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三句写景,描写了白云漫卷,烟尘四起,关山阻绝的惨淡景色;后一句抒情,表达了远离家国的悲伤和担忧。全诗语言悲慨,感情真挚。
刘昶在宋不以诗名,这首《断句》是他流传下来的唯一诗篇。这首诗同项羽的《垓下歌》一样,具有撼山动地的感人力量。平时不知书的项羽在重兵围困、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面对宝马美姬,悲从中来,慷慨而歌,唱出了震撼千古的绝唱。刘昶也是在有国难投、有家难奔的绝境之中,唱出这悲壮激昂,左右莫不哀哽的悲歌的,这是诗人真实感情的流露。况周颐在《蕙风词话》所说的:“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脱稿。”也就是指的这种情形。
刘昶在自己的国家里无法立足,不得已仓惶出逃,而所投奔的恰恰又是自己的敌国,此去的前途危险难测,或许,等待着他的也是杀头。尽管如此,自己还必须尽快往前赶,因为后路已经断绝,向前毕竟还有一线生机,这渺茫的希望在激励着他一路狂奔。身陷绝境的刘昶,当时的惶急悲愤是不言而喻的。诗的前三句,集中笔力,以浓重的色彩,描绘出刘昶奔亡途中的景物:白云从群峰迭嶂里涌出,尘土遮天蔽日而起,四面山势陡峭,道路断绝,前途是如此暗淡,周围是如此险阻,正是诗人当时处境的形象描绘。“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此时四周的景致,实际上也正是刘昶此时心情的写照。面对如此惨淡的景物,顿时激起诗人内心感情的波涛。故乡,自己生长爱恋的地方,如今就要一朝远离,也许永远也见不到了,而自己的妻子和母亲,都还留在故乡,生死未卜,这就更加增添了诗人对于故乡的怀念和担忧。 “故乡几千里”,正是诗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悲愤呼声。
这首诗不以词藻妍丽取胜,而以悲壮激越的声调感人,“天予真情,发言自高。”(皎然《诗式》)刘昶为当时情势所激,将满腔悲愤随口倾吐,无暇雕饰,反使此诗成为绝唱,这在日趋华靡的刘宋诗坛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刘宋时期,诗坛虽然初步摆脱了玄言诗的桎梏,但很快又染上了追求词藻典故的风气。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曾指出当时诗人“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不良倾向。钟嵘也批评“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诗品序》)。刘昶的《断句》却能不受当时诗风的影响,直接继承“左思风力”(钟嵘《诗品序》)和刘琨悲壮清刚之气,从而使这首诗表现出了与当时诗风截然不同的独特风格。
这首诗在写法上也具有独特之处,并给唐人以直接影响。“断句”亦即“绝句”,是唐人绝句的滥觞。唐人绝句有不少是效法六朝的。李白的《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沈德潜曾评道:“三句说盛,一句说衰,其格独创。”但李白此诗在格式上有着刘昶《断句》的明显影响,只是将刘诗的“三句写景,一句抒情”换成了“三句说盛,一句说衰。”这种格式不同于一般绝句的写法,不是在绝句的第三句而是在末句才转换辞意。诗人要竭尽全力在前三句中将诗意的一方面写尽写透,以便积蓄力量,满弓待发,然后笔锋突然一转,在结句将主题跌出,从而更加充分地表现出诗人的思想感情,同时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种写法需要诗人具有扭转千斤的大力量,大气概,在绝句的创作中无疑是独特的,但首创这种格式的,不是李白,而应归之于刘昶。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