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见唐·刘禹锡《浪淘沙》。淘:用水冲洗。簸:摇动。自:来自。这两句大意是:九曲黄河之中有无数的砂砾,它们随同黄河流经万里,经受了浪涛的冲洗和狂风的簸荡,从天涯一直来到这里。诗人歌咏九曲黄河中的万里黄沙,赞扬它们冲风破浪,一往无前的顽强性格。我们引用时可取其象征意义,歌颂与它们有着共同特点的事物或人们。
“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采用了张骞为武帝寻找河源和牛郎织女相隔银河的典故,驰骋想象,表示要迎着狂风巨浪,顶着万里黄沙,逆流而上,直到牵牛织女家,表现了诗人的豪迈气概。
这首诗通俗易懂,常见诸儿童读物。刘禹锡写诗常借物抒情言志,牛郎和织女是天上的星宿名称,和高高在上、距己遥远的朝中之位相似。刘禹锡本在高处任职,由于谗言遭到贬谪下放的不公待遇,但诗人为苍生造福的社会理想永不改变。刘禹锡渴望回到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职位,有一番作为,纵然是恶浪频袭也不改入世的初衷。由此可见,诗人百折不挠、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多么让人欣羡!这首诗用夸张等写作手法抒发了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怀,气势大起大落,给人一种磅礴壮阔的雄浑之美,一不留神就会落后于诗人的思路。
题目是“口占”,名符其实,通篇以口语出之,从“寄语”之下,都是答辞。首句点出对方身份——歌妓。“好将幽梦恼襄王”出自宋玉《高唐赋》。这二句意在告诉对方不要来纠缠我,还是找别人去吧。由此可见,道潜之信守佛戒,不近女色,并非是意志力克制的结果,而是已人定界,此心已死。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后二句解释原因:“我”潜心修禅,心无余物,就像沾染了泥的柳絮,沉于地面,不可能随风飘浮了,“我”也不会因你的挑逗而动凡心。这句以柳絮沾泥后不再飘飞,比喻心情沉寂不复波动。柳絮轻飘于天,随风逐舞,犹如人之浮于世;絮之沾泥,犹如人之出于世。
这就是佛家的禅心之所在,佛家有“放心”之说,盖指心猿意马;柳絮沾泥不再飘浮,喻禅心已定,心如止水,“放心”已“收”。诗人之不为声色所动,不是有意识地恪守佛门戒律,刻意约束自己,而是心已入定,形如死灰,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佛门说法,本重比喻,道潜以佛徒身分而用之于诗,可谓不忘其本。而此喻之妙,犹有可说者。春风飘絮,本是自然现象,春天最容易引起感情的波动,柳絮也常以其“轻浮”之质,被赋予男女感情的色彩。这里,不仅柳絮沾泥,风吹不起为人们所习见,因而颇能引起会心的感受,而且,在禅心观照下,以轻质为重质,化喧为寂,设想也颇为别出心裁。
由于作者是位佛徒,人们理解该诗,或许多着重于他对佛门戒律的自觉遵守,即所谓不涉邪淫。然而,从禅家理论来看,其意义尚不止于此。《大乘义章》卷十三说:“禅定之心正取所缘,名曰思维。······所言定者,当体为名,心住一缘,离于散动,故名为定。”禅定,本指坐禅时住心于一境。广义地看,坚守禅心,不受干扰,如絮之沾泥,风吹不起,不也就是禅定的功夫么。诗人不受女色之诱,并不是由于意识到佛门戒律,更不是害怕别人的指责,而是他本来就心如止水。这不由得使世人想起了“二祖安心”的公案。禅要自己参,心要自己安。道潜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正是他本人已经“安心”的结果。
公元1884年(清光绪十年)到1885年间发生的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的战争之一。其时法国帝国主义先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使越南沦为“保护国”;接着于1883年底向中国军队进攻,挑开了战争序幕。腐朽的清政府力主议和,于1884年五月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在天津与法国使节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从而更助长了法国侵略者的饕餮野心。六月法军向谅山发动进攻,并将战争扩大到海上,八月进攻台湾,袭击福州马尾,战火在台、澎海域和越南两个地区燃起。十月法军一度攻占基隆,并妄图深入台北,遭到清军和台湾人民顽强抵抗,在淡水一战中受了重创,法国侵占台湾的计划终于粉碎了。在战争初始阶段,清廷水陆两师本尚称锐勇,态势并非不利,相反是应该能操胜券的。但主帅无意于战,故闽、台海战一接触,福州前线即因主帅何如璋畏葸动摇而遭到惨败,紧接着基隆亦失守,酿成令人扼腕悲慨的局面。最后虽恢复了失地,但依然以可耻的《中法新约》的签订宣告结束了这场战争。
