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是一首乐府诗，前五句为纪实，对黄鹄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黄鹄飞兮下建章”交代黄鹄降临的地点，也交待了诗歌创作的背景，描绘出黄鹄鸟划过建章宫的上空，降临在太液池边的情景。“羽肃肃兮行跄跄，金为衣兮菊为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这里诗人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黄鹄的外貌和动作——黄鹄扇动翅膀的声音“肃肃”，黄鹄轻快灵敏的步伐“跄跄”以及黄鹄咀嚼食物的声音“唼喋”。诗人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将鸟儿嫩黄鲜亮的羽毛比作金和菊，描写出以金为衣以菊为裳的黄鹄穿梭于芦苇荷荇之间，时而扇动翅膀，时而啃食花叶的模样，十分美丽可爱。句中的三个“兮”，表现了小诗人赏心悦目的激动心情。
可欣喜之余，诗人忽然想到，自己又没有为江山社稷做过什么。毕竟才八岁，还不曾亲政……于是，渐渐地，一种失落而又羞愧的情绪涌上了诗人的心头。于是，话锋一转，以“自顾菲薄，愧尔嘉祥。”结尾，浩浩穹宇之下，诗人深感自己的渺小，不免心中有愧。
全诗借景抒怀，托物言志，既表现了小诗人对黄鹄降临的喜悦与庆幸，也表现了小皇帝为人谦和，具有宏大高远的志向。
“雨里鸡鸣一两家”。诗一开头就透出山村风味，这首先是从鸡声来的。“鸡鸣桑树颠”是村居特征之一，在雨天，晦明交 替似的天色，会诱得“鸡鸣不已”。倘如是平原大川，村落不会很小，一鸡打鸣往往会引起群鸡合唱（“群鸡正乱叫”）。然而山村就不同了，地形使得居民分散，即使有村，人户也不多。“鸡鸣一两家”，恰好是山村的特点，传出山村的感觉。
“竹溪村路板桥斜”。如果说首句已显出山村之幽，那么，次句就通过“曲径通幽”的描写，显出山村之深来；并让读者随着诗句的引导，体验一下款步山行的味道。雨看来不大（后文有“浴蚕”之事），沿着那斗折蛇行的小路，不觉来到一座小桥。这桥，不是那种气势如虹的江 桥，甚至也不是精心构筑的石梁，而是山里人随意用拖来的木板搭成的“板桥”。山民尚简，山溪不大，原不必铺张。从美的角度看，这“竹溪村路”中也只有横斜这样的板桥，才叫自然天成呢。
第三句中，“雨过山村”四字，至此全都有了。诗人转而写到农事：“妇姑相唤浴蚕去”。“浴蚕”，指古时用盐水选蚕种。据《周礼》“禁原蚕”注引《蚕书》：“蚕为龙精，月值大火（二月）则浴其种。”于此可见这是在仲春时分。在这淳朴的山村里，妇姑相唤而行，显得多么亲切，作为同一家庭的成员，关系多么和睦，她们彼此招呼，似乎不肯落在他家之后。“相唤浴蚕”的时节，也必有“相唤牛耕”之事，只举一端，不难概见其余。那优美的雨景中添一对“妇姑”，似比着一双兄弟更有诗意。
第四句中，田家少闲月，冒雨浴蚕，就把倍忙时节的农家气氛表现得更加够味。但诗人存心要锦上添花，挥洒妙笔写下最后一句：“闲看中庭栀子花”。事实上就是没有一个人“闲着”，但他偏不正面说，却要从背面、侧面落笔。用“闲”衬忙，通过栀子花之“闲”衬托人们都十分忙碌的情景，兴味尤饶。同时诗人做入“栀子花”，又丰富饱满了诗意。雨浥栀子冉冉香，意象够美的。此外，须知此花一名“同心花”，诗中向来用作爱之象征，故少女少妇很喜采撷这种素色的花朵。此诗写栀子花无人采，主要在于表明春深农忙，似无关“同心”之意。但这恰从另一面说明，农忙时节没有谈情说爱的“闲”功夫，所以那花的这层意义便给忘记了。这含蓄不发的结尾，实在妙机横溢，摇曳生姿。前人曾这样来评论这首诗的末句：“心思之巧，词句之秀，最易启人聪颖”。
诗人处处扣住山村特色，尤其是劳动生活情事来写，从景到人，再从人到境，都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其新鲜活跳的语言，清新优美的意象，更使人百读不厌。这诚如前人所说：“心思之巧，辞句之秀，最易启人聪颖。”
诗前二联用几个典故追溯金廷覆亡的原因。首联以讽喻的笔致，揭示亡国的根源在于金廷最高层在决策思想上对蒙古南侵野心缺乏足够的警戒和清醒的认识。一“初”一“已”呼应紧凑，提示了问题的紧迫和严峻。而金廷满脑子求和思想，对蒙古入侵毫无准备，这是它必然走向灭亡的内在根源。颔联以追悔的语调，指出亡国的原因还在于金朝军队在军事上丧失战斗力，无力抵御蒙古军队的入侵。他只知道金军如汉代霸上驻军一样真把军事守备当做儿戏，谁料到竟导致神州沉沦，江山易姓！“只知”、“谁谓”，流水而对，以意外的惊愕，表达出诗人内心极度的震撼和后悔。
