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篇赋都是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爱情故事，但两篇赋的神女形象差别很大。
《高唐赋》中的神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自由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所谓“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这是一片赤裸裸的原始激情和欲望的自然流露，是未曾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束缚的人性的直接张扬。这种随意放任的性关系并非宋玉的凭空想像，而是原始初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于原始时代“自由”婚姻的朦胧回忆。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确实存在着无限制的随意婚姻和自由放任的性关系。并且，原始社会结束后，这种状况还有延续。不要说更远，即使是到了一夫一妻制已经建立起来，配偶关系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和放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绝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如一些重大的节日，性关系更是随意而放任。古罗马的沙特恩节要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欢，同时“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因而也就成为纵情欢乐的代名词。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郑玄注：“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从“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甚至有因婚媾而争讼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性关系也是相当自由的。《周礼》所记反映的大约是商周时代的事，是传统习俗的延续和发展，由此不难想像神话产生的原始时代性关系的更大自由和放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巫山神女“愿荐枕席”，主动寻求匹偶交欢的举动就很好理解了：既不是反常，也不是“淫惑”，而是她那个时代（即神话时代）的十分正常而普遍的行为。
巫山神女神话特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她的神奇变化：“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巫山神女没有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即直接变为朝云和行雨，是非常神奇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经验和理智去解释，而只能通过神话的逻辑——变形法则——去说明。在原始人看来，“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原始初民的想像正是由于轻而易举地越过决定事物性质的界限而显得丰富和大胆。
以上两个方面即追求爱情的方式和神奇变化，充分说明《高唐赋》中的神女是一个具有明显原始神话特征的神话式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女神。
而《神女赋》中的神女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这是一个服饰华美、容貌姣丽、举止端庄、神态娴静的女性。宋玉除了强调她的光彩照人的外貌之外，更强调她的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温柔和顺，安闲自得，骨法奇美，适于侍奉君上；一是贞谅清洁，意态高远，以礼自持，凛然难犯。可以看出，以上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与原始神话中的女神格格不入，她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和《神女赋》不是一个形象。
关于《高唐赋》的主题思想，有学者认为高唐神女化为云雨是一种艺术想像，由于这种想像表现了男女交欢时那种像云一样飘忽，像雨一样空灵的感受，符合人们接受的心理基础，因而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艺术想像正是宋玉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是宋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些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把男女交欢与云雨联系起来并非宋玉的发明。有学者以中外古代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实乃出于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是交媾致雨宗教观念的反映。原始宗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交相感应的，人的主观意念和行为可以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巫术“相似律”原理认为，“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而男女交媾诱发降雨正是这种神秘的交感观念的反映。他们认为，行云降雨是天地阴阳交会的结果，所谓“天地相会，以降甘露”。（《老子》第32章）《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云雨则是使万物化生的最重要条件。原始初民的祈雨方式有多种多样，而交媾致雨的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便成为他们比较常用和普遍的一种方式，有的民族还因此形成了有关的宗教仪式。
