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
题目是“再经胡城县”，诗人自然会由“再经”而想到“初经”。写“初经”的见闻，只从县民方面落墨，未提县宰；写“再经”的见闻，只从县宰方面着笔，未提县民，这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如果听信封建统治阶级所谓“爱民如子”之类的自我标榜，那么读到“县民无口不冤声”，只能设想那“冤”来自别的方面，而不会与县宰联系起来；至于县宰呢，作为县民的“父母官”，必然在为县民伸冤而奔走号呼。读到“今来县宰加朱绂”，也准以为“县宰”由于为县民伸冤而得到了上司的嘉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诗人在写了“初经”与“再经”的见闻之后，却对县宰的“朱绂”作出了“便是生灵血染成”的判断，这真是石破天惊，匪夷所思。
结句引满而发，对统治者的揭露与鞭挞不留余地，这与常见的含蓄风格迥乎不同。但就艺术表现而言，诗中却仍然有含而不露的东西在，因而也有余味可寻。“县民无口不冤声”既然是“去岁”的见闻，那么县民喊的是什么冤以及喊冤的结果如何，诗人当然记忆犹新，但没有明写。县宰加朱绂“既然是“今来”的见闻，那么这和县民喊冤的结果有什么联系，诗人当然很清楚，但也没有明写。而这没有明写的一切，这就造成了悬念。最后，诗人才把县宰的朱绂和县民的鲜血这两种颜色相同而性质相反的事物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惊心动魄的结句。诗人没有明写的一切，就都见于言外，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县宰未加朱绂之时，权势还不够大，腰杆还不够硬，却已经逼得“县民无口不冤声”；如今因屠杀冤民而赢得了上级的嘉奖，加了朱绂，尝到了甜头，权势更大，腰杆更硬，他又将干些什么，诗人也没有明写，然而弦外有音，有很强的震撼力。
全诗构思巧妙，诗人描写了他两次路过胡城县的见闻，把这两次见闻写进诗中，构成对比，使主题更加鲜明醒目，这一对比，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朝廷的忠奸不分，官吏残暴无耻。害民的官吏反而高升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就在这对比中表现出来了。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末的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中，写山东巡抚玉贤因害民升官的诗句“血染顶珠红”便是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脱化而出的。
首句点出残雪产生的背景。
“风卷寒云”既是雪后天晴的征兆，又是次句“江烟洗尽柳条轻”的基础。大风卷走寒云，也将江面上的云烟雾气一扫而空，又吹落了柳枝上的积雪，使柳枝轻摆。雪晴在天“暮”之时，为结句“一夜明”作了极好的铺垫。
次句意境清朗，容量很大。雪后天晴，烟云荡尽，江天高朗明净，江边柳条轻盈，随风婀娜摆动。“洗”字，“轻”字，用得极为准确。原来江面上霰雪纷纷，白雾蒸腾；现在一下廓清，纤尘不染，仿佛洗过的一般。原来柳枝低垂，没精打彩，不胜积雪之重压；如今一旦卸下重负，感到特别轻松，显得特别轻盈。如此一来，雪的世界当然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一些残余的踪迹了。这么纷繁的意象，仅用了七个字，真是精炼至极。
三句转笔蓄势。目光由远处转向近处，范围从整个江郊转向韩舍人的檐前，景象从壮阔转向细微。“数片”说明雪之残存不多，故只得“一夜明”；“无人扫”突出环境之幽雅清静，故能映雪夜读。如此蓄足笔势，结句的出现便如顺水之舟了。结句“又得书窗一夜明”仍紧扣住“残雪”写想象中之虚景。说明雪还没有融尽，檐前还保留一点洁白的残雪，想象着它的反光映照在书窗上，显得环境格外清幽，可以像晋代孙康那样映雪夜读。但可惜只得一夜享受，明天残雪一化，雪的踪迹全无，就不能再有这种享受了。表达对残雪充满无限喜悦留恋的心情。据《尚友录》载：“晋孙康，京兆人。性敏好学，家贫无油，于冬月尝映雪读书。”此句暗用其事，还兼有赞美韩舍人刻苦好读之意。如此用典，咸淡自知，却了无痕迹，真是进入了化境。
因为徇私犯法，发配岭南，诗人心中的追悔、痛苦自不言而喻。加上本来他是颇受宠幸的，痛苦无疑更甚。所以，被贬途中，当他看到成群的大雁向北飞去，不禁睹物伤情，悲从中来。“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飞”，在这美好的春天，群雁北归，寻其自由安乐之所，而自己却要跨越千山万水，远赴万里之遥到那险恶湿热的南方瘴疠之地。其间旅途的坎坷，虫兽的侵袭，疾病的折磨，都要忍受。春雁北返，回到自己的乐园，乃随性而动；而自己作为万物之灵长，却沦落偏僻的异地，身不由己，无可奈何。首两句，由雁及人，在人雁对比中，那种人不如雁的感慨深蓄其中。
末二句，“未知何岁月，得与尔同归”，紧扣归雁，进一层抒发内心的悲愤与痛悔。雁在北方安家落户，因此，古人称北飞的雁为归雁。隋代薛道衡《人日思归》“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两句写人见归雁而自然生归家之情。诗人此时身处南中，凝望那阵阵北归的群雁，也不禁动了归乡这个念头：不知什么时候，我才能和你们这些自由的大雁同返家园？古时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湿热气候，被贬谪南地的人往往凶多吉少，加之路途遥远艰辛，更是生死难料。此番南去，是生是死，实难卜知。盖一切都尚在冥冥之中也，因而作者那绝望的苦痛、负罪的悔恨以及深沉的身世之悲，都交织在这末二句上了。
诗中作者把无情的大雁当作可以告语的知己，向它们倾诉自己的情怀，情真意切，出语自然。这里表现了一个“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的疲惫不堪的旅人，他踽踽独行，凝望那北归的群雁逐渐消失在远方，他的心也随之很沉很沉地堕了下去。值得庆幸的是，韦承庆不到一年便被召回，继续做官，兼修国史，颇受唐中宗称善，官至黄门侍郎而卒，可谓善终。大概从这次贬谪中，作者是吸取了某种人生的教训的，加强了个人品行的修养。宋之问有一首诗《题大庾岭北驿》，和这首诗比较相似，其前四句云：“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在人雁对比中，写思家之情。但宋之问终未能从贬所归来，唐玄宗时竟被赐死。大概因为宋之问的人品太差，先谄事张易之，后有依附武三思，在知贡举时，竟然收取贿赂，且不知悔悟，遂引起时人的公愤，连皇帝也讨厌他，于是把他赐死了事。反映在诗歌里，韦承庆的贬谪思归之苦，更能博得后人的同情。末二句自然、真挚，脱口而出，毫无矫揉装束之态，深得后世诗论家的好评。
这首诗，通篇用叙述的笔调，语言直白、通俗，如话家常。短短二十字中，运用对比手法，把作者那深切的贬谪之痛，完满地表现了出来，自具动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