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送友人赴边,这是高适边塞诗中常见题材。本首诗中陈述董判官胸怀良策,仗剑出京,辞亲赴边御敌,诗人祝愿他要经得起边关的雨雪风尘之苦,为保卫边疆贡献计策,奋不顾身。诗人一生常以“万里不惜死”,“临戎觉命轻”的志向鞭策督促自己,随时准备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此诗一扫缠绵之词,立意高远,出语豪迈,具有强烈的献身精神。
首联的诗句突出了友人即将踏上远行的事实。“倚剑”这两个词成为关键词汇,它不仅使“行迈”和“别交情”之情既具悲切又彰显豪壮,还含蓄地传达了友人是从军出征的身份,说明了友人远行离亲之由是因为要守卫边疆。“行迈”之中,已隐隐透露出旅途的漫长遥远;而“别亲”更凸显出内心的留恋之情。然而,“倚剑”这个词语的运用,不仅把这次别离与投身军旅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也赋予了离别远行一种慷慨坚定的氛围。
次联写友人赴边作判官,供职幕府,将军以主人身份盛待才子。这两句承接首联,预言友人此次赴边,可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文才,必受主将的赏识,而得真诚接待。如诗人在《别冯判官》一诗中所写道的:“才子方为客,将军正渴贤,遥知幕府下,书记日翩翩。”董判官以才子之能,投奔渴贤之将军,必以其翩翩之姿,得意于将军幕府。诗人在这里预见友人赴任的情景,流露出对友人的羡慕之情。这不仅是对友人赴边的期许,也是对董判官的赞美和鼓励。
颈联仍承上两句设想友人赴边途中的情景。先“近关”,再“出塞”,紧扣“行迈”,具体写出路途遥远;“多雨雪”,“有风尘”,遥领末句,如实描绘边塞苦寒。可见旅途之苦辛。诗人多次出塞,对边地苦寒有切身体验,曾不止一次在诗中提到。如“关山唯一道,雨雪近三边”(《别冯判官》),如“莫言关塞极,云雪尚漫漫”(《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如“北使径大寒,关山饶苦辛”(《答侯少府》)等等。因而“近关多雨雪,出塞有风尘”两句并非夸张之笔,不过是实写关塞景物,从而逼出诗的结尾两句:“长策须当用,男儿莫顾身”。
尾联勉励友人莫畏艰辛,要经得住雨雪风尘之苦,为保卫边防贡献良策,为祖国立功奋不顾身。莫顾一身,施展长策,立功边陲,是一种先抑后扬的笔法,使诗歌顿生波澜。“男儿莫顾身”是对友人的慰勉,但也反映了诗人自己立功边塞的愿望和为国事献身的精神,以高昂的情调回答开头“行迈”的问题,结束全诗,使作品显得气势流畅,格调雄健,毫无一般送别诗的儿女离别之态。
这是一首登临怀古之作。首联“日落征途远,怅然临古城”,紧扣题目,直抒胸臆。日暮时分,四野幽暝,纵目远望,路途还很遥远,诗人在怅然间,登临苍凉的古城,心情更加寂寥。一开篇诗人就借眼前实景的描写,渲染了一种萧瑟凄寂的氛围。正所谓“樵童牧竖,并皆吟讽”。他同类题材创作,如《郢城怀古》:“客心悲暮序,登墉瞰平陆”;《登叶县故城谒沈诸梁庙》:“总辔临秋原,登城望寒日。”都类此。
中间三联由首联生发,写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次联“颓墉寒雀集,荒堞晚乌惊”:衰败的城墙头,晚归的鸟雀、乌鸦聚集在一起悲鸣着,不时又阵阵惊起,“萧森灌木上,迢递孤烟生”。城下灌木丛的上空,升起袅袅炊烟。“霞景焕余照,露气澄晚清”:远处,高空的彩霞折射出夕阳的余照,原野的露气洗净了傍晚的昏暝,显得明媚一些。诗人内心的幽郁,似乎也得到一定的缓解。但一个“余”字,一个“晚”字,仍然抑郁着写景抒情的基调:“霞景”虽明艳,但毕竟是“余照”;“露气”虽清新,但毕竟是“晚清”。
经过中间三联写景抒情手法的精心铺垫,诗就自然地过渡到尾联的强烈抒情:“秋风转摇落,此志安可平!”意谓:肃杀的秋风固然可以使万物凋败,而我的心志岂能就此消失!结得极妙,呼应首联,如果说开始的“怅然临古城”,只是诗人淡淡的自我喟叹,抒发内心的惆怅落寞,那结束的“此志安可平”却是诗人对现实的强烈抗议。
此诗风格刚健,语言洗练,与魏征的《述怀》、虞世南的《结客少年场行》都是初唐诗坛不可多得的佳篇。
此诗盛赞宴享时酒肴之甘美盛多,以见丰年多稼,主人待客殷勤,宾主共同欢乐的情景。诗中所称的“君子”,是宾客对主人美称。
