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记述了苏辙的哥哥苏轼重建武昌九曲亭的缘由,说明苏轼“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出苏轼游乐山水中的那份洒脱和磊落。显然,作者也在此寄托着思想。全文构思奇特,既抓住建亭的事实特点,也凸现苏轼的思想性格。
全文共分三段。首段写苏轼在黄州期间,经常遨游西山。落笔先从他谪居写起,制高扼要,总挈文章。然后轻轻一句“齐安无名山”,随即扣住,将笔触由黄州移到顺江绵廷的武昌西山。寥寥数句,已有龙蛇曲屈之势。写西山,又承“庐于江上”,先用“陂陀蔓延,涧谷深密”八字,正面勾画了一幅顺江绵延的武昌诸山远景图,简练传神而极富特点。而后转出西山、寒溪两寺,既以两寺之“萧然绝俗”来体现西山的深秀幽绝,又自然引出下文。苏轼与客游玩西山一段文字,着墨不多,却能从服饰、神态、动作、表情等方面的刻画,真切地传达出入物的精神风貌来。
次段在结构上是应题,写苏轼扩建九曲亭的经过;在文意上,则是上段的回环与强化。“羊肠九曲”,点出九曲亭地处半山,地势佳而险。因此坐在亭上,可以“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这段文字,表面上写的是游人在亭上所看到的山川形势,读者却可品出内中深藏的寓意来:它隐微地勾画出一个在贬谪中以静观世事政局为乐的苏子瞻。写亭的扩建,也同样是饱蕴哲理。原先的亭比较窄,是因为被“百围千尺”的古木所环据。苏轼虽然“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但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后来自然界本身的大风雷雨把古木“拔去其一”,苏轼于是因以营建,则是知其可为而为之。在这里,他不过是以人力去顺应自然罢了,形象地体现出他那老庄式的旷达,而古木的结局,又隐隐含蕴了世事无常,穷通难测的经验与人才复出的希望。结尾“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吴,子瞻于是最乐”,既呼应上文对西山胜景与苏轼游山之乐的描写,又因一“乐”宇,引出末段。
末段前半回忆,后半议论,集中揭示苏轼之乐的内涵所在,归结全文。苏辙以弟弟的身份,通过饱怀感情的回忆,塑写了一个逍遥山水的少年苏轼,与前二段的描写相印证,使形象更加完满。并由此引发议论,画龙点睛,直接道明了苏轼的思想实质:尽管他一生宦海浮沉,变故屡遭,但始终以忠君爱民为己任,洁身自好。在他看来,身处逆境,并不可怕,只要“无愧于中,无责于外”,尽可以适意为悦,暂且寄寓性情于山川形胜之中,得到身心的解脱和快乐。文章最后以“有乐于是”结笔,照应了首段的游山之乐与次段的修亭之乐,结构完美。
这篇散文巧用双线结构,描写苏轼游山建亭行动与赞美苏轼“适意为悦”情怀相辅相成,而以后者为主线,每段结末之旬前后呼应,点明文章脉络,反复强调苏轼寄情山水,其乐无比。文章时空跨度大,忽而武昌之游,忽而少年之游,笔墨挥洒自如,并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景致美、人情美、哲理美浑然交融。
艺术特色
《武昌九曲亭记》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首先,文章叙事写景,空灵淡泊,与人物的心灵和情趣融合为一。本文无论写景还是叙事,都是为了写人,在叙事写景上空灵洒脱,恰当地表现了苏轼心境空灵、内无滞障、与物游息、适意为悦的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其次,含蓄蕴藉,寄意遥深。本文是在兄弟二人遭受政治迫害,受到贬逐的情况下写成的,因而这是一篇兄弟二人相互抚慰的文章,虽然文章没有一句愤激语,没有一句悲酸言,但在恬淡洒脱的背后,其悲苦之情还是不难体味的。
构思特点
这篇散文构思巧妙,富有特色。作为记事散文,并不单纯为叙事而叙事,而是叙事见人,突出展现了苏轼的思想情趣;作为记游文字,并不单纯描绘西山景色,而是把绘景、抒情融为一体,相映生辉。因而,在作者笔下,西山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皆与苏轼的活动紧密相连;西山的一邀一游,一吟一咏,都与苏轼的思想情趣浑然一体。写人,毫发毕现。生动形象。苏轼谪迁黄州,不居武昌,因此文章先从苏轼好游武昌诸山写起,特为指出苏轼在黄州三年“不知其久”的原因就在武昌西山风景好,山里人也好。这是为叙述建亭武昌铺垫,显出苏轼在失意遭遇中善于自得其乐。然后,便引出九曲亭址所在。这是游西山者“至此必息”的一处胜境,而且“有废亭焉”,但长久无人治理,冷落荒废,古木盘踞,重建困难,使苏轼有心无力。