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王维在亭子里等待、迎接贵宾,轻舸在湖上悠然驶来。宾主围坐临湖亭开怀畅饮,窗外就是一片盛开的莲花。诗歌将美景、鲜花、醇酒和闲情巧妙地融于一体,在自然中寄深意,与质朴中见情趣,娟秀飘逸的意境,令人陶醉。
此诗颇同《山居秋瞑》“竹喧”“莲动”之意。然“竹喧”“莲动”是从他人着笔,而此诗则是自我抒怀。与“上客”挚友相约湖上一游,良辰、美景、高朋,人生之快哉莫过如此。诗中最为精彩处乃最后一句,此本为唐诗小绝句之惯例,喜以收束处点缀二三意象,以达言尽无穷之效。技法众人皆,唯如何遣词造句则有凡圣之异。“四面”显景色之开阔以见心境之敞亮。芙蓉之嫣然,映衬游客之欢颜。诗人轻松欢快之情韵传播于辞章,使小诗亦随之简明单纯,无甚深意揣摩,只以清新自然得一时之欢然欣悦。
此类风调甚似孟襄阳之作,世以“王孟”并称,即多着意于此。襄阳思虑单纯,酣然以乐,无幽思而多甜美。心田得此滋润,无须深意仍能回味萦怀。稍有不同处,襄阳乐之欢畅,故而兴高而采烈。摩诘思虑深沉,难得有此闲淡。因此心性,而淡然以欢并无神采飞扬之色。襄阳亦是“开轩面场圃”,但末尾仍不忘叮咛“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可见其兴致之高昂。而摩诘只一“四面芙蓉开”,点到为止,幽喜意俱在无言之中。
全诗四句,前后各为一个层次。第一层描写失去自由之前的鹤,比喻诗人自己远离朝廷羁绊之时的自由之身,当时纵横沙场,东征西讨,意气昂扬,正好比那高天之上的云鹤,搏击八方来风,展翅翱翔。在茫茫九州之上,在朵朵彩云之间,奋翮高飞,无拘无束尽情地发出舒心的鸣叫。对飞鹤戾天的描写,正是含蓄地展现了诗人的鸿鹄之志与旷世奇才,也反映了他希望挣脱朝廷束缚的强烈愿望。从本诗开头两句可以看出,诗人虽身为人臣,却有包举宇内、气吞九州的帝王气概。
第二层写失去自由之后的鹤,比喻诗人自己受人节制,郁郁不乐。自由翱翔的云鹤,一旦被捕入苑中,成为帝王苑囿中的玩赏之物,飞向云天的志向便被摧折而很难实现了。这正是诗人被召回朝廷之后当时处境的形象比喻,受制于人而不能一逞英雄之志。通过前后两层鲜明形象的对比,诗人因一时受限制而内心苦闷不平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这是一首比体诗,通篇写鹤,而作者之情志则因之而表露,深得含蓄不尽之致。比兴是中国诗歌最古老的传统。《文心雕龙·比兴篇》云:“观夫兴之讬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从作者见群鹤而生感慨来说,这是兴。从作者以鹤的形象自比来说,这是比。故而能因小见大,婉而多讽。诗的前两句描写的是迎着八面来风,展开硕大的羽翼,在九天之上翱翔鸣叫的鹤。鹤的高飞戾天展现出作者的雄心抱负与宏才大略,也反映出他远离朝廷羁束的自在心情。诗的后半描写鹤因羽翮摧折而不能高翔云天,只能成为帝王园囿中的观赏之物。这无疑是作者对一旦被召回后处境的想象。通过前后意象的鲜明对比,作者内心的苦闷不平获得了生动的展现,诗意在转折跌宕中有波澜起伏之势。这种托物言志的手法,确如刘勰所云“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这种五言四句的小诗,在当时是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齐梁时代已称作“绝句”,它是唐绝的滥觞。这种短诗要求尺幅千里、馀韵悠远,故比兴一体最为诗家着意。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五绝只二十字,最为难工,必语短意长而声不促,方为佳唱。”刘熙载《艺概》云:“以鸟鸣春,以虫鸣秋,此造物之借端讬寓也。绝句之小中见大似之。”此诗的托物寄兴之妙,也完全符合上述诗家对五绝的要求。
描述鹤鸣九皋的壮观是为了叙述远大的志向,咏叹蹒跚帝苑的困窘是为了抒发满胸的愤懑。《南史·齐本纪》称萧道成“喜怒不形于色,深沉静默,常有四海之心”,《群鹤咏》正为佐证。诗人自比高洁美善的白鹤,艺术上是成功的,但实际上萧道成是一只凶猛的鹰隼,深藏韬晦,骁勇强悍。借镇压诸王之乱而钳制朝廷,一旦时机成熟,便毫不犹豫地夺取帝位。
