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塑造了一位地位虽有不同,但命运却与《卫风·氓》之主人公相似的可怜弃妇形象。她当初也许曾有过海誓山盟、夫妇相爱的短暂幸福。但随着秋来春往、珠黄色衰,“其心孔艰”(心思难测正如“氓”之“不三其德”、其心“罔极”)的丈夫,待她便“始者不如今”,粗暴取代了温柔,热恋化作了冷漠。丈夫回到家中,想到的只是上河梁去取鱼虾享用,而对操劳在室的妻子,则连“入”房中慰问一下的兴致都没有。他总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大抵早已有了“外遇”罢)。说他事忙吧,他却能在庭中慢条斯理地油他的车;说他没事吧,却连“遑舍”(止息的闲暇)一夜的功夫都没有。好容易盼得他回来一次,却只给妻子留下暴虐相待的伤痛。想到命运之绳曾将自己和丈夫贯串在一起(“及尔如贯”),相互间理应亲如“埙”、“篪”相和的“伯”、“仲”(古时常以兄弟相亲喻夫妻相谐);而今,丈夫竟连起码的夫妇之礼都不顾了,不能不激得女主人公悲愤难平。在长夜焦灼的“反侧”之中,她终于发出了愤切的诅咒:“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人罔极”——你真正是枉然生了一张人脸,心思的险恶莫测,简直胜过鬼蜮呵!
从诗之结语“作此好歌(因为歌意涉及男女之情,故称),以极反侧”看,此歌作于女主人公长夜难眠的“反侧”之际。诗虽也带有相当的叙事成分,但脉络并不清晰。在充满疑云的反覆诘问中,展出“彼”人的飘忽身影,又穿插进回忆中的种种生活片断,使全诗的结构显得似断非断、散乱飘忽。如果要找一个适当的词汇来说明此诗的表现特点,那就是两个字——“梦幻”。而这,大抵正与女主人公作歌时的“反侧”难眠状况有关。从诗中透露的消息可知,那位薄情丈夫对女主人公的冷遇,无疑已天长日久。每当她望眼欲穿盼其归来时,丈夫却总是迟迟不归;就是归来,也行迹诡秘、形同飘风,出没于庭院、鱼粱之际,只顾着自身的享受,极少有入房与妻子叙叙的诚意。一对往日的燕尔夫妻,竟变得如同陌路之人。这些景象,当然会深深烙在女主人公脑际而难以抹去。因此,当她辗转反侧之际、神思恍惚之中,往事今情便可能全化作散乱的片断,梦幻般地涌现在眼前。此诗正适应了这一特定背景,采用叠章和问句、跳荡不定和迅速转换的意象,表现了女主人公似忆似梦间的疑惑与惊诧、痛愤和哀伤。进入女主人公梦思中的对象,明明是她丈夫,她却似乎不认识他,开篇即以“彼何人斯”相询,正绝妙地传达了这种神思恍惚中的迷乱之感。后文的“胡逝我梁,不入唁我”、“我闻其声,不见其身”,更以扑朔迷离之辞,表现了唯有幻梦才带有的视听和思虑特点。女主人公刚想细细审视,幻境却又一变,车影、语声竟化作一团“飘风”,忽东忽西地卷向鱼梁去了;但转眼间,她又似乎看到,丈夫分明还在庭中,正如往日那样悠然自得地“脂车”呢。梦境的飘忽变幻,伴随着女主人公神思恍惚间的疑惑、惊惧、失望和愤懑,一起化作诗行涌现,便产生了这首奇妙、独特的弃妇歌。
首联“了然知是梦,既觉更何求?”是说明自己已经参破生死根本,彻底明白人生不过一梦。如今,既然大梦已醒,还有什么欲望和追求呢?因此他接着写道:“死入孤峰去,灰飞一烬休”,这可以做两种解释。一是死了施行出家人的火葬,化做灰烬,埋进孤坟。一是死后埋葬到孤零零的山中,如同火尽灰扬一样,都是同样一个空空的结局。
李白有诗句,曰:“道人制猛虎,振锡还孤峰。”只有这样无牵无挂,才有可能领悟自性,达到第三联所描绘的境界:“云无空碧在,天静月华流”。云彩消失了,才能露出碧蓝的天空;天宇平静了,月亮才能洒下清辉,宛如排除一切杂念,自性妙道才能显现一样。有了“无”才有“在”;有了静”才有“流”;有了一无所求,才有自性妙道的呈现,其中体现的是禅家的般若智慧。
“天静月华流”一句,实在是神来之笔。古代诗中常有“月光如水”的描写,已经非常形象地道出了月光的清凉可爱,而“月华流”则又进了一步。它形象生动地描绘出月亮的清辉洒向天地时的景象。这动态的美,抓住了。月光如水”这个“水”字的特征,比他人更胜一筹。
齐己在晚唐颇有些名气,特别是他的咏梅诗句“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经郑谷改了一字(“数”改为“一”),齐己便谦逊地拜郑谷为师,千古传为佳话。既然能以一字拜郑谷为师,可以想见他很注意炼字功夫。“天静月华流”,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精工入神的句子。
末尾两句:“免有诸徒弟,时来吊石头”。“石头”,指盛唐时著名禅师石头希迁和尚,死后门人为之建塔。作者认为这也没有必要,再一次强调生死当一无挂碍,以回应全篇。
首三句写出作者早年为功名利禄奔波于大江南北的辛酸和痛苦。“大江东去”袭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占》,但却没有苏词的豪放。它与次句“长安两去”形成对仗,作者在小令《塞鸿秋》所写的“功名万里忙如雁,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自如练”,也是此意。只不过一气呵成,连用四个长句构成“连璧对”。更为酣畅淋漓罢了。
中间三句作者用陶渊明及召平典来写隐居生活。“厌舟车,喜琴书”。喜琴书即陶渊明在《归来去兮辞》中所写的那种文人雅士的诗意生活。一厌一喜,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时人刘将孙称赞薛昂夫:“以公侯胄子人门家地如此,顾萧然如书生,厉志于诗,其志意过流俗远矣。”(《九皋诗集序》)可见,这并非是作者的自我标榜,而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瓜田暮”是用典,表示隐居生活。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远见的有才之士。韩信被诛以后,刘邦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他为萧何剖析利害关系,劝其让封不受。召平于秦亡汉兴后之所以高蹈远祸,归隐不仕,当是对刘邦大肆屠杀功臣的行为有所不满。在薛昂夫售勺散曲中多次提到召平,如“召圃无荒地”(《双调·庆东原》)、“瓜苦瓜甜,秦衰秦盛,青门浪得名”(《中吕·朝天曲》)等。作者在官场竞逐中青春消尽,两鬓如霜,极度厌倦了官场的倾轧争斗,憧憬向往着召平式的隐逸生活。虽然这种隐居生活注定要远离名利,但“心待足时名便足”,只要能摆脱“名缰利锁”,像召平那样甘于寂寞和平淡,就一定能够让生命自在徜徉。
末尾“高,高处苦;低,低处苦。”是指个人命运的得失穷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多表现的是“低,低处苦”。即文人的困顿不遇。“高,高处苦”则相对表现的较少。所谓高处苦,这当是作者对宦海生涯的真切体验,而非一般文人想象之词,当然,相对于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此作还是过于拘泥于个人的成败得失,在境界上稍逊一筹。
此曲抒写作者身居宦海的苦闷与自省。作者虽有退隐之想,却并未做到。说只要心满足也就得到满足,又说在高处做官也苦,在低处隐居也有低处的苦,道出了人生的矛盾,表现了真实的内心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