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中反映农民困苦生活的作品很多，如白居易的《观刈麦》、张籍《野老歌》、皮日休《橡媪叹》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而《打麦》不落窠臼，内容更丰富，艺术上颇多创造。
这首诗集中抒写了农民的终生劳苦，流露出强烈的恤民情怀，及对不合理现实的愤懑。全诗可分为两段，从开头到“敢惮头枯面焦黑”为上段：
“打麦打麦、彭彭魄魄，声在山南应在北。”诗名“打麦”，开头就直承题意。但不是正面描写农民劳动场面，而是用相互回应的一片打麦声，侧面取影，写出了紧张艰苦的工作情景。接着作者撇开打麦，蓦然跳跃到打麦以前的收割。“四月太阳出东北，才离海峤麦尚青，转到天心麦已熟。”这里用夸张手法描写麦子成熟之速，目的是突出麦收的刻不容缓，渲染了农民抢收的紧迫性。“鹖旦催人夜不眠，竹鸡叫雨云如墨。”鹖旦夜鸣催人，风雨将至，不抢收则颗粒无获。这两句进一步渲染出抢收的紧张气氛，引出下面对收麦的正面描写：“大妇腰镰出，小妇具筐逐，上垅先捋青，下垅已成束。”只写妇女，实际上却已包括丁壮，笔墨简洁。捋青随即成束，既写出田家动作的熟练、紧凑，也写出神情的亢奋、紧张。白居易《观刈麦》说“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与之相比，此诗抓住了收麦场面中的特定动作，刻画更为准确。“田家以苦乃为乐，敢惮头枯面焦黑。”把农民的心理写得入木三分。夜无安眠，朝无少息，劳作很辛苦，但农民却以苦为乐。这里面有面对劳动果实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年成尚好，虽然所得无几，但不至于饿死道旁。这是凄楚的喜悦，辛酸的微笑。
这段通过对收麦环境、劳动场面和农民心理的描写，充分反映了田家生计的艰辛。
下一段从“贵人荐庙已尝新”到结束，由回顾收麦跳跃到展望食麦。“贵入荐庙已尝新，酒醴雍容会所亲。曲终厌饫劳童仆，岂信田家未入唇。”荐庙即献于家庙作祭品，醴是甜酒。贵人们雍容尝新，饱食有余，和田家的不曾入口形成强烈对比，揭示出耕者不食，食者不耕的对立。“尽将精好输公赋，次把升斗求市人”，不耕者饱食却还有余，力耕者无食被迫售粮，田家的饥馁不言而喻，两者的对比又深入了一层。
麦秋结束，劳作未歇，诗人构思又跳跃到打麦后的插禾：“麦秋正急又秧禾，丰岁自少凶岁多，田家辛苦可奈何！”这里写插禾只是一笔带过，不再作具体描写，虚实相间，错落有致。“将此打麦词，兼作插禾歌”，打麦和插禾，虽然一为农事之末，一为农事之始，但贯穿始末的是送不走的“辛苦”二字。田家的辛苦又要随着插禾周而复始了。结尾结而不断，首尾相衔，内涵丰富。
张舜民一贯重视民生疾苦，《画墁集》中有不少篇章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而此篇尤为突出。诗中强调了农民的终生劳苦，内容比前人开拓得更广。
此诗在艺术上也颇有独到之处。诗题说“打麦”，却忽而收麦、忽而食麦、忽而插禾，以打麦为联系中心，结构跳跃动荡，又有章法可寻，对主题的表现有重大作用。
由于作者热悉农村生活，因此在描写农村环境及劳动场面时，形象真实生动，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描写贵人神态，着墨无多，却十分传神。两种形象的对比，互相映衬，更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诗中使用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参差，自由洒脱，避免板滞，很有乐府风味。诗中换韵三次，平仄交押，仄声的短促峭急，突出了农民的劳苦；平声的悠长平和，刻画了贵人的雍容自得。
整篇诗不用典实，不用生僻字，质朴平易，任情而往，在宋诗中颇具特色。
词的上片写见月兴怀，由思人梦以及梦后的悲伤，丝丝入扣，言简意赅，又极富艺术韵味。“明月茫茫，夜来应照南桥路”两句，见月兴怀，引发作词之灵感。眼前的月色，令词人追思当年苏州南桥附近的街巷。自然唤起他如水的柔情和美好的回忆。“茫茫”，辽阔，深远之意。这里接在“明月”之下，便觉词人有无限感慨。“梦游熟处，一枕啼秋雨”两句，言思之人梦。这两句写因怀想入梦，以及梦醒后的伤感。“秋雨”，比喻泪水。“一枕”句，锤炼极工而又不露痕迹，化用李清照词《采桑子·芭蕉》“伤心枕上三更雨”句意，既言梦境之短，又见泪水之多。
词的下片正面抒发怀念苏州之情，以及难于名状的人生遗憾。“可惜人生，不向吴城住”一韵，正面抒写怀恋苏州。“可惜”二字，既怀恋又后悔，感叹自己住在苏州，情溢于词，见出其恋恋苏州之情，何其之深也。“心期误”，言人事多变。词人本想早归或已拟定回苏州之日，但人事蹉跎，一误再误，竞不能如愿。三个字，寄托了词人的隐痛。一个“心期”，一个“误”字，包含词人人生遗恨。“雁将秋去。天远青山暮”二韵，以景结情，无限怅惘尽在不言之中。这等景象，令人兴怀。词人思念故地、故人，渲染得出神入化，缠绵深挚。结句“天远青山暮”，化用欧阳修词《踏莎行·候馆梅残》：“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的句意。