宋代绘画艺术特别繁荣,题画诗也很发达,苏轼、黄庭坚都是这类诗作的能手。此诗为苏轼、李公麟合作的竹石牧牛图题咏,但不限于画面意象情趣的渲染,而是借题发挥,凭空翻出一段感想议论,在题画诗中别具一格。
诗分前后两个层次。前面八句是对画本身的描绘:郊野间有块小小的怪石,翠绿的幽竹紧挨着它生长。牧牛娃手执三尺长的鞭子,驾驭着这头龙钟的老牛。四句诗分咏石、竹、牧童、牛四件物象,合组成完整的画面。由于使用的文字不多,诗人难以对咏写的物象作充分的描述,但仍然注意到对它们的外形特征作简要的刻划。“峥嵘”本用以形容山的高峻,这里拿来指称石头,就把画中怪石嶙峋特立的状貌显示出来了。“篁”是丛生的竹子,前面着一“幽”字写它的气韵,后面着一“绿”字写它的色彩,形象也很鲜明。牧童虽未加任何修饰语,而称之为“阿童”,稚气可掬;点明他手中的鞭子,动态亦可想见。尤其是以“觳觫”一词代牛,更为传神。按《孟子·梁惠王》:“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这是以“觳觫”来形容牛的恐惧颤抖的样子。画中的老牛虽不必因恐惧而发颤,但老而筋力疲惫,在鞭子催赶下不免步履蹒跚,于是也就给人以觳觫的印象了。画面是静态的,它不能直接画出牛的觳觫,诗人则根据画中老牛龙钟的意态,凭想象拈出“觳觫”二字,确是神来之笔。诗中描写四个物象,又并不是孤立处理的。石与竹之间着—“倚”字,不仅写出它们的相邻相靠,还反映出一种亲密无间的情趣。牧童与老牛间着一“御”字,则牧童逍遥徜徉的意态,亦恍然如见。四个物象分成前后两组,而在传达宁静和谐的田园生活气息上,又配合呼应,共同构成了画的整体。能用寥寥二十字,写得这样形神毕具,即使作为单独的题画诗,也应该说是很出色的.
但是,诗篇的重心还在于后面四句由看画生发出来的感想:这石头我很喜爱,请不要叫牛在上面磨角!牛磨角还罢了,牛要是斗起来,那可要残损我的竹子。这段感想又可以分作两层:“勿遣牛砺角”是一层,“牛斗残我竹”另是一层,它们之间有着递进的关系。关于这四句诗,前人有指责其“何其厚于竹而薄于石”的(见陈衍《石遗室诗话》),其实并没有评到点子上。应该说,作者对于石与竹是同样爱惜的,不过因为砺角对石头磨损较少,而牛斗对竹子的伤残更多,所以作了轻重的区分。更重要的是,石与竹在诗人心目中都代表着他所向往的田园生活,磨损石头和伤残竹子则是对这种宁静和谐生活的破坏,为此他要着力强调表示痛惜,而采用递进的陈述方式,正足以体现他的反复叮咛,情意殷切。
说到这里,不免要触及诗篇的讽喻问题。诗中这段感想议论,除了表现作者对大自然的爱好和破坏自然美的痛心外,是否另有所讽呢?大家知道,黄庭坚所处的北宋后期,是统治阶级内部党争十分激烈的时代。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在神宗时就已展开。哲宗元祜年间,新党暂时失势,旧党上台,很快又分裂为洛、蜀、朔三个集团,互相争斗。至绍圣间,新党再度执政,对旧党分子全面打击。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哄争,初期还带有一定的政治原则性,愈到后来就愈演变为无原则的派系倾轧,严重削弱了宋王朝的统治力量。黄庭坚本人虽也不免受到朋党的牵累,但他头脑还比较清醒,能够看到宗派之争的危害性。诗篇以牛的砺角和争斗为诫,以平和安谧的田园风光相尚,不能说其中不包含深意。
综上所述,这首诗从画中的竹石牧牛,联想到生活里的牛砺角和牛斗,再以之寄寓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观感,而一切托之于“戏咏”,在构思上很有曲致,也很有深度。宁静的田园风光与烦嚣的官场角逐,构成鲜明的对比。通篇不用典故,不加藻饰,以及散文化拗体句式(如“石吾甚爱之”的上一下四,“牛砺角犹可”的上三下二)的使用,给全诗增添了古朴的风味。’后四句的格调,前人认为是摹仿李白《独漉篇》的“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陵阳先生室中语》引韩驹语),但只是吸取了它的形式,词意却翻新了,不仅不足为病,还可看出诗人在推陈出新上所下的功夫。
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