发之前，主人对二人的建议并没有因为亲疏远近而厚此薄彼。邻人“见疑”是在案发之后。我们设想一番，墙坏和失窃之间，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半天时间知道这一事实并利用这一事实的人很有限，古人地广人稀，邻里原本很少。人口流动性又差，外来人口会非常引人注目。这案子交给美利坚、不列颠、俄罗斯或者爪哇国哪一家警察局，根据已有线索，这位邻人也必将是最重要的嫌疑人。

　　在一种非法治文化中，“被怀疑”是一种羞辱，甚至会直接导致司法的有罪推定或人际中的歧视。其实这才是“智子疑邻”遭到批评的深层文化心理因素。在一种法治文化中，“怀疑”是一种合理的、大方得体的态度。不怀疑对方可能违约，就不用签合同。不怀疑政府会滥用权力，就不需要宪政民主。而和自己爹妈做生意，也可以不签合同，你不能没来由的说人家法律意识差。因为不签合同的成本可能更低。这和智子疑邻是一个道理。

　　启示：两个人会因为身份和关系的不同，而遭到不同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