有了雨露滋润，草木得以茂盛，五谷得以丰收，因而由交媾致雨又进一步发展为可以促进丰收、富足乃至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婚俗诗时曾指出：“初民根据其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蕃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初民相信“如果没有人的两性的真正结合，树木花草的婚姻是不可能生长繁殖的”。弗雷泽在考察了中美洲、非洲、澳洲以及亚洲的原始民族之后得出结论：“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采用两性交媾的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并相信与传说中的神灵交媾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宗教文化学和人类文化学著作中也时有所见。
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是特定宗教民俗背景下的产物，是多次发生过的“现实”，高唐神女与怀王交欢之后化为云雨的故事不过是它的神话反映而已，是宋玉对传统宗教和神话所做的比较忠实的记录。宋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大胆地吸收民间神话，巧妙地运用它为自己的立意构思服务：借助神话所固有的观念内涵和文化意蕴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说，《高唐赋》正是在这则神话所固有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明确了《高唐赋》与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文化观念意蕴之间的关系，实际也就找到了认识作品的思想指向。
《高唐赋》由序和正文构成，实际写了三个内容：一、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所体现的交媾致雨的宗教观念。之所以在作品的开头先讲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以它的文化观念意蕴统摄全文。二、云雨之后山河更加宏伟壮丽，万物充满勃勃生机。这部分篇幅最长，是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形象表现。三、鼓励襄王往会神女，希望通过与神女交欢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福祉。这部分是全文的结尾，表明往会神女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是完全一致的。
《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根据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宋玉在赋文中鼓励襄王往会神女，与神女交欢，希望借此达到政治清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以及个人身心强健、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由衷赞美山河大地的宏伟壮丽和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赞美由神女所化的云雨给世界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可以看出，《高唐赋》的立意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基础上，是按照古老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展开铺写的，因此，全文都以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为统摄。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文中对于山河大地和云雨的由衷赞美，依稀可以看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的踪影。这样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使序和正文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避免了其他各种说法导致的“两回事”的缺欠，并可以从神话故事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渚宫旧事》之三引《襄阳耆旧传》写怀王游高唐梦神女与之交欢，神女临别时说：“妾处之，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灵，幸妾之搴。将抚君苗裔，藩乎江汉之间。”原文可能有脱误，大致意思是：“蒙你不弃我的陋质，爱幸于我，我将保佑你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藩昌于江水和汉水之间。”神话故事本身就说明与神女交欢即可受到神女的保佑，使人口繁衍，民族兴旺。这对于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很有启发。