这是一首怀人之作，以时空人事的变化，来反衬词人对苏州的眷念之情始终不变。结构严密，语言自然流畅，言有尽而意无穷。全词运笔轻灵，颇见深情和远韵，是一首婉约深曲疏快的小词。
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他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这里的“所长”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而在这“文词”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例如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许多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画面、表达的情感内容，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
陶渊明一生酷爱自由，反抗精神是陶诗重要的主题，这首诗赞叹神话形象精卫、刑天，即是此精神的体现。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起笔二句，概括了精卫的神话故事，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北山经》云：“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为复溺死之仇，竟口衔微木，要填平东海。精卫之形，不过为一小鸟，精卫之志则大矣。“精卫衔微木”之“衔”字、“微”字，可以细心体会。“衔”字为《山海经》原文所有，“微”字则出诸诗人之想象，两字皆传神之笔，“微木”又与下句“沧海”对举。精卫口中所衔的细微之木，与那莽苍之东海，形成强烈对照。越凸出精卫复仇之艰难、不易，便越凸出其决心之大，直盖过沧海。从下字用心之深，足见诗人所受感动之深。“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此二句，概括了刑天的神话故事，亦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也；戚，斧也。刑天为复断首之仇，挥舞斧盾，誓与天帝血战到底，尤可贵者，其勇猛凌厉之志，本是始终存在而不可磨灭的。“刑天舞干戚”之“舞”字，“猛志固常在”之“猛”字，皆传神之笔。渊明《咏荆轲》“凌厉越万里”之“凌厉”二字，正是“猛”字之极好诠释。体会以上四句，“猛志固常在”，实一笔挽合精卫、刑天而言，是对精卫、刑天精神之高度概括。“猛志”一语，渊明颇爱用之，亦最能表现渊明个性之一面。《杂诗·忆我少壮时》“猛志逸四海”，是自述少壮之志。此诗作于晚年，“猛志固常在”，可以说是借托精卫、刑天，自道晚年怀抱。下面二句，乃申发此句之意蕴。“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同物”，言同为有生命之物，指精卫、刑天之原形。“化去”，言物化，指精卫、刑天死而化为异物。“既无虑”实与“不复悔”对举。此二句，上句言其生时，下句言其死后，精卫、刑天生前既无所惧，死后亦无所悔也。此二句，正是“猛志固常在”之充分发挥。渊明诗意绵密如此。“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结笔二句，叹惋精卫、刑天徒存昔日之猛志，然复仇雪恨之时机，终未能等待得到。诗情之波澜，至此由豪情万丈转为悲慨深沉，引人深长思之。猛志之常在，虽使人感佩；而时机之不遇，亦复使人悲惜。这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悲剧精神。
渊明此诗称叹精卫、刑天之事，取其虽死无悔、猛志常在之一段精神，而加以高扬，这并不是无所寄托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一组联章诗，第一首咏隐居耕读之乐，第二首至第十二首咏《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记神异事物，末首则咏齐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任用佞臣，贻害己身的史事。因此，此组诗当系作于刘裕篡晋之后。故诗中“常在”的“猛志”，当然可以包括渊明少壮时代之济世怀抱，但首先应包括着对刘裕篡晋之痛愤，与复仇雪恨之悲愿。渊明《咏荆轲》等写复仇之事的诗皆可与此首并读而参玩。
即使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精卫、刑天复仇的愿望，似亦未能如愿以偿。但是，其中的反抗精神，却并非是无价值的，这种精神，其实是中国先民勇敢坚韧的品格之体现。渊明在诗中高扬此反抗精神，“猛志固常在”，表彰此种精神之不可磨灭；“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则将此精神悲剧化，使之倍加深沉。悲尤且壮，这就使渊明此诗，获得了深切的悲剧美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