然而天助人愿,一场大风雷雨刮倒一棵大树,创造重建的条件,苏轼心愿实现,九曲亭重新建成。这就具体说明建亭的经过,含蓄地赞美建亭此举,兴废利众,符合天意,而苏轼获得了最大乐趣。最后就具体议论苏轼所追求的乐趣是“以适意为悦”,精神上求得符合心意的满足,并不计较个人的功利得失,因而处世为人,“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这就委婉地说明苏轼建亭的目的,也是他处世为人的态度,从而赞扬他的品德风度,光明磊落,超然洒脱。如果结合他们当时的政治处境来看,作者写作这篇题记赞美其兄的思想情趣,确乎也表现出作者政治坚定和胸怀坦荡。
首联“不作封侯念,悠然远世纷”,写出薛师石不求利禄,超乎世俗的情怀。“悠然”,超远之貌,在这里似乎兼有“心远”与“地偏”两重意思在内。结庐之境远隔嚣尘,这是“地偏”;胸襟之中不慕功名,这是“心远”,索居于会昌湖西的薛师石是做到了这两点的。
颔联“惟应种瓜事,犹被读书分”,是写这位隐士所从事的事情。看了这一联,会使读者想起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两句:“既耕且已种,时还读我书”。隐逸之士,其劳动并非为了糊口,其读书并非为了功名,而都不过是精神寄托而已。试想,耕种累了就读读书,“半耕半读”,这是一种应么充实、自在而又富于情趣的生活。不过诗人这两句与陶渊明的诗句情旨虽同,在句法上却有一点区别。陶渊明的诗句字面本身就透出一种从容、闲适之意。诗人的两句是说:每曰只顾忙着应付种瓜的事还不算,而且要抽出一半儿时间来读书。这“惟应……犹被……”的句式,透着忙上加忙的意思。其实,这里是通过“忙”来写闲的。诗人这里通过种瓜、读书的“忙”,来把薛师石超然遗世的闲适之情巧妙地映带出来了。
颈联“野水应于地,春山半是云”化用姚合《送宋慎言》:“驿路应连水,州城半在云”两句,写的是薛氏瓜庐四周的景色,前一句写湖沼的景象非常贴切,后一句写远处的云山也很传神,为读者展现出一幅生动的画图。这是一种洋溢着“野趣”的、不带人工痕迹的自然美景,与隐士的情怀是那样的合拍。可以说,此外境本身就是隐士心境的反照。
尾联“吾生嫌已老,学圃未如君”,直接抒发诗人对于薛氏瓜庐的感触。““圃”本指种蔬菜,这里指薛师石以种瓜隐居而言。这一联惋惜的慨叹,在诗中起的是“卒章显志”的作用,从而把诗人自己对隐居生活的羡慕与向往正面传达出来。
全诗用典贴切,章法布置有序,读来颇为流畅。
该诗的第一、二句诗人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宜春苑的现状,第三、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手法写出了山河恢复无望的痛苦之情。诗人借景抒情,用对比的手法抒发了故国之思和黍离之悲。
“狐冢獾蹊满路隅”,首句实写诗人当时亲眼所见宜春苑的萧条荒凉景象,通过“狐冢”、“獾蹊”写出了昔日繁华无比的汴京皇家禁苑宜春苑今朝的残破荒凉,并以此寄托诗人对北宋政权覆灭的悲哀之情。
“行人犹作御园呼”,次句以行人犹称此地为“御园”,说明昔日北宋故都的汉族百姓虽然生活在金人的残酷统治之下,但心中仍然念念不忘故国。此句充满了故国之思和黍离之悲。
“连昌尚有花临砌”,第三句典出元稹《连昌宫词》,唐代经安史之乱之后,虽从此一蹶不振,但唐玄宗毕竟还能够有机会驾返连昌宫,凭吊昔日遗留下的一切。而赵宋王朝惨遭靖康之难之后,就一直苟安于江南,无心亦无力北伐中原。
“断肠宜春寸草无”,第四句以宜春苑与第三句的连昌宫对比,连昌宫虽废而犹存,可是昔日的宜春苑是何等繁华,何等气派,而今满目凄凉,惟颓垣荒草而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更加使人伤心,令人肝肠寸断,这一对比含意颇为深远。在今昔的对比中,作者想到了当时统治者是怎样将国土拱手让给了金人,铸成空前国耻的。想到了赵宋朝廷南迁几十年之后,朝廷不仅丧失了收复失地的能力,就是现存的城池疆土,也岌岌可危,时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作者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黍离之悲,又有对统治者的谴责。
该诗通过对宜春苑里萧条冷落之景的描写,抒发了故国山河破落零碎的悲伤之情。运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了作者因山河破碎而产生的痛苦之情。点明靖康之难比安史之乱更惨,唐朝的内乱八年平定了,而宋朝外患的消除却是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