译文
译文
从前，楚襄王和宋玉游览云梦台，远望高唐观，高唐观上云气特异，状如峰峦，升腾直上，忽然又改变形状，顷刻之间，千变万化。襄王问宋玉：“这是什么云气呀？”宋玉回答：“这就是所说的朝云。”襄王又问：“什么是朝云？”宋玉回答：“从前先王曾经游览高唐观，感到困倦，白天就睡着了，梦见一个女子，说：‘我是巫山之女，高唐之客，听说大王游览高唐观，愿为你侍寝。’先王于是和她同寝，离开时告辞说：‘我住在巫山南面险峻的高山，早上化作灿烂的云霞，傍晚变成霏微的烟雨。朝朝暮暮，就生活在阳台之下。’先王早上起来观看，果真象她说的那样，所以给她修建庙宇，封号为朝云。”襄王问：“朝云刚出现时，是怎样的情景？”宋玉回答说：“她刚出现的时候，宛若茂盛挺拔的青松，稍微过了一会，现出亮丽婀娜的姿容，扬起长袖，遮住眩目的阳光，凝神伫望，若有所思。忽然又变幻了模样，驾着驷马之车疾驰，车上插着饰有羽毛的旌旗，凉风习习，细雨清凄，等到风住雨停，云清雾散，无处可寻。”襄王问：“我现在可以游赏一番吗？”宋玉说：“行啊。”襄王问：“那里的情形如何？”宋玉说：“那里高峻而广阔，登临眺望，极目辽远。宽广无边，好象万物都从那里生出。上接青天，下临深渊，珍贵怪异，奇特伟岸，简直难以用语言来描述。”襄王说：“你试着为我说说看。”宋玉说：“是”。
那高唐的概貌，绝对无物可比。莽莽巫山，何以匹敌。道路错综曲折，重叠层递。登上峭岩下望，长坡潭水蓄积。正遇雨后初晴，远观百川汇聚，波涛汹涌，无声无息。川水交流，水满四溢。集水成潭，水深无底。大风扬波，有如山间高突的田地。大浪拍岸，险隘之处回旋撞击。怒涛奔涌，有如航海望见碣石耸峙。巨响震天，水波撞击累累的山石。巨石沉没水中，大浪高高掀起。水波荡漾，旋转盘曲。大水远流，腾起阵阵雾气。奔涌翻滚，声响入云相激。猛兽拼命远逃，惊骇至极。虎豹豺兕，惊恐万状，全无往日气势；雕鹗鹰鹞，高飞低窜，屏气颤抖，怎敢如往日搏击？于是水族受惊，都浮上水面，到小洲北边躲避；鼋鼍鳣鲔，东歪西斜，纵横交积，张鳞奋翼，游动拥挤。
站在高坡遥望，冬天的树木依然郁郁苍苍。光彩鲜明，夺人目光。难以言表，烂若群星排列天上。榛林茂盛，重叠的花美丽芬芳。成对的山桐累累，枝叶交错展扬。轻风吹拂，倒影隐约，随波飘荡。伸展的枝条繁茂柔美，就象鸟儿张开翅膀。红茎白蒂，碧绿的叶子中露出紫红的花房。微风吹动，纤枝悲鸣，就像竽籁奏出的乐章。清浊相和，五音变化，应和着四方的音响。闻之动心，荡气回肠。孤儿寡妇，落泪心伤。长官废职，贤士失意惆怅，愁思无尽，叹息流泪彷徨。
登高远望，使人心伤。盘岸峭壁，整齐排列，巍峨挺拔。磐石险峻，倾斜着像要倒塌。山岩长短纵横，仿佛追逐着一比高下。角落里堵塞道路的岩石横卧，偏僻处洞穴在山岩高挂。山石堆积交加，重重叠叠更是高大。形如中流砥柱，屹立巫山之下。仰望山顶，山林清静浓绿，耀眼如虹霓光华。俯看山下，幽深无底是峥嵘的山崖。只听见松涛阵阵，洋洋大水好象要把江岸冲垮。野熊吓得要死，直立起来往树上攀爬，久久不敢离开，脚心汗水滴下。悠悠忽忽，失意伤感，令人惊心，无故惧怕。既使有孟贲、夏育的决断，要显示勇敢也是无法。突遇不知从何而来的怪物，叫人又惊又怕。怪石林立，形态各异，有如鬼神变化。有的象奔跑的野兽，有的像禽鸟飞上飞下。变幻莫测，奇特瑰伟，不能一一陈叙描画。登上高唐观的旁边，地势一遍平坦。连绵不绝，如簸箕的后半。芬芳的香草，遍地长满。秋兰、茝蕙和江离，鲜花盛开。青荃、射干和揭车，争奇斗妍。草木蘩茂，艳丽绵延。群鸟鸣唱，在花草的芳香里远传。雌雄失伴，鸣声哀婉。王雎、黄鹂、正冥、楚鸠、子规、思妇和垂鸡，把巢筑得高高，百鸟合鸣，其声宛转。当年遨游，唱和交替更换，鸣声如歌，传向极远。
有法术的方士，羡门、高溪、上成、郁林等神仙，在山林间兴高采烈地聚餐。祈祷在玉饰的宫室，供奉纯一色的牺牲，祭祀众多的神灵，向东皇太一礼敬。祝辞已经备好，祷告已经完成。君王才乘着玉舆，驾着青色的蛟龙飞奔。配合协调的旗帜飘飘，那是表示王者身份的旒旌。拨动琴弦，奏出典雅的乐声。寒风吹拂，更添悲哀一层。于是依调而歌，令人悲痛凄惨，屏息伤心。于是就让猎手纵马驰骋，山下人马排列，密如天上繁星。传令羽林骑士，口衔枚，不出声，弓箭不发射，猎网不张挂，在大水中跋涉，在草丛里驰骋。群鸟来不及起飞，野兽来不及逃命。是什么（猎物）死去了，使马蹄溅满鲜血，车马片刻暂停。那先获头功的猎手，猎物已装满车乘。大王您想去见巫山之女，必先斋戒沐浴。选择吉日良时，减少车骑，穿上黑衣。车上树起霓旌和云旗，车盖用翠鸟的羽毛装饰。恍如风起雨止，千里转瞬即逝。为了启发蒙昧，前去相会神女。想着天下百姓，为国家祸患忧思。任用贤能之臣，弥补自己过失。九窍通泰，精神舒畅，寿与天齐。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篇赋都是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爱情故事，但两篇赋的神女形象差别很大。
《高唐赋》中的神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自由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所谓“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这是一片赤裸裸的原始激情和欲望的自然流露，是未曾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束缚的人性的直接张扬。这种随意放任的性关系并非宋玉的凭空想像，而是原始初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于原始时代“自由”婚姻的朦胧回忆。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确实存在着无限制的随意婚姻和自由放任的性关系。