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写的是诗人在上林苑中游春时所见到的桃红柳绿、莺歌蝶舞的美丽春景。诗中运用了拟人的手法，既生动地写出了桃之娇艳和柳之纤细，又巧妙地暗喻了自己红润的面色和窈窕的身姿，以美景写美人，寓情于景，抒发了诗人游春时的喜悦之情，同时也体现了诗人自比“林下之风”的自信精神。
桃红柳绿，莺歌蝶舞是诗人笔下常状之景，这首诗不同流俗的是写桃，首句“上苑桃花朝日明”不用其红，而是用一“明”字，突出了桃花的鲜艳，也点出了阳光的明媚。宋代陆游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明”字，或许也借鉴了此诗吧。“兰闺艳妾动春情”，身居“兰闺”的“艳妾”，是诗人自称，“艳”既说她姿色的美丽，又示她盛装的打扮，或许可以理解为她赏花前特意梳妆，心情极佳的状态，也映证了萌动的“春情”，又或许她潜意识里刻意盛装打扮，艳压满苑春色。可以想见，春和日丽，上林苑中桃花明艳，满苑飞花澹荡，唤起了端庄美貌的大唐皇后那颗烂漫的少女心。
泉井上刚刚绽放的桃花灼艳明媚，好似敷上了胭脂，骄傲的皇后认为那定是偷了她的面色；飞檐边刚刚发芽的御柳纤细漫脱，自负的皇后认为那必是学了她曼妙的身姿。“井”有指泉水之意，《吕氏春秋·本味》曰“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高诱则注“井，泉”，故“井上新桃”可想象上苑泉水叮咚，桃花临水开放的含露娇态，娴静而美好。“偷”与“学”采用了拟人手法，也对照了上句的“艳”。与“人面桃花相映红”不同，人面桃花是人花相映，花照人红，而“偷面色”则是说桃花是偷得了自己的面色才如此艳丽，人比花红，这是何等的自信！“檐”， 房顶伸出墙壁的部分，当处于高处，“嫩柳”，始发新芽的柳枝，少了柳叶的累赘，更显纤瘦，可见檐边垂挂的柳枝不仅纤细而且修长，同时“檐”的呆板衬托了“柳”的灵动，静中有动。这两句不禁令人想起《红楼梦》中关于黛玉的容貌描写——“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可见这位大唐皇后不仅艳比夭桃、身材高挑，而且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更为新颖的是以她的红润脸色喻桃花颜色，以她的轻盈腰身喻柳树的纤细，一反以桃面喻人面，以柳腰喻人腰的写法，新鲜活泼，生动形象。既颂了桃柳之美，更赞了人之美。构思巧妙，一举两得。中唐诗人李贺的“小红长白越女腮”《南园十三首其一》的比喻，或许就是受了此诗的启迪吧。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满苑桃花竞绽，万枝红雪繁极，迷蝶流连翩跹，悠然自得；御楼细柳依依，千条软丝无力，流莺绕树清啼，闲散自在。“来去”二字形容她花间穿行如蝶，“长短”明写柳枝繁多，暗指啼莺和鸣，清亮的莺啼，犹言她欢笑如莺。“看”、“听”二字，让读者时时感到游春之人充满感情地欣赏美景的情形。诗歌就这样以美人喻美景，以美景衬美人，突出了人之美。可以想见，大唐皇后流连于桃树下拈花弄蝶，拂了一身衣香，发乎内心的吟吟笑语如林间宛转的莺啼般动听。其悠然肆情之状，无不彰显她身为上苑女主之尊。
“林下何须逺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结句含而不露，耐人寻味，须细参“林下”、“风流”二词，意即林下之风。《世说新语·贤媛》有言“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王夫人指谢道韫，东晋王凝之妻，被时人誉为“有林下风气”， 后因称妇女态度闲雅、举止大方为林下之风。魏晋人物神情散朗的风采，为唐人所推许，这当是初唐贵妇的一种追求与考评。结尾以问答形式夸耀了这里的出众风流，而这“风流”二字，既指景又指人，一语双关，赞美这里的景好人美，点出题旨。
这首诗名为“春游”，实际是借春游写一位美女，很有特色。诗中明写春色，却暗喻人物，非常巧妙。桃花偷色，暗示她人面桃花；嫩柳学身轻，隐喻她身柔似柳；花中舞蝶，兼示她穿行如蝶；树上啼莺，犹言她欢笑如莺。前两句是景的人化，后两句则是人的景化，从而将景美、人美、情美合二为一。结句长孙皇后以“林下”、“风流”自许，反映出一种志得意满、踌躇洒脱及与她皇后身份地位完全吻合的心态。加之正值韶华芳龄，一时忘情，一时收敛，含而不露，耐人寻味。就连唐太宗也觉着妻子的描写很是贴切、生动，“见而诵之，啧啧称美”。
此诗内容似是与某官女有爱恋而未能如愿之事，故诗题曰“可叹”。后人对此诗有“一首中五人名，未免獭祭之病！”这样的愤然的评论，原因自然还是不明白李商隐想说什么，所以有人说：”这首诗所讽指的事情不得而知，难道是有贵人年迈，而他年少的姬妾却恣意放荡？“ —— 这是字面上大致的含义，因为诗里的第二句讲得是汉代跋扈将军梁冀的妻子孙寿与他的属下秦宫私通的故事；第三句讲得是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与燕赤凤私通的故事；第四句第五句又无比的香艳，以至于有人斥责此诗”大伤忠厚“，不该流传。但是问题是，这首诗最后两句笔锋一转，回到曹植与洛神的故事中去了，而曹植对于宓妃则只是“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并没有无礼之事，与前面孙寿与秦宫，飞燕与赤凤对比明显。但与此同时，宓妃却在愁坐，而陈思王亦在惆怅，叹宓妃之不得陈王，从陈王方面落笔言其用尽才思，冀得宓妃，两情虽通而事终不谐矣。显然李商隐是在“可叹”一件事。世间不如意事常八、九，情相感而事不谐，恣行放诞者，反可遂愿，亦泛言心中之感慨不平，不必有寄托。全诗跌宕有致，尾联最妙。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