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通过描写竹楼的安适和楼主的行动来达一种抛却红尘仕宦、钟情独自隐居的情怀和闲适自得的生活态度。首句概括竹楼的主人的闲散，次句通过取竹建楼的行动具体描写楼主的“闲”，第三句通过反衬手法写出竹楼的舒适凉爽，末句写主人在竹楼中的闲适生活。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
“傲吏身闲笑五侯”中所谓“傲吏”，大约指的是那位“王舍人”，他既然身己为“吏”，却丝毫没有俗务缠身，更着不起那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的“五侯”，其生活情趣之高，也就不言自明了。战国时期的庄子，曾在蒙（今河南商丘）做过漆园小吏，楚威王欲拜他为相，被他拒绝了。后世遂称他为傲吏，如晋郭璞《游仙》诗说：“漆园有傲吏。”这里将王舍人比喻成庄子。
接下来，作者紧扣诗题，写王舍人的“竹楼”。这里作者着重强调了两点：其一，“西江取竹”。西江历来为产竹之地，而竹却又被视为“岁寒三友”之一，既“直”又有“节”，所以作者表面上是写竹，实际上却是在写这位“傲吏”的品格。其二，“起高楼”。本来，以竹为楼，不可能搭得很高，但作者特意拈出“高”字，一下仅能进一步暗示这位“傲吏”非同一般，同时也为下文的“南风”徐来打好了基础。
诗的后两句表面上是在写竹楼内的生活，实际上仍在写这位“傲吏”蔑视功名、闲适自得的人生态度。“南风不用蒲葵扇”，一是说 “傲吏”在竹楼上享受着徐徐吹来的南风，其悠然自得、无争无竞的心情显而易见；另外，它还隐隐借用了“南凤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之句，巧妙地说明只要沐浴王风，宣扬教化，自然可以使所治之民安居乐业，无需多费精神，碌碌多劳。
而“纱帽闲眠对水鸥”句，则更进一步写出这位“傲吏”的心态：他头戴“纱帽”，悠然地对着水鸥入睡。此处的纱帽，是指平民和官吏均可戴的凉帽，与后世的“乌纱帽”即官帽不同。纱帽作为官帽，那是明代以后的事情。唐宋人诗里，纱帽则多指夏季戴的轻便帽子，官民皆可戴。如白居易《夏日作》诗：“葛衣疏且单，纱帽轻复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水鸥”在这里可能暗用了典故，据《列子》记载，从前有人在水边每日与鸥鸟为戏，鸥鸟飞临其身而不惊怕。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也用这个典故。当然，此处说他没有用典也是可以的，水鸥在水边自由自在，悠然起飞，与王舍人与世无争的心境正相契合。用典而使人不觉其用典，正是诗家推崇的一种入化的境界。诗人对王舍人的生活情趣及他的竹楼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也就等于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他不仅是这位“傲吏”的知音，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向往这种生活。
这首诗运用了一些典故，对丰富诗歌的内涵、深化诗歌的主题，具有明显的作用。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
这组诗名为咏马，实际上是借物抒怀，抒发诗人怀才不遇的感叹和愤慨，以及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愿望。这是一组颇有特色的咏物诗，具有寓意精警、寄托遥深、构思奇巧、用典灵活等艺术特色。
怀才不遇是李贺在这组诗中所寄寓的第一层意思，也是这组诗中的重点所在，开篇第一首，描绘了一匹神采奕奕的良马形象：“龙脊贴连钱，银蹄白踏烟。”它的脊背上有黑色连钱花，奋起银奔跑起来时，脚下是一片白色的云烟，简直如腾云驾雾一般。可惜的是，这样的一匹好马却“无人织锦韂”，更没人为之“铸金鞭”，诗人在这里寄寓了自己空有满腹才华却无人赏识的感慨，其失落感显得异常强烈！在《马诗》其三中，诗人写道：“忽忆周天子，驱车上玉山。鸣驺辞凤苑，赤骥最承恩。”此诗引用《穆天子传》的典故，说周穆王驱车去西王母所居之王山，巡行天下，在八骏之中，赤骥最出力、也最受恩宽；可自己虽オ如赤骥、却遇不上像周穆王这样赏识贤才的天子。此诗从对赤骥的赞赏和羡慕中，委婉地流露出诗人浓重的怀才不遇之情。
