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小令是乔吉为自写的自述，一生末仕，浪迹江湖，生活清贫潦倒。这是篇述志的作品，体现了作者的主、豁达豪放。但是这种豁达豪放，略显被动，让人不免心酸。
曲子前两句就表明了他否定仕途进取，鄙薄争名夺冠的态度。接下来他讲述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以“酒圣”为伴，以“诗禅”作乐，啸傲山水，醉情风月，这些都表现了他放荡不羁的情怀。他认为笑谈今古事，就如同在翰林院编修史籍，作者的狂欢自傲由此可见。结尾表现对自己吟风弄月的留连之情，真是终老不悔，怡然自乐。这首小令真切地表现作者的心性和生活态度，文笔自然流畅，雅俗并用，是一篇耐人寻味的佳作。
宋元以来，与伎艺人有着密切联系的文人学士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情趣，放射出一种特异的色彩。乔吉寄情山水，风月、诗酒、谈笑也颇放达，但与元初马致远的豪放派又有区别。其愤世之情更为隐秘，豪放之气则较为收藏。作品中更多的是随境自适的情调，然而却非浅薄轻狂。而他确实也是一位不遇于时，将一生才力倾注于曲的落魄文人。
这首长调上片写景宁静闲适，颇有“无我之境”的味道；下片回想少年意兴引入羁旅秋风的悲伤心结尾倚栏人形象回应了前边的写景，可知前边景色皆倚栏人所见。从而引导读者返回去品味上片的写景，发现原来上片也不是单纯的“无我之境”，它已经在宁静淡远的景色之中隐藏了许多悲哀和无奈。
“水抱孤城，云开远戍，垂柳点点栖鸦”这几句一连串三组意象构成了一幅闲适、静谧的图画：流水环绕孤城，遮住远方天空的浮云已经散去，柳树上栖息着三三两两的乌鸦。这三组景物分别可以让人联想到故乡，对远方征人的期盼和对安居无忧的向往。因此，它们看起来闲适，实际上却是引发游子羁旅之愁的起源。“晚潮初落，残日漾平沙”通过一个“漾”给了这幅静谧安祥的图画增添了一种动态。
“白鸟悠悠自去，汀州外，无限蒹葭”是镜头的转动，水鸟和无边无际的芦苇也承启了下面一句。“西风起，飞花如雪”这里的飞花，显然不是春天的柳絮而是上一句的芦花，正是这芦花给整个画面染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在这遥远朦胧的水面上“冉冉”的“去帆”那就是作者对自己遥远、朦胧的记忆中某些往事的回忆。
下片开的“天涯，还忆旧”就很自然地把描写重点从景转向于情了。“香尘随马，明月窥车”是忆旧，写的是当年元宵夜游的意兴。这一句明显是化用唐人苏味道的两句诗“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无论当年有多么欢乐，可是到了“渐秋风镜里，暗换年华”的时候，人的意兴也就随之起了很大弯化，“纵使长条无恙，重来处，攀折堪嗟”就是说的这种变化。“朱楼一角，寂寞倚残霞”，就是通过一个倚朱楼而望暮霞的孤独身影十分含蓄地写出了一种往事如烟，良辰不再的悲秋情绪。“人何许”人就在那悲秋的高楼上极目远望，他已经与这寂寞景色融入到一个画面了。
这首诗诗人通过描写清丽宏阔的景色，心中产生无限感慨，想起了漂泊生活的艰辛，表达出对家乡亲人的眷念之情。
第一、二两句先诗人从总体接描写盘豆城。“极目晴川”，中原的天空晴明，地面平旷，看不透，望不尽，就如展开一架巨大的画屏似的，跟诗人久住大江南北所习见的“楚水吴山”形成强烈的反差。因此，先写出这深刻印象。然后再交代出地理方位：“地从桃塞接蒲城”。盘豆城就处在河南陕西之间，东接中州，西通关中大道。“从”“棒”交代了诗人自东而西的行踪，可见诗人的行色匆匆。