并且，原始社会结束后，这种状况还有延续。不要说更远，即使是到了一夫一妻制已经建立起来，配偶关系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和放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绝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如一些重大的节日，性关系更是随意而放任。古罗马的沙特恩节要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欢，同时“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因而也就成为纵情欢乐的代名词。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郑玄注：“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从“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甚至有因婚媾而争讼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性关系也是相当自由的。《周礼》所记反映的大约是商周时代的事，是传统习俗的延续和发展，由此不难想像神话产生的原始时代性关系的更大自由和放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巫山神女“愿荐枕席”，主动寻求匹偶交欢的举动就很好理解了：既不是反常，也不是“淫惑”，而是她那个时代（即神话时代）的十分正常而普遍的行为。
巫山神女神话特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她的神奇变化：“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巫山神女没有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即直接变为朝云和行雨，是非常神奇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经验和理智去解释，而只能通过神话的逻辑——变形法则——去说明。在原始人看来，“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原始初民的想像正是由于轻而易举地越过决定事物性质的界限而显得丰富和大胆。
以上两个方面即追求爱情的方式和神奇变化，充分说明《高唐赋》中的神女是一个具有明显原始神话特征的神话式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女神。
而《神女赋》中的神女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这是一个服饰华美、容貌姣丽、举止端庄、神态娴静的女性。宋玉除了强调她的光彩照人的外貌之外，更强调她的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温柔和顺，安闲自得，骨法奇美，适于侍奉君上；一是贞谅清洁，意态高远，以礼自持，凛然难犯。可以看出，以上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与原始神话中的女神格格不入，她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和《神女赋》不是一个形象。
关于《高唐赋》的主题思想，有学者认为高唐神女化为云雨是一种艺术想像，由于这种想像表现了男女交欢时那种像云一样飘忽，像雨一样空灵的感受，符合人们接受的心理基础，因而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艺术想像正是宋玉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是宋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些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把男女交欢与云雨联系起来并非宋玉的发明。有学者以中外古代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实乃出于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是交媾致雨宗教观念的反映。原始宗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交相感应的，人的主观意念和行为可以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巫术“相似律”原理认为，“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而男女交媾诱发降雨正是这种神秘的交感观念的反映。他们认为，行云降雨是天地阴阳交会的结果，所谓“天地相会，以降甘露”。（《老子》第32章）《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云雨则是使万物化生的最重要条件。原始初民的祈雨方式有多种多样，而交媾致雨的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便成为他们比较常用和普遍的一种方式，有的民族还因此形成了有关的宗教仪式。