在怀才不遇这一主导感情的支配下，择明主而事则是李贺这组咏马诗所寄寓的第二层意思。如《马诗》其十：“催榜渡鸟江，神骓泣向风。君王今解剑，何处逐英雄？”这首诗写得十分感人。项羽在乌江口战败以后，不愿再回江东去，就将自己心爱的乌骓赠给了亭长，当亭长船载乌骓匆忙离开时，乌骓恋主，迎风垂润：“项王已经解剑自刎，我今后又到何处去追寻这样的英雄之主呢？”诗中慨叹世无英主之情是多么浓烈啊！在《马诗》其十六中，诗人咏叹道：“唐剑斩隋公，拳毛属太宗。莫嫌金甲重，且去捉𩘶风。”骏马遇到英主，便能充分发挥其潜力，哪怕唐太宗身上的黄金甲再沉重，这拳毛瞩奔走起来仍像旋风一样轻快迅捷！在《马诗》其八中诗人感喟：“赤免无人用，须当吕布骑。吾闻果下马，羁策任蛮儿。”据《曹瞒传》载：“吕布乘马名赤兔，能驰城飞堑。语日：“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这两首诗，前者写出了诗人向往英主的迫切心情；后者用典，暗示杰出人オ必须遇到英明的主子オ能发挥作用。其渴望明主之情，充满于字里行间。
而遇上英主，则尽量发挥自己的オ能，以显示英才本色，则是李贺咏马诗寄托的第三层意思。《马诗》其五写道：“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前两句写燕然山一带环境的酷寒荒僻，以暗示骏马之艰辛，但骏马却不以为苦，渴望笼上黄金马络头，在漠北战场上轻快奔驰，就像清秋季节外出郊游一样。此诗透露出企盼知遇、一展所长的意思。《马诗》其十二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批竹初攒耳，桃花朱上身。他时须搅阵，牵去借将军。”这匹良马还很稚嫩，批竹般的耳朵刚聚到额头上，毛色还没能像桃花马那样鲜明，但它毕竟是一匹良马，将来一定能去冲锋陷阵，帮助将军成就一番功业的。诗中暗示自已虽然年少而未盛头角，但自信是英俊之才，将来一定能辅佐君王，干出一番爱爱烈烈的业绩来的。
君主不识俊オ，必重庸才，是李贺咏马诗寄托的第四层意思。其二十三写道：“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厩中皆凡马，不解上青天！”汉武帝迷信神仙，招来一批批道士为他炼丹烧金，结果一无所得，只见袅袅上升的一缕缕紫烟罢了。他厩中所豢养的，都是长了一身肥肉的凡马，是根本不可能驮着汉武帝去升仙的！在这种情况下，骏马必然遭到虐待，受尽折磨。作者以此比喻统治者对人才的推残，而这是李贺咏马组诗所寄托的第五层意思。在《马诗》其六中，诗人写了一匹饥饿困顿的良马，瘦骨突露，毛长得非常粗糙杂乱，朱色的毛变成灰黑色，一根很粗的麻绳勒着马头，把马头上的毛都勒断了：“饥卧骨査牙，粗毛刺破花。焦朱色落，发断锯长麻。”此诗将一匹良马受折磨后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充分描写了封建社会优秀人才受尽摧残的情景，抒泄了诗人满腔愤懑的情绪。在《马诗》其九中，诗人忍不住对马的同情，又一次痛心地吟咏：“飂叔去匆匆，如今不豢龙。夜来霜压机，骏马折西风。”优秀人オ受尽推折的情景已跃然于纸上。
借用马，李贺于诗中寄寓了自己怀才不遇和报国无路的愤漖情綪，表达了自己的人オ观，因而组诗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这组诗的表现形式大都是托物寄怀，意在言外，字面写马，字底却是在写自己，物我融混，真正体现了“寄托遥深”，因而十分耐人寻味和深思。
李贺的诗向来以想象丰富、构思奇巧出名，这组诗也不例外。在《马诗》其二中诗人写道：“腊月草根甜，天街雪似盐。未知口硬软，先拟蒺藜衔。”牧草到了腊月里，苗叶枯萎，只有根还在，想象它味甜可口；但又被似盐的大雪所覆盖。为了取食，马也顾不上嘴巴是软是硬，只好用嘴到雪中去拱取，即使被蒺藜所刺伤，也在所不惜了！王琦说：“此首盖为困饿而不能择食者悲款。奇情苦思，须溪（按指南宋诗人刘辰翁）所谓‘赋马多矣，此独取不经人道者’，知言哉！”这首诗构想的奇特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诗人想象这匹良马受人虐待至深，已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居然像猪一样用嘴去拱食雪中的草根，显得多么沉痛！