后二联抒发国破家亡的情愫。颈联借用历史故实，抒写被羁管出京的凄凉心境。上句用丁公化鹤的典故，倘若汉代丁令威化作白鹤飞到青城城门的华表柱上，看到金朝生灵涂炭，他当然“应有语”，慨叹“城郭如故人非昔”。这正是金亡后人民惨遭蹂躏的真实写照和高度概括。下句用金铜仙人辞汉的典故。铜铸的仙人尚且流泪，而作为有血肉之躯的人，诗人他们的心情就不言自喻。这两句，一“去”一“来”，正切合“出京”和“来”青城“暂居”，用典精切工巧，含蕴深广，可谓“于极工炼中，别有肝肠崩裂之痛”（清沈德潜语）。尾联揭示历史巧合，哀叹亡国悲剧的重演出于天意安排。青城是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7年）十一月金接受北宋徽宗、钦宗二帝降表的地方，宋廷后妃、皇族都被俘虏北去，金灭北宋。而一百年后，亡国的金廷皇太后、两宫嫔妃及诸宗族在此被杀戮，诗人和其他官员作为蒙古军队的俘虏也暂居于此。兴在青城，亡在青城，历史的巧合让诗人感慨不已。在他看来，一“兴”一“亡”，恰恰是天公的意旨。金廷之“兴”已成“古”，金廷之“亡”正是“今”。这一“古”一“今”终将被历史的潮汐淘汰，唯有记载金廷兴亡的青城继续存在，给后人留下一面明镜，让人们观览和记取国家兴衰存亡的历史经验。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促使诗人写下了这首立意深刻精警的诗篇。
诗用了几个典故以寓亡国之痛。“霸上真儿戏”，用《史记》载汉文帝语，暗讽金国军纪松弛，早已潜伏危机，不料竟因此亡国；“华表鹤来应有语”，用“汉丁令威学道成仙化鹤归来，城郭如故人非昔”的故事，比喻京城沦陷，“人非昔”矣；用“魏明帝迁徙汉长安铜盘人”故事，喻国祚转移。用古事古语，不着痕迹，如出诸己，是善用典者。“留着青城阅古今”，劫难之后仅仅青城还在，人物荡然无存矣！青城，是两朝痛史的见证。
元好问“纪乱诗”的一个特点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他往往把对现实的悲怆情怀与对历史的批判意识融合在一起，从而增加了诗的思想深度。诗人在国家沦亡的悲愤中，对国家武备松驰而招致败亡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省察。其他如《出都》、《岐阳三首》等，也都表达了诗人对金朝败亡原因的理性思考。
这篇文章概括、详尽、具体、细致地描写了袁家渴的景观。行文中，山、水、树、石、花、草、洲、潭、渚、岩巧妙组合，搭配天成，形、声、色、韵、动、静、疏、密和谐互用，贴切优美，显示出了作者在艺术构思上极为巧妙的笔力和描写景物的丰厚的艺术底蕴。
文章开头先写：由冉之向西南从水路行十里。山水好的地方有五处，都比不钻姆潭。由之口向西，从陆地行进，风景好的地方有八、九处，都比不上西山。然后才写袁家渴：由朝阳岩向东南从水路行，到芜江，风景好的地方有三处，都比不上袁家渴。这徉写，表面上看似乎很费笔墨，实际上正是作者的匠心所在。这种写法，既把袁家渴的地理位置作了明白的交代，又突出了袁家渴的风景幽丽奇异，而此文就是将三处相提并论，称它们“皆永中幽丽奇处也”，无疑起到了以前述两处来陪衬、突出袁家渴的作用。
第二段从总体上描写袁家渴。首先简单介绍袁家渴的音义。其次写袁家渴水流情状。其七游同南馆高嶂汇合，下游流入百家濑。“其中重洲小之……忽又无际。”写袁家渴水上风光，都是四字句：那里水中有许多小洲，小洲上又有一条条小之。水流深的地方形成清澈的水潭；水浅的地方土地露出水面成为小渚。它们中间夹杂着曲折的流水。深潭水流平稳，呈深黑色；水流湍急的地方像煮沸的水飞起白沫。最为精采的是“舟行若穷，忽又无际”两句。至此，作者就描绘出了奇妙的画面：船儿正在行进，忽然一座山挡住去路，似乎已到了路的尽头；但河流一转，绕过山峦，眼前猛然一亮，却是无边无际的开阔水面。
第三段写水中山色，“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概括写山上的景色，突出美石和冬夏常青的树木。下面具体写岩洞，白砾，各种树木，香草。其中突出地描绘犷一种奇异的草，它的样子像合欢而有藤蔓，缠绕在水石上。
第四段是全文最精采的部分，写山风吹动下的动人景色：每当大风从四面山上刮下来的时候，摇动着大树，各种草儿随风倾倒，红花和绿叶被风吹得纷纷乱乱，像是吃惊似的。浓郁的花香随风拱散；浪涛冲击之水回旋，纷纷退到澳谷里去，摇动着茂密的花草，这种景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无穷。这里的风光大致如此，没有力、法把神种景象全部描绘出来。这一段写风，把山风申的树木、花草、波涛的动态写得生动逼真。不仅写出了色彩，而且写出了香气；不仅写出了姿态，而且写出了情感。文中的一个“骇”字，使红花绿叶入格化。同时也融进了作者的情感。清人沈德潜评道：“亦善写风，前篇骇动，此篇静远。”“前篇”即指《袁家渴记》。
最后一段，以“永之人未尝游焉”为中心而述，这里与《钴鉧潭西小丘记》类似，而用笔各殊。这样奇伟、这样高洁、这样清丽幽雅的风景区，却无人了解，长久地被遗弃、被埋没，连当地人都“未尝游”。作者“发潜德之幽光”，以巧夺天工的笔墨描绘这种自然美，表彰这种白然美，“出而传于世”，既表现了他对受压抑、受摧残的美好事物的无限同情爱护，也寄托了他自己的无限惨痛、无限深沉的身世之感。最后点明取名袁家渴的由来。因为那块土地的主人姓袁，所以才取名为“袁家渴”的。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