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篇赋都是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爱情故事,但两篇赋的神女形象差别很大。
《高唐赋》中的神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自由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所谓“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这是一片赤裸裸的原始激情和欲望的自然流露,是未曾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束缚的人性的直接张扬。这种随意放任的性关系并非宋玉的凭空想像,而是原始初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于原始时代“自由”婚姻的朦胧回忆。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确实存在着无限制的随意婚姻和自由放任的性关系。并且,原始社会结束后,这种状况还有延续。不要说更远,即使是到了一夫一妻制已经建立起来,配偶关系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和放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绝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如一些重大的节日,性关系更是随意而放任。古罗马的沙特恩节要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欢,同时“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因而也就成为纵情欢乐的代名词。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郑玄注:“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从“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甚至有因婚媾而争讼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性关系也是相当自由的。《周礼》所记反映的大约是商周时代的事,是传统习俗的延续和发展,由此不难想像神话产生的原始时代性关系的更大自由和放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巫山神女“愿荐枕席”,主动寻求匹偶交欢的举动就很好理解了:既不是反常,也不是“淫惑”,而是她那个时代(即神话时代)的十分正常而普遍的行为。
巫山神女神话特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她的神奇变化:“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巫山神女没有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即直接变为朝云和行雨,是非常神奇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经验和理智去解释,而只能通过神话的逻辑——变形法则——去说明。在原始人看来,“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原始初民的想像正是由于轻而易举地越过决定事物性质的界限而显得丰富和大胆。
以上两个方面即追求爱情的方式和神奇变化,充分说明《高唐赋》中的神女是一个具有明显原始神话特征的神话式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女神。
而《神女赋》中的神女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这是一个服饰华美、容貌姣丽、举止端庄、神态娴静的女性。宋玉除了强调她的光彩照人的外貌之外,更强调她的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温柔和顺,安闲自得,骨法奇美,适于侍奉君上;一是贞谅清洁,意态高远,以礼自持,凛然难犯。可以看出,以上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与原始神话中的女神格格不入,她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和《神女赋》不是一个形象。
关于《高唐赋》的主题思想,有学者认为高唐神女化为云雨是一种艺术想像,由于这种想像表现了男女交欢时那种像云一样飘忽,像雨一样空灵的感受,符合人们接受的心理基础,因而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艺术想像正是宋玉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是宋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些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把男女交欢与云雨联系起来并非宋玉的发明。有学者以中外古代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实乃出于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是交媾致雨宗教观念的反映。原始宗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交相感应的,人的主观意念和行为可以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巫术“相似律”原理认为,“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而男女交媾诱发降雨正是这种神秘的交感观念的反映。他们认为,行云降雨是天地阴阳交会的结果,所谓“天地相会,以降甘露”。(《老子》第32章)《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云雨则是使万物化生的最重要条件。原始初民的祈雨方式有多种多样,而交媾致雨的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便成为他们比较常用和普遍的一种方式,有的民族还因此形成了有关的宗教仪式。
有了雨露滋润,草木得以茂盛,五谷得以丰收,因而由交媾致雨又进一步发展为可以促进丰收、富足乃至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婚俗诗时曾指出:“初民根据其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蕃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初民相信“如果没有人的两性的真正结合,树木花草的婚姻是不可能生长繁殖的”。弗雷泽在考察了中美洲、非洲、澳洲以及亚洲的原始民族之后得出结论:“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采用两性交媾的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并相信与传说中的神灵交媾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宗教文化学和人类文化学著作中也时有所见。
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是特定宗教民俗背景下的产物,是多次发生过的“现实”,高唐神女与怀王交欢之后化为云雨的故事不过是它的神话反映而已,是宋玉对传统宗教和神话所做的比较忠实的记录。宋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大胆地吸收民间神话,巧妙地运用它为自己的立意构思服务:借助神话所固有的观念内涵和文化意蕴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说,《高唐赋》正是在这则神话所固有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明确了《高唐赋》与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文化观念意蕴之间的关系,实际也就找到了认识作品的思想指向。