第三、四两句描写诗人在水馆后轩所看到的景象。诗人小憩于官驿里的水馆后轩，开窗远眺，首先扑人眼帘的是“滩头鹭占清波立”。原来这水馆的水另有源头，那里卓立着顾影的白鹭。一个“占”字。写出白鹭的形单影只，也道出了诗人自己的孤独感。而“原接人侵落照耕”，则状写平川与人们的农事，他们仍在辛勤地耕作，直至融入如火的晚霞。这两句都从平视角度写，接句写的是静态，用冷色调；下句写动态，用暖色调，相映成趣，写出了中原夏末秋初的清新气息，还隐隐透露出诗人异样的惊喜之情，晴川之接也有像江南一样的明丽景色。
第五、六两句描写诗人在晴川所见以及流露出的感情。这两句诗人侧重于一个“晴”字，诗人改用仰视角度写晴空所见“去雁数行天际没”，从有到无，虽有雁南飞而不能传书，可见诗人内心的惆怅；“孤云一点净中生”，从无到有，虽是写景，也象征着诗人的孤寂，一种飘泊流离的感伤油然而生。
第七、八两句则写出诗人的心绪。诗人靠在后轩窗棂接凝望晴川的景色，竟至长时间不肯回过头来，是因为这里的清波落照与“楚水吴山”有相类之处，韦庄曾客游江南十年，弟妹散居越中诸郡，晴川这种明净之美触发诗人对越中亲故的怀念。“无限情”三个字压尾，余音袅袅，给人留下不尽的遐思。
这首诗由“极目”起，至“凭轩”终，通篇无一字直言“愁思"，结尾诗人指望着“楚水吴山无限情”，然而“尽日不回首”的身影始终笼罩着画面，“去雁”、“孤云"所带出的莫名惆怅和难言忧虑，增强深化了诗的主题，更有表现力。
诗题名其画为“秋景”，有的记载称这幅画为“秋景平远”，或作“秋山林木平远”。综合各种称谓来看，“秋景”是对这幅画的内容总的概括，而具体呈现秋景的则是山水及林木，所谓“平远”即是指画中辽阔的水面景象。
第一首题咏诗的着眼处在于水面及其近岸的林木，从而呈现出一片清疏旷远之景。
诗中写的画景是一幅“水乡秋色”，或可称作“水乡秋意”。首二句给读者展示一片萧疏的水乡深秋景象。把“野水”和三四两句联系来看，画中的水面是很远阔的。首二句所写是近处的岸边景象。“参差”是不整齐之意，这里是形容水和岸相接处的形象。由于深秋水落，岸边突出许多干地，同时水也停留在一些曲折处，于是水岸边呈现出参差之状，夏季烟水弥漫时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下面继以“落涨痕”，表明秋水下落后旧日水涨淹没的岸边河床又都呈露出来了。这句展现出的是一派湾荒水涸的景象。次句写岸边景物。“疏林”点明秋景，与末句“黄叶村”前后相应，构成秋象。首句所写的水岸也可认为是冬天的景象，而“疏林”既别于木叶尽脱，更不同于枝叶浓密，只能是袅袅秋风中的树林。“疏林”下接以“欹倒”，使形象丰富多姿，更富画意。“出霜根”生于“落涨痕”，涨痕退落后霜根露出，一“落”一“出”，上下相应。“落涨痕”与“出霜根”，在“疏林”的映照下，具有浓厚的深秋意味。
三四两句，再在展向远方的画笔疏淡处着眼，逗出人情。这两句展现的画面是，一舟棹向远方，尽处林木数点。面对这令人心神旷远的自然境界，于是诗人问道：那条小舟一桨一桨地划向何处啊？应是归去江南的黄叶村吧！诗人发挥自己的想象，于景物中融入人情，如同幕后隐语，启示读者，赋予画幅以悠然无尽的情味。
组诗第二首着眼于溪山林木，此诗后二句说：“不是溪山成独往，何人解作挂猿枝”，可知这幅画内是有山的，是位于近处。这里树木龙蛇般蜿蜒屈曲的枝干同臆想中江南的黄叶村、有猿猴在其林间栖息的险山急滩融为一体，拓展了画面，赋予画面以悠然无尽的情味，在景物中融进人情，引发读者情思。