第二，大雪似盐的比喻，不仅活用了《世说新语·言语篇》中谢安与儿女们讨论如何吟雪的典故，而且还进步以盐味之咸苦，去烘托草根之甜美，从而深刻显示出此马饥饿困苦情急不可耐的情状，真是一种绝妙的联想！第三，古代写马诗的人很多，从来没有人想到马饥饿至极时的心理活动，而李贺这种构想，的确是“独取不经人道者”，具有极大的创造性和感染力。在《马诗》其四中诗人写道：“此马非凡马，房星是本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首先，此诗运用了《瑞应图》中“马为房星之精”的典故，以此马能上应天上二十八宿之一的房星，气骨自然不凡接着想象此马疲骨嶙銄，又进而想象去敲击它时居然能发出像敲击铜器那样的铿锵之声。初读感到简直是匪夷所思，细品却又感到极其生动、极其符合情理，从而使读者不得不佩服诗人想象力之丰富及构思之新颖奇特。
此外，这组诗中用典十分灵活，如《马诗》其七中，诗人用了一个古代神话：“西母酒将阑，东王饭已干。君王若燕去，谁为拽车辕？”西王母和东王公那里宴会快要结束，已经酒阑饭罢了，如果君王要像周穆王那样去赴宴的话，没有良马，又怎能去驾车拉辕？此诗将神话故事与现实情况捏合起来，从而对当时统治者平时不重视人才的收集与培养，等到需要人才时却束手无策这种现象痛下针砭。在这里，西王母与东王公的典故运用得多么灵活而精彩！在《马诗》十五中诗人又用了一个历史故事：“不从桓公猜，何能伏虎威？一朝沟陇出，看取拂云飞！”据《管子》载：（齐）桓公乘马，虎望见之而伏。桓公问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马，虎望见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对曰：“意者君乘驳马而盘桓，迎日而驰乎？”公曰：“然。”管仲曰：“此驳马也，驳食虎豹，故虎疑焉。”此诗活用这一典故，说明有才能的人伏处草野之中，得不到君主的赏识和重用，即使像驳马那样智勇过人、威震虎豹，又有谁能知晓？只有当其跃出沟陇，建功立业，就像骏马掠云飞驰，才会使人刮目相看！在这里，齐桓公乘驳马而使虎不敢行的典故，用得十分贴切。由此可见，这组诗构思之奇巧、用典之灵活，是非常突出的。
李贺属于苦吟派诗人，写诗时十分注意炼字炼意，出语务为劲拔，注意独创，不屑经人道过。《新唐书·李贺传》中载述：“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其中”；晚间回归后，把白天所得反复吟咏，整理成篇。因此诗人的许多佳词名句，得以流传于秋。在《马诗二十三首》中，作者为了充分表达其深沉的感情，十分讲究字句的琢炼。《马诗》其四写了这样一匹马：“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前句写马的形态——“瘦骨”，表现马的处境；后句写马的素质——“铜声”。作者不仅从这匹马瘦骨嶙峋的形象中写出马的境遇，而且发挥想象，采用移觉的修辞手法，从其形“瘦骨”（视觉）联想其质如“铜声”（听觉）。“铜声”二字读来浑厚凝重，其包含的意思也很丰富：铜是金属，其声铮铮，从而生动地显示马的骨力坚劲、内质精良，使马的内在外现为可闻可听的声响；素质原很抽象，声音也比较难于捉摸，它们都是虚的，但诗人以虚写虚又化虚为实，只用几个字就做到了“状难写之境如在目前”，其形象化的技法可以说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诗人炼字炼句，写马也即写自己，深沉委婉地表达了心中怀オ不遇的郁闷。《马诗》其十：“催榜渡乌江，神骓泣向风。”诗人把神马乌骓与英雄霸王生离死别的场面刻画得十分悲壮动人。兵败垓下的英雄，在末路危难之际，竟不顾自己的生命，首先顾惜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战马，硬是送它登船东渡，而此时的乌骓也已明白，现在要与英雄永别了，于是它迎风悲鸣而泪下！一个“泣”字，写出了乌雅无比哀伤的神情，更表露了鸟骓无法表达的恋主心态，给读者以无限的遐想余地。如将“泣”换成“哭”字，那诗味必将锐减；如以“鸣”“嘶”代替，更是索然无味也。
