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四月，苏轼第一次吃到了因博得过杨贵妃的一笑而闻名的荔枝。经他的品赏，荔枝本身就被比作了穿着绛罗襦和红纱内衫的海山仙人、倾城美女，不是给“妃子笑”作陪衬的物品了。相反在诗里，妃子倒过来只成了荔枝的陪衬，一起作为陪衬的还有山楂和梨，都被荔枝比下去了。与荔枝同享赞美的是作为荔枝伴侣的松、桧和品味相像的江鳐柱、河豚鱼，而杨梅和卢橘则因为比荔枝稍为早熟，许其为“先驱”。东坡先生一边喝着桂花酒，一边饶有兴致地作着点评，令人感到情趣盎然，而细读之下，却又寓意良深。荔支的“厚味”和“高格”原是东坡先生的人格像喻，“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寓含着不需要皇家的赏鉴，其自身的美便具有价值的意思。
与黄州时期咏海棠的诗相比，虽然都是以物自比，借物抒怀，但含义很不相同。海棠诗是一片凄清寂寞的氛围，诗人与海棠孤独相对，同病相怜；此诗却显得热闹，为荔枝找了许多先驱、陪衬和伴侣，仿佛并不孤独。海棠是那种流落异邦、得不到欣赏的美，荔枝则是自具风姿、远处南方的云山之上与松桧同老、不必等待欣赏的美。所以，写海棠诗的苏轼心怀孤傲不平之气，写荔枝诗的苏轼则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颇为放达自适。所谓“南来万里真良图”，这远离朝廷、没有霜雪打击的南方，才是适宜于荔枝生长之地，回顾北方的霜雪之下被困的山楂和梨，真是粗俗之物了。
因此，作此诗的次年，苏轼再次吃到荔枝的时候，就更明快地表示：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元好问认为西晋诗坛中继承了建安文风的有不少，建安风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壮怀犹见缺壶歌”），但也有了“儿女情多，风云气少”（钟嵘评张华诗语）的诗歌。建安风骨是元好问所肯定的诗歌风格，所以他以张华为例，认为张华虽然以其诗绮靡婉艳，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时，但是缺乏豪壮慷慨之气，至于到了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更是儿女情长，风格婉约。“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问对绮靡文风的不满情绪，对诗歌绮靡文风的发展的认识。
因为徇私犯法，发配岭南，诗人心中的追悔、痛苦自不言而喻。加上本来他是颇受宠幸的，痛苦无疑更甚。所以，被贬途中，当他看到成群的大雁向北飞去，不禁睹物伤情，悲从中来。“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飞”，在这美好的春天，群雁北归，寻其自由安乐之所，而自己却要跨越千山万水，远赴万里之遥到那险恶湿热的南方瘴疠之地。其间旅途的坎坷，虫兽的侵袭，疾病的折磨，都要忍受。春雁北返，回到自己的乐园，乃随性而动；而自己作为万物之灵长，却沦落偏僻的异地，身不由己，无可奈何。首两句，由雁及人，在人雁对比中，那种人不如雁的感慨深蓄其中。
末二句，“未知何岁月，得与尔同归”，紧扣归雁，进一层抒发内心的悲愤与痛悔。雁在北方安家落户，因此，古人称北飞的雁为归雁。隋代薛道衡《人日思归》“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两句写人见归雁而自然生归家之情。诗人此时身处南中，凝望那阵阵北归的群雁，也不禁动了归乡这个念头：不知什么时候，我才能和你们这些自由的大雁同返家园？古时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湿热气候，被贬谪南地的人往往凶多吉少，加之路途遥远艰辛，更是生死难料。此番南去，是生是死，实难卜知。盖一切都尚在冥冥之中也，因而作者那绝望的苦痛、负罪的悔恨以及深沉的身世之悲，都交织在这末二句上了。
诗中作者把无情的大雁当作可以告语的知己，向它们倾诉自己的情怀，情真意切，出语自然。这里表现了一个“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的疲惫不堪的旅人，他踽踽独行，凝望那北归的群雁逐渐消失在远方，他的心也随之很沉很沉地堕了下去。值得庆幸的是，韦承庆不到一年便被召回，继续做官，兼修国史，颇受唐中宗称善，官至黄门侍郎而卒，可谓善终。大概从这次贬谪中，作者是吸取了某种人生的教训的，加强了个人品行的修养。宋之问有一首诗《题大庾岭北驿》，和这首诗比较相似，其前四句云：“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在人雁对比中，写思家之情。但宋之问终未能从贬所归来，唐玄宗时竟被赐死。大概因为宋之问的人品太差，先谄事张易之，后有依附武三思，在知贡举时，竟然收取贿赂，且不知悔悟，遂引起时人的公愤，连皇帝也讨厌他，于是把他赐死了事。反映在诗歌里，韦承庆的贬谪思归之苦，更能博得后人的同情。末二句自然、真挚，脱口而出，毫无矫揉装束之态，深得后世诗论家的好评。