七绝的写法，一般是前二句叙写事物，后二句抒发情思。第一首诗虽全章在题咏秋景画，仍于前二句着重以浓笔勾勒景物，给人以亲切的时节风物之感。后二句在用淡墨略加点染之际，凭虚发挥想象，表现出人的情感，画景之外，情调悠扬，极耐人寻味。这两首诗化实为虚、虚实相映，将眼前的溪水、扁舟、树木枝干同想象中的景物融为一体，拓展了画面内涵，情味深长。苏轼才气横溢，情调高远，其诗善于驰骋神思，翻空出奇。其题风景画诗无论长篇短章，都能不停滞于物象，常从生活联想中蔚发奇思，丰富了画的意趣，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这是一篇理意深刻、情趣盎然的咏物寄志散文。作者从山多髯松和结庐在此的原因，写到烟云万顷亭、唯天在上亭、清高亭、环中亭的历历景物。文章篇幅不长，由于紧扣了髯松这一特点，所以能把看松庵雄伟壮丽、幽美宜人的景色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读了令人有飘然忘返之感。
第一段状写匡山的美景，第二段叙写章三益在匡山建造庵庐及亭，第三段交代“看松庵”的命名缘由，第四段以问答的方式为章三益明志。此文主要对龙泉人士对章三益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作者认为章三益无论隐居还是出来做官，都能像松树一样坚持操守。
第一段写章三益在庐筐山结庐的原因，紧扣“乐松”两字。筐山髯松弥望，新翠如濯，上有为隐者所尚服的薜荔、女萝，下有能安神和气的茯苓之属，环境特宜养生养性，蓄志律身，因而结庐其间。
第二段写“看松庵”命名原由，全段围绕着“看松”两个字，先写庵的四周建有四亭，点明这个地方既有能生万顷烟云的深潭，又有高入云霄、视野广阔的峰峦，既有清寒空碧的林荫，又有众峰环翠、宛如仙人所居的静谧之处，庵庐就是结在这高、远、清、空的环境之中；继写“看松”的乐趣，从忘我入神而“看”到“行歌松间”的自乐，再到髯松解意“相娱”，层次分明。在章三益的眼里，松树根深叶劲，寒暑不惊，是“元夫巨人”以及“古豪杰”品格的像征，因此敬慕不已，久视不舍，以致主观精神与客体之形凝合为一，“物我两忘”；而章君行歌松间，髯松奉笙箫之音以“相娱”，则是以拟人手法点出髯松对章君之知遇。
第三段是议论，就松树的“正刚之气”结合章三益生平实际行为进行阐发，笔端饱含抒情。由于议论是针对“龙泉之人士”以为章三益已经“忘世”而发，显得顺理成章。
第四段是写作者邀请章三益一同游览青萝山，表示自己也有与章君相同志趣，也愿意以松为友以自律。文末以“虽然”一词转折，以“筐山之灵，其亦迟君久矣”一语呼应前文，戛然结束全篇。
松树的“正刚之气”，历来是仁人志士自厉自立的榜样。撰作文章时，作者已经四十多岁了，在这样的年纪面对着不堪的世道，他不但不嗟老叹悲，反而能以髯松的正刚气质自厉自期，想要以此与章君共律共勉，积极的人生太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正二十年庚子（公元1360年），章三益与宋濂、刘基、叶琛四人同应朱元璋之召，为明初政权效力。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三益与刘基同拜御史中丞之职，证实了宋濂认为三益结庐筐山并非“忘世”的正确判断。
文中提到章君久视髯松，“精神凝合，物我两忘”，是指主体对髯松正刚之气的神会与融合，即客体特征向主体的入化。这也是儒家所一贯倡导的“养志待时”的涵养过程，在某种特定境况下，它确有助于主体精神的扩充与升华。庄子所主的“物我两忘”是“无我”，是消极弃世；而这里所说是要将自己扩展成“大我”、“新我”，两者是不同的，这一点要加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