《马诗》其五是作者写得十分精心、颇有意境的一首好诗：“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诗人开头只用了两个简洁的比喻，就展现了一片富于特色的边疆战场的景色：连绵的燕山山脉，一弯明月当空，平沙万里，在月光下好似铺了一层白皑皑的霜雪，画面清新开阔；同时“燕山月似钩”中的喻体“钩”是一种弯刀，诗人从明亮的月牙联想到闪着寒光的兵器形象，就延伸出了向往征战之意。这幅战场景色，寒气森森，但在渴望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战马看来，却正是它的用武之地，诗人以“何当”两字作设问，传达出千里马坚决自信而迫切执着的企盼之意。“金络脑”与马诗其一中的“无人织锦鞴，谁为铸金鞭中的“锦”“金鞭”一样统属贵重的鞍具，象征马受重用。最后一句，诗人不仅以“清秋”写出正是草原马肥草黄适于驱驰的季节，以“快走”形象地写出了马轻捷矫健的风姿，而且写出了骏马对上战场纵横骁腾不以为苦、反似获得无限轻松快意的感觉。全诗前半部分比中有兴，兴中带比；后半部分一气呵成，抒发情感。寥寥20个字，诗人既炼字又炼意，表达了作者企盼重用、热望建树功勋的强烈心愿。
李贺笔下的马是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诗人写马既有整体形象（如《马诗》其六的饿马形象）又有细部刻画（如《马诗》其一的“龙脊贴连钱，银蹄白踏烟”），既有外部的形体描绘又有内在心理的揣摩（如《马诗》其十中鸟雅的心理活动），笔法多变，即便同是写骏马也写出不同的风姿神态，绝不雷同，从而使其笔下的马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如诗人用“捉飘风”写出了骏马快过旋风的飞速迅捷之姿，用“拂云飞”写出了骏马追云逐月的潇酒俊逸之性；诗人还写出了具有不凡之质的骏马：“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正是由于诗人精心推敲，注意字句的琢炼，因而在描绘马的形象时达到了形象毕肖、神韵非凡的水准，而在表达诗人的情思时则显得既深沉、又执着。一生遭受统治者冷遇的诗人对世道看得相当透彻，但他渴求受到重用的心理却非常强烈，渴望一展抱负、建功立业的执着企盼全都蕴癜在这些佳词名句中了。
李贺的《马诗二十三首》是中国古代诗歌中一组极为优秀的咏物诗，它写得不脱不粘，既能注意到形象生动地把握“马”的特征，又能不为“马性”所拘泥而放开来写，从而体现了作品卓绝的风骨和深沉的寄托，因而值得读者三覆其味。
此诗是送行之作。当时的虢州城，大抵依山而建。西原是城外一个地方。北出黄河的驿路是由城外绕山而去的。所以诗的开头，才有“西原驿路挂城头”的话。此句骤看是写景，城堞现出了一角，远处有重重叠叠的山，驿路在山上穿行，看来就像挂在城头似的；其实又是在叙事，点出送行题目。再把这第一句和次句连起来读，还可以看到一个雨中送客的场景。除了城堞耸峙，远山一抹，驿路蜿蜒之外，江边还有送客亭；雨景中又仿佛可以看见行人上路，主人殷殷相送。纯然以写景来叙事达情，却又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在摄取、提炼、表现三方面都下了力量的最好说明。
然而，这首诗不能看作是一般的送客应酬之作，诗人在诗中倾注的思想感情，要比单纯的送别友人深广得多。就在开元盛世一去不复返这样的背景下，诗人感慨遥深地写下了这两句话：“君去试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话里隐藏着一段典故：有一年，汉武帝刘彻到河东（今山西地区）去，祭了后土之神，又坐船在汾水上游览、饮宴，高兴起来，做了一首《秋风辞》。有“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的话。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是汉朝的鼎盛时期，而唐朝从贞观到开元一百多年间，国力之盛，比起汉武帝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安史之乱一来，却突然落得如此可悲的局面，诗人自然是不能不有所感触的。恰好李判官要到晋绛去，诗人于是含蓄地向朋友提出这样的探问，很明显，隐藏在这两句话后面的，是诗人对于唐帝国衰落的深沉的叹息。一种对国家命运深切关怀的激情，在诗人胸中激荡。有了这两句，就给这首送行诗平添许多艺术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