这首诗，通篇用叙述的笔调，语言直白、通俗，如话家常。短短二十字中，运用对比手法，把作者那深切的贬谪之痛，完满地表现了出来，自具动人的力量。
与《颂》诗中的大多数篇章不同，《那》主要表现的是祭祀祖先时的音乐舞蹈活动，以乐舞的盛大来表示对先祖的尊崇，以此求取祖先之神的庇护佑助。郑觐文《中国音乐史》云：“《那》祀成汤，按此为祭祀用乐之始。”先秦诗史，基本上是音乐文学史，而今天从音乐文学史的研究角度看，可以说《那》具有比其他《诗经》作品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此诗不但本身就是配合乐舞的歌辞，而且其文字内容恰恰又是描写这些乐舞情景的。诗中所叙述的作为祭祀仪式的乐舞，按照先奏鼓乐，再奏管乐，再击磬节乐，再钟鼓齐鸣，高唱颂歌跳起万舞这样的顺序进行；最后，主祭者献祭而礼成。按《礼记·郊特牲》云：“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诰告于天地之间也。”此诗的描写，与《礼记》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诗首句便用两嗟叹之词，下文又有相当多的描绘乐声的叠字词“简简”、“渊渊”、“嘒嘒”、“穆穆”，加上作用类似叠字词的其他几个形容词“有斁”、“有奕”、“有恪”，使其在语言音节上也很有乐感，这当是此篇成功的关键。虽然它不像后世的诗歌在起承转合的内部结构上那么讲究安排照应，但是其一气浑成的体势，仍使它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孙鑛说：“商尚质，然构文却工甚，如此篇何等工妙！其工处正如大辂。”（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所谓的“工妙”，读者应当从诗的整体上去理解，这样才能正确把握其艺术性；所谓“大辂”，应是一辆完整的车子，而不是零碎的一辕一轴。
六经皆史，从以诗证史的视角说，此诗是研究音乐舞蹈史的好资料。诗中出现的乐器有四种：衎鼓、管、磬、镛，分属中国古代乐器八音分类法的革、竹、石、金四大类，出现的舞蹈有一种：万舞。《诗经》各篇对鼓声的摹仿是极其生动的，可以使读者从中初步领略原始音乐的力度、节奏和音色。如《小雅·伐木》的“坎坎鼓我”，《小雅·鼓钟》的“鼓钟将将”、“鼓钟喈喈”，《大雅·灵台》的“鼍鼓逢逢”，《周颂·执竞》的“钟鼓喤喤”，《周颂·有駜》的“鼓咽咽”，此篇的“奏鼓简简”、“衎鼓渊渊”，这些摹声的双音叠字词，前一字发重音，后一字读轻声，通过强——弱次序体现了鼓声的力度，又通过乐音时值的组织体现了长短的节奏。从传世实物和考古发掘看，鼓有铜面和兽皮面两大种类，“逢逢”、“简简”、“渊渊”应是对兽皮鼓声的摹仿，“将将”、“喈喈”、“喤喤”则应是对金属鼓声或钟鼓合声的摹仿，它们形象地再现了或深沉或明亮的不同音色。从这一点上说，《诗经》中描绘乐声的叠字词是唐代白居易《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类描写的滥觞。《那》一诗中所用之鼓为衎鼓，据文献记载，衎鼓有两种类型，一种大型的竖立设置，名为楹或立鼓；一种小型的类似今日之拨浪鼓，较晚起。《那》中之衎鼓当为立鼓，按《释名·释乐器》云：“衎，导也，所以导乐作也。”可知其作用是在祭祀歌舞开始时兴乐起舞。而祭祀时跳的万舞，又见于《邶风·简兮》、《鲁颂·閟宫》。从《简兮）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万舞包括武舞（男舞）和文舞（女舞）两部分，男舞者孔武有力，手执驭马的绳索，女舞者容光焕发，手执排箫和雉鸟羽翎。笔者以为万舞是一种具有生殖崇拜内涵的舞蹈。按“万（万）”与“虿”字相通，《说文解字》释“虿”为毒虫，又称“蚳”，是一种有毒的蛙，则“万舞”一名当关联于蛙的崇拜。而据现代学者研究，蛙在上古信仰中是孕育和繁殖力的象征。此诗所描写的万舞是在鼓声中进行的，中国西南地区出土的古代铜鼓上铸的正是青蛙的形象，这些塑像常呈雌雄交媾状或母蛙负子状以表现生殖崇拜内涵，并且《简兮》所描述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的万舞形象也常见于铜鼓腰部的界格上，这些都是万舞的原始信仰意义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