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写景诗,但诗中又通过晚望折射出主人公一定的心境。
“春庭聊纵望,楼台自相隐。”一个聊字点出了诗人初登楼台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接着是纵望所见的景物:“窗梅落晚花,池竹开初笋。
“窗外落梅,池边春笋。”正是冬尽春来的象征。面对这春天滋育出来的新鲜生命,诗人怎能不心荡神骀!这时,诗人耳边又响起泉水潺潺的声音,顿时联想到它飞溅时的汹涌,又不禁领受到高山在旁的飘渺之感,整个精神世界为之一振。
于是引发出一声感叹:“不愁花不飞,到畏花飞尽。”花开花落周而复始,本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因而并不愁;但到“花飞尽”的时节,不仅意味着万木凋零,而且具有一去不复返的意思。
这样,诗人的“畏”也就不仅仅是惜春伤时,而且带有对有限人生的深沉感伤。此诗在处理内在心理节奏上很有特色,堪称佳作。
这首诗是诗人秋天居住在昌谷家中,有感于读书无成,僻处一隅的咏怀之作。诗共十二句,前十句全是写景。这些景物,有的明丽芳香,有的凄凉幽冷,彼此色调很不一致。作者把它们放在一起,构成特殊的情境,以与自己当时的处境和心境相适应。这是李贺诗歌“奇诡”的一种表现。
首二句写山石。首句呈现出一派澄明雅洁的秋光水色,次句寓示霜风凄紧、草木枯凋的肃杀气象。秋水澄明,秋草枯瘦,这景象明丽而又晦涩,柔媚而又瘦硬,说不上是妍是媸,是荣是枯,叫人爱又不是,恨又不是,喜又不是,悲又不是。这类奇异的景物,正是作者当时欲进不得、欲退不能的矛盾心情的曲折反映。三、四句写竹。“侵衣野竹香”,野竹丛生,香侵衣袖,使人爱不忍离。“蛰蛰垂叶厚”,形容竹叶攒簇。傍晚时分,暮色沉沉,浓密的竹叶加深了夜的灰暗色调,则不免使人感到阴森可怖。四句起落频繁,转折急骤,迷离恍惚,变化莫测。
中间四句写空中景色。皎洁的衣亮从东山升起,高高地挂在湛蓝的夜空,显得娟秀可爱。衣中的桂树映衬着嫦娥苗条的身影,星星躲在云彩的下边,眨巴着眼睛在互相逗乐。这一切非常美丽,非常迷人。可惜都在天上,远离人间,可望而不可即。于是笔锋一转,又回到人间,继续写眼前昌谷的景物。
九、十句写在严霜的摧残下,栀子花凋落,泉水从岩石的缝隙里一点一滴艰难地挤出来,发出幽咽的声响,仿佛伤心人的啜泣。写到这里,繁星闪烁,皓衣千里的澄明境界突然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眼前幽冷凄清的场景。这两句对上是转折,对下是铺垫。结束二句写人事。作者是以张仲蔚自况,说自己成年累衣在昌谷攻读诗书,书案都快朽烂了,还是一事无成。“案将朽”三字极为沉痛,把自己满肚子的委屈一古脑儿倾吐出来。
这首诗的表现方法比较奇特。它不像一般讽喻诗那样,以叙事为主,中间穿插议论,抒发感慨,而是着力写景,渲染环境气氛,通过种种具体生动的形象,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情怀。诗人笔下的景物,有的明丽芳香,有的枯瘦冷涩。把这些色调极不协调的景物放在一起,显得既生硬,又瑰丽,既芜杂(相互矛盾),又鲜明(彼此辉映),从而产生一种极不寻常的艺术魅力。它生动地再现了特定时间(秋夜)、特定地点(昌谷)的景色,真实地反映了诗人的处境和心情。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