《高唐赋》由序和正文构成,实际写了三个内容:一、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所体现的交媾致雨的宗教观念。之所以在作品的开头先讲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以它的文化观念意蕴统摄全文。二、云雨之后山河更加宏伟壮丽,万物充满勃勃生机。这部分篇幅最长,是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形象表现。三、鼓励襄王往会神女,希望通过与神女交欢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福祉。这部分是全文的结尾,表明往会神女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是完全一致的。
《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根据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宋玉在赋文中鼓励襄王往会神女,与神女交欢,希望借此达到政治清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以及个人身心强健、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由衷赞美山河大地的宏伟壮丽和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赞美由神女所化的云雨给世界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可以看出,《高唐赋》的立意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基础上,是按照古老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展开铺写的,因此,全文都以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为统摄。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文中对于山河大地和云雨的由衷赞美,依稀可以看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的踪影。这样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使序和正文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避免了其他各种说法导致的“两回事”的缺欠,并可以从神话故事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渚宫旧事》之三引《襄阳耆旧传》写怀王游高唐梦神女与之交欢,神女临别时说:“妾处之,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灵,幸妾之搴。将抚君苗裔,藩乎江汉之间。”原文可能有脱误,大致意思是:“蒙你不弃我的陋质,爱幸于我,我将保佑你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藩昌于江水和汉水之间。”神话故事本身就说明与神女交欢即可受到神女的保佑,使人口繁衍,民族兴旺。这对于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很有启发。
“修蛇横洞庭,吞象临江岛。积骨成巴陵,遗言闻楚老。”古代流传过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尧曾派后羿在洞庭斩杀巴蛇(即修蛇,大蛇)。这条大蛇死后,蛇骨堆积得像臣陵一样,因此人们把这个地方取名为巴陵。古代还传说,巴蛇能吞食巨象:“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山海经·海内南经》)诗一开始,诗人就用这些传说作了一个比喻:襄州将领康楚元、张嘉延在荆州叛乱,就像那大蛇一样吞食巨象,在洞庭湖一带横行无忌,作恶多端。
“水穷三苗成,地窄三湘道。岁晏天峥嵘,时危人枯槁。思归阻丧乱,去成伤怀抱。”这几句写诗人当时的心情和处境。是说自己正流落在穷乡僻壤,加上岁暮将至,气候阴寒,时局充满危机。诗人被困居在这里,形容枯槁,憔悴不堪,虽然归心似箭,无奈又为动乱的现实所阻隔,真是有家难投,报成无门。
“郢路方丘墟,意华亦倾倒。风悲猿啸苦,木落鸿飞早。”前两句写社会环境:由于当时荆州一带战乱纷扰,破坏严重。昔日繁华的章华台亦已倒塌。后两句写自然环境,点出时令和节气。时值深秋,秋风萧瑟,猿啸声声,落叶纷纷。鸿雁早已自北而南,飞回南方了。这几句写的都是客观现实和自然景物,但诗人愁苦忧伤的心情却在字里行间处处流露,不能自已,大有物尚如此,人何以堪的深沉感慨。
“日隐西亦沙,月明东城草。关河望已绝。氛雾行当扫。长叫天可闻?吾将问苍吴!”《水经注》有这样的记载:“洞庭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看来诗人“临洞庭”的时间已经不短,太阳已被洞庭湖西的赤沙湖所吞没。一轮明月却从东方冉冉升起,照完了青草湖。
末尾四句,诗人写得尤其沉痛:天色已晚,山河逐渐望不见了。有如烟氛迷雾的“荆州贼乱”理应统统一扫而光!我要高声地问问苍天:我的呼叫声你到底听得见还是听不见?由于时代动乱和个人坎坷的经历,在这首诗里,忧愤不平和感伤的情绪不免流露,但与此同时,也可窥见已是垂暮之年的诗人,仍然密切关注时局,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上层统治集团,他那豪迈不羁的性格和炽烈奔放的感情不减当年。
全诗对“洞庭”的自然景物没有作精细的刻画和描写,只是选择了“荆州贼乱”这一客观事实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强烈的爱憎,达到“言怀”的目的。诗中运用神话传说作比喻,使诗意增添了浪漫主义的情调和色彩。这首诗除了首尾几句外,也有不少对偶的句子,但都自然而毫无斧凿痕迹,充分显示出诗人功力的深厚。
诗人以平易清新的笔触,描绘了一幅恬静闲雅的巴女放牛图。“巴女骑牛唱《竹枝》,藕丝菱叶傍江时”,写的是夏天的傍晚,夕阳西下,烟霭四起,江上菱叶铺展,随波轻漾,一个天真伶俐的巴江女孩,骑在牛背上面,亢声唱着山歌,沿着江边弯弯曲曲的小路慢慢悠悠地回转家去。如此山乡风味,极其清新动人。
下两句:“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纯然是小孩儿天真幼稚的说话口气,像是骑在牛背上的小女孩对于旁人的一段答话。这时天色渐渐晚了,可是这个顽皮的小家伙还是一个劲地歪在牛背上面唱歌,听任牛儿不紧不忙地踱步。路旁好心的人催促她快些回家:要不,待会儿天黑下来,要找不到家门了!不料这个俏皮的女孩居然不以为然地说道:我才不害怕呢!只要看见伸出木槿篱笆外面的大大的芭蕉叶子,那就是我的家了!木槿入夏开华,花有红、白、紫等色,本是川江一带农家住房四周通常的景物,根本不能以之当作辨认的标志。小女孩这番自作聪明的回话,正像幼小的孩子一本正经地告诉人们“我家爷爷是长胡子的”一样的引人发笑。诗中这一逗人启颜的结句,对于描绘人物的言语神情,起了画龙点睛的妙用。
古人说:“诗是有声画。”这首小诗就是如此。因为它不但有形、有景,有丰富的色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芭蕉的新绿和竹篙上紫、白相间的槿花),而且还有姑娘清脆的歌声。《竹枝词》是流行在巴渝一带的民歌,从诗人刘禹锡的仿作来看,讴歌天真纯洁的爱情是它的基本内容。从此诗中可以想见,这位巴女正是在纵情歌唱着她青春的情怀,这从“藕丝菱叶”似乎也能得到一点暗示。而且,妙就妙在她是骑在牛背上,一路走一路唱着,像移动的电影镜头一般,慢慢地把读者的视线引向空阔的远方。“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使整首诗充满乐观开朗的气息,给予读者一种健康的美的享受。
这是于鹄采用民谣体裁写的一篇诗作,词句平易通俗,富有生活气息,反映了川江农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恬静生活的一个侧面,读来饶有隽永动人的天然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