有了雨露滋润，草木得以茂盛，五谷得以丰收，因而由交媾致雨又进一步发展为可以促进丰收、富足乃至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婚俗诗时曾指出：“初民根据其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蕃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初民相信“如果没有人的两性的真正结合，树木花草的婚姻是不可能生长繁殖的”。弗雷泽在考察了中美洲、非洲、澳洲以及亚洲的原始民族之后得出结论：“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采用两性交媾的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并相信与传说中的神灵交媾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宗教文化学和人类文化学著作中也时有所见。
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是特定宗教民俗背景下的产物，是多次发生过的“现实”，高唐神女与怀王交欢之后化为云雨的故事不过是它的神话反映而已，是宋玉对传统宗教和神话所做的比较忠实的记录。宋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大胆地吸收民间神话，巧妙地运用它为自己的立意构思服务：借助神话所固有的观念内涵和文化意蕴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说，《高唐赋》正是在这则神话所固有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明确了《高唐赋》与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文化观念意蕴之间的关系，实际也就找到了认识作品的思想指向。
《高唐赋》由序和正文构成，实际写了三个内容：一、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所体现的交媾致雨的宗教观念。之所以在作品的开头先讲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以它的文化观念意蕴统摄全文。二、云雨之后山河更加宏伟壮丽，万物充满勃勃生机。这部分篇幅最长，是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形象表现。三、鼓励襄王往会神女，希望通过与神女交欢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福祉。这部分是全文的结尾，表明往会神女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是完全一致的。
《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根据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宋玉在赋文中鼓励襄王往会神女，与神女交欢，希望借此达到政治清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以及个人身心强健、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由衷赞美山河大地的宏伟壮丽和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赞美由神女所化的云雨给世界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可以看出，《高唐赋》的立意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基础上，是按照古老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展开铺写的，因此，全文都以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为统摄。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文中对于山河大地和云雨的由衷赞美，依稀可以看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的踪影。这样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使序和正文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避免了其他各种说法导致的“两回事”的缺欠，并可以从神话故事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渚宫旧事》之三引《襄阳耆旧传》写怀王游高唐梦神女与之交欢，神女临别时说：“妾处之，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灵，幸妾之搴。将抚君苗裔，藩乎江汉之间。”原文可能有脱误，大致意思是：“蒙你不弃我的陋质，爱幸于我，我将保佑你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藩昌于江水和汉水之间。”神话故事本身就说明与神女交欢即可受到神女的保佑，使人口繁衍，民族兴旺。这对于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很有启发。
宫怨是唐诗中屡见的题材。薛逢的这首《宫词》，从望幸着笔，刻画了宫妃企望君王恩幸而不可得的怨恨心理，情致委婉，有其独特风格。
诗的首联，即点明人物身份和全诗主旨：“十二楼中尽晓妆，望仙楼上望君王。”“十二楼”、“望仙楼”皆指宫妃的住处。《史记·封禅书》记，方士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又，《旧唐书·武宗本纪》记，“会昌五年作望仙楼于神策军”。诗中用“十二楼”、“望仙楼”代指宫妃的住所，非实指，是取其“候神”、“望仙”的涵义。这两句是说，宫妃们在宫楼之上，一大早就着意梳妆打扮，象盼望神仙降临一样企首翘望着君王的恩幸。