全诗六章,显示欢乐的气氛,在赞美酒肴丰富的同时,并于后三章进而赞美年丰物阜,故而在宴会当中,宾主得以尽情享受。诗的前三章,章四句,皆以“鱼丽”起兴,具体地歌赞主人酒宴的丰盛,礼遇的周到,可以说是全诗的主体部分。诗人从鱼和酒两方面着笔,并没有写宴会的全部情景。以鱼的品种众多,暗示其他肴馔的丰盛;以酒的既多且旨,表明宴席上宾主尽情欢乐的盛况。写鱼的品种众多,不厌其详,写饮酒的情况,就比较概括,这种写法,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在周代我国已进入农业社会,农业有了相当的发展,不仅广兴耕稼,而且许多鱼类,已成为人们常见的美食。捕鱼养鱼的方法也有了进步,在《诗经》里,提到鱼的篇章不少。《邶风·谷风》、《齐风·敝笱》、《豳风·九罭》,乃至《周颂·潜》、《小雅·南有嘉鱼》、《小雅·鱼藻》都有关于鱼的记载,特别是在《陈风·衡门》当中,有这样的诗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又说:“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用鲂、鲤两种鱼的嘉美和娶妻要娶“齐姜”“宋子”,相提并论,可见人们对吃这两种鱼的青睐。在《周颂·潜》诗中,以“猗与漆沮,潜有多鱼”写养饲鱼类的情况,并且表明饲养的目的,是为了“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可见养鱼之被重视。滋味鲜美的鱼类在宴席上,也就成人们乐于称道的美馔了。在此诗前三章中,每章并列两种鱼名:“有鲿有鲨”、“有鲂有鳢”、“有鰋有鲤”,诗人不厌列举,并非纯用夸张语气,而是借鱼类之多,说明酒宴的隆重,并以表明其他肴馔也必然相应的丰富。诗人这种举一反三,以简驭繁的手法,是广为后人效法的。
说到酒,“酒”是丰年的象征,丰年酿酒,是先民历来的习惯。古代酿酒的原料,纯用粮食作物。在食用的五谷丰产之后,人们才用多余谷类,进行酒类的酿制。《诗经》中提到酒的名篇很多,《豳风·七月》中说:“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周颂·丰年》这篇,写得更具体,其诗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诗中所称之稌,今称为稻(一说专指糯稻),稻黍俱得丰收,盈仓盈廪,“为酒为醴”,才有条件。酒之为用,除了供祭祀昭告丰收之外,“以洽百礼”一句,概括了它的重大作用。因而宴会之中要欢饮旨酒,燕飨嘉宾,更以酒多且旨,以示丰年之欢乐。朱熹《诗集传》,据《仪礼》“乡饮酒”及“燕礼”皆歌《鱼丽》,称此诗为燕飨上下通用之乐,其义甚明。证以《小雅》中其他有关饮酒的诗篇,如《小雅·鹿鸣》(原为燕飨群臣嘉宾之诗,其后成为上下通用之乐)云:“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遨。”《頍弁》云:“乐酒今夕,君子维宴。”盖“酒以成礼”、“酒以尽欢”,由来已久。《小雅·南有嘉鱼》诗亦称“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此诗前三章反覆称道“君子有酒,旨且多”、“君子有酒,多且旨”、“君子有酒,旨且有”,正是表明宾主在宴会中十分欢乐的情景。
诗的后三章,诗人紧扣前三章中三个重要词语“多、旨、有”,进而赞美在丰年之后,不仅燕飨中酒肴既多且美,更推广到“美万物盛多”(《毛诗序》)这一更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就诗的本身来说,这三章可称为副歌。有了这三章,歌赞丰年的诗意,乃更为深挚。诗人说:“物其多矣,维其嘉矣”,“物其旨矣,维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由物品之多,而赞美到物之嘉美;由物品之旨,而赞美到物之齐全;由物品之富有,而赞美其生产之及时。表明年丰物阜,既是大自然的赐予,更是人类勤劳创造的成果。而燕飨的欢乐,则是在丰年以后才能取得的生活中的享受。诗章语简而义赅,充分显示了物类繁多而时人富裕这样的现实。
《小雅·鱼丽》,作为一首乐歌,它的唱法,现在已不知其详,无从考证,但在语言运用方面,仍能得到一些启示。前三章章法相同,采用四、二、四、三的参差句式,在唱法上既有反覆赞歌之美,又有参差不齐的音乐节奏,便于重唱合唱。诗中所称的“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在用意上虽无甚差别,但能产生一唱三叹的美感,使满座增欢。后三章着重在点明主题、渲染气氛,所以每章只有两句。在诗句的本身,其重音节落在“嘉、偕、时”等字词上,句末用“矣”字,使乐曲可以延长咏叹时间,起放慢节奏的作用。前后三章,互相辉映,其整体构思,颇见出诗人手法的高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