张景祁晚年宦游台湾,中法战事蔓延海上时,张氏是身历目击者。他的《甲申志愤》、《甲申乙酉纪事诗》以及《新蘅词》中一组纪事词就是这次战争的“史诗”。特别是这些纪事词,确实如谭献所说,“笳吹频惊,苍凉词史,穷发一隅,增成故实”(《箧中词续》),是清词的一宗瑰宝。这首《望海潮》写于基隆未失守前,词所表现的战备松弛、文恬武嬉的腐败状以及作者的忧愤都极其真实,是史的艺术笔录。
词的上片从首句到“添助军声”,运用赋的铺陈手法,把基隆的险峻地势和重兵镇守的“雄关”气象作了着意的描述和刻划。基隆地处台湾岛北端,旧名鸡笼,是台北的门户。作为重要的港口它倚山面海,确实可称“金台锁钥”。张景祁一起手就抓住了山势“插天”,海涛“排山”的特点,在海、山、天三者间构形一个“险扼东溟”的形势,文字冼练而雄劲。接着天险之写后面,又是一个四字对句连六字句式的人防的描述。他说沿海岸线的星罗棋布的礁屿上都有守防,战船巡游在沿海一带连成线形连环之师。有点有线,应该说是颇有固若金汤之势了,所以他说哪怕你是“龙骧万斛”也休想经此险关入侵。斛,量词,古代以十斗为一斛,万斛极言其重大,犹如今日所说万吨。龙骧,原意为威武将领,此处谓统帅大战船的将帅。以上是水上的防守,陆上呢?“笳鼓正连营”,也是阵营密布。夜半回潮助军声之威,则是在气氛上增添一笔,肃杀威严之极。可是,在如此貌似壁垒森严的海陆防卫之前,何以竟然出现“鲎帆影里矗危旌”的“楼船”呢?按理,既然是“雄关险扼东溟”,就不该容许“楼船”——敌舟来游弋的,然而事实却是闯来了“鲎帆”!上片这末一句语调极为冷峻的描绘,与前面严整的铺陈适成对比,将“我军亦不之诘也”的松懈的神情或托大、掉以轻心以至麻痹状态充分揭露出来。鲎,海中动物名,带甲壳,背骨高如帆,有风则举,尾呈剑状。词中用以比喻法军战舰。危旌,高高扯起的旗帜。
词的下片以暴露的手法回答为什么“尚有楼船”高扬“危旌”的种种原因,同时披露了作者的忧愤悲慨情怀。张景祁首先感慨的是主帅权臣中没有真正坚毅富斗志,报国具赤胆的人。所以他要怀念东汉的那位燕颔虎须、投笔从戎的班超,发出今天有谁“更请长缨”的呐喊声。他预感到局势危急,“警鹤唳空”二句即是比拟风惊鹤唳、“狂鱼”嚣张的形势,认定战火将很快从边境之外引向内陆。“春城”指喻依然沉浸在升平状态中的城邑。“玉帐坐谈兵”以下写出大吏将帅们仍沉湎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淫靡中,或“僮花压酒”,美姬伴饮,或“引剑风生”,纸上谈兵。结句以迷惘的问语形式来表现,是词人忧心忡忡的情思的发露,他慨叹何日战火结束,外侮中止,四海真正清平?
词不以含蓄称,也不是传统的比兴之作,并且少有辟典。张景祁词是从“浙派”入手的,但时势人心的变异,现实政况的刺激,他不能不一变而为沉慨悲吭,不作舒缓抽理之吟。只是在句式的锤炼上,气韵的讲究雅洁这些方面看,仍还可以感觉到他的艺术倾向的。特别象“警鹤唳空,狂鱼舞月”,“僮花压酒,引剑风生”这类四字对句的工整精警,最能审辨出浙派词风的艺术趣味来。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说敬龙此番归国,行程辽远,里程不易概指。虽然《梁书·扶桑国传》说过“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后来沿用为日本的代称,若写诗也是这样指实,便缺少意趣。诗人采用“扶桑”这个名字,其意则指古代神话传说东方“日所出处”的神木扶桑,其境已渺茫难寻;这还不够,下面紧接着说敬龙的家乡还在扶桑的东头再东头。说“扶桑”似有边际,“东更东”又没有了边际;不能定指,则其“远”的意味更可寻思。首句“已在”是给次句奠基,次句“更在”才是意之所注处。说“扶桑”已暗藏“东”字,又加上“东更东”,再三叠用两明一暗的“东”字,把敬龙的家乡所在地写得那样远不可即,又神秘,又惹人向慕。那边毕竟是朋友的家乡,而且他正要扬帆归去,为此送行赠诗,不便作留难意、惜别情、愁苦语,把这些意思藏在诗句的背后,于是下文转入祝友人行程一帆风顺的话头。
“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船行大海中,最怕横风暴雨,大雾迷航。过去遣唐使乘坐的大船,常因风暴在海上漂流,甚至失事;能够到达的也往往要在数十日或者数月的艰苦航程之后。这些往事传闻,韦庄是心知的,所以就此起意,祝朋友此行顺利。用一个“到”字,先祝他平安抵达家乡;“明月”示晴,排除雾雨;“帆风”谓顺,勿起狂飚──行程中不生灾障。“谁”字先垫出“与师共到”之人,由下句的朗月、顺风再为挑明,并使“风”、“月”得“谁”字而人格化了。“共”字,一方面捏合“风”、“月”与“师”三者,连同“船”在一起,逗出海行中美妙之景、舒畅之情;另一方面,又结合“到”字,说“共到”,使顺风朗月的好景贯彻全程,陪同直抵家乡。两句十四个字,浑然一体,表达了良好的祝愿与诚挚的友情,饶有诗意。
诗人如此祝愿,也并非仅仅由于主观愿望,故作安慰语。它是有客观事实作基础的,这就是晚唐时日本与中国之间,海上航行相对地便利与安全的事实。它印入了诗人心底,写出来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