颔联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渲染，烘托望幸之人内心的清冷、寂寞：“锁衔金兽连环冷，水滴铜龙昼漏长。”这两句说，宫门上那兽形门环被紧紧锁住，那龙纹漏壶水滴声声。上句“冷”字，既写出铜质门环之冰凉，又显出深宫紧闭之冷寂，映衬出宫妃心情的凄冷。下句“长”字，通过宫妃对漏壶中没完没了的滴水声的独特感受，刻画出她昼长难耐的孤寂无聊的心境。 颈联通过宫妃的着意装饰打扮，进一步刻画她百无聊赖的心理。“云髻罢梳还对镜，罗衣欲换更添香”，是说刚刚梳罢那浓密如云的发髻，又对着镜子端详，惟恐有什么不妥贴之处；想再换一件新艳的罗衣，又给它加熏一些香气。这一联将宫妃那盼望中叫人失望、失望中又怀着希望的心理状态，刻画得十分逼真。“望”的时间越长，越叫人心情难堪，说是没指望吧，又怀着某种期待；说是有希望吧，望眼欲穿，实在渺茫。罢梳复又对镜，换衣重又添香，不过是心情烦乱无聊和想望之极的写照。
末联写宫妃“望”极而怨的心情，不过这种怨恨表达得极其曲折隐晦：“遥窥正殿帘开处，袍袴宫人扫御床”。“袍袴”，指穿短袍绣袴的宫女。“遥窥”二字，表现了妃子复杂微妙的心理：我这尊贵的妃子成日价翘首空望，还倒不如那洒扫的宫女能接近皇帝！又表明，君王即将临幸正殿，不会再来的了。似乎有一种近乎绝望的哀怨隐隐地透露出来。
这首诗对人物心理状态的描写极其细腻、逼真。自首联总起望幸之意后，下三联即把这种“望”的心情融于对周围环境的描画、对人物动作的状写和对人物间的处境的反衬之中，生动地反映了宫妃们的空虚、寂寞、苦闷、伤怨的精神生活。
这首诗用“借古讽今”的写法，把南宋继承北宋，比作东汉继承西汉，把在金人统治者扶持下出现的伪楚、伪齐傀儡政权比作王莽的新室。并且表示，只有东汉继继承的西汉，南宋继承北宋才是正统政权，而对于一切傀儡政权坚决不予承认。对于反对司马氏篡魏的嵇康，给予热情的赞颂。这些都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感情。
善于用典一向是李清照的特点，在这首诗里，李清照用王莽的新朝比喻当时的伪齐、伪楚政权。用嵇康与山涛绝交之事来贬低那些苟且偷生之辈。读起来有丈夫之气，当真巾帼不让须眉。
第一部分即是第一自然段，重点突出了永州之蛇的特点。
开头至“无御之者”，极力刻画出蛇的毒性异常，令人闻之色变。接下来至“杀三虫”写出了蛇的功用异常。而这也是造成永州捕蛇者命运悲剧的重要原因：封建统治者征集异蛇，每年征收两次，可以抵消应缴纳的租税。作者仅用“争奔走”三个字，就写出了永州百姓争先恐后、冒死捕蛇的情形。百姓惧怕原因即繁重的赋役。文章开篇即写毒蛇之害以衬托重赋苛政之害。捕蛇以抵赋，蒋氏之祖、父死在这上头，而蒋氏却甘愿干此差事，衬托出“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
第二部分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邪”，是写捕蛇者自述悲惨遭遇，笔法曲折。是全文的重心。
先说蒋氏“专其利三世矣”，但这是以他祖父、父亲的死于非命和自己的九死一生为代价的，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既然这样，好心的作者准备帮他解决困境。出人意料的是，蒋氏“大戚”，并“汪然出涕”，开始了沉痛的陈述。蒋氏的这番话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恢复他的赋役将会使他遭遇更大的不幸；二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居住长达六十年，亲眼看到同村的人因为缴纳赋税，背井离乡乃至十室九空，而只有自己因为捕蛇才得以侥幸生存下来；三是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时飞扬跋扈，到处叫嚣，到处骚扰，弄得鸡犬不宁；四是说自己愿意一年当中冒两次生命危险去换取其余时间的安乐。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结尾一段说：“余闻而愈悲”，比听蒋氏讲一家人的苦难时更加悲痛了．想到自己过去对孔子所说说“苛政猛于虎”这句话还有所怀疑，现在从蒋氏所谈的情况看来，这话是可信的。谁知道赋税对人民的毒害竟比毒蛇还要严重呢！于是写了《捕蛇者说》这篇文章，为的是让那些观察民俗的人知道苛重的赋税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
在全文这叙述边议论间或抒情的写法中，最后这一番议论．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说“苛政猛于虎”强调的是一个“猛”字，那么本文就紧扣一个“毒”字，既写了蛇毒，又写了赋毒。并且以前者衬托后者。得出“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结论。
本文在写作手法方面，除了对比、衬托的大量运用及卒章点明主题外，对蒋氏这一个人物的描绘也是极富特色的。特别是他不愿意丢掉犯死捕蛇这一差使的大段申述，讲得是既有具体事实，又有确切数字；既有所闻所见，又有个人切身感受；既有祖祖辈辈的经历，又有此时此刻的想法；既讲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诉说了乡邻们的苦难：不仅使人看到了一幅统治者横征暴敛下的社会生活图景，也让人感到此人的音容体貌宛在眼前，有血有肉，生动传神。
全文处处运用对比：捕蛇者与纳税的对比， 捕蛇者的危险与纳税之沉重的对比，捕蛇者与不捕蛇者（蒋氏与乡邻）的对比——六十年来存亡的对比，悍吏来吾乡是我和乡邻受扰的情况，一年受死亡威胁的次数和即使死于捕蛇也已死于乡邻之后等情况。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赋敛毒于蛇”这一中心。
文章通过揭露永州百姓在封建官吏的横征暴敛下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有力得控诉了社会吏治的腐败，曲折得反映了自己坚持改革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