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鲁国寒事早，初霜刈渚蒲”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秋寒已至、初霜割蒲的农人劳作景致，“寒事”、“初霜”点明主旨，秋寒的物候时节，交代“刈渚蒲”事件的起因及背景，字里间处处充溢着高寒、肃杀之氛围。
“挥镰若转月，拂水生连珠”运用比喻手法，贴切自然，把“挥镰”、“拂水”渲染成“转月”、“连珠”，间接描写出鲁东门外深秋割蒲草的“挥镰”“拂水”劳动场面，意在歌颂农民的辛勤劳动变废为宝，创造了财富。为下文称赞“蒲草”作铺垫。
“此草最可珍，何必贵龙须”生动形象地以夸张手法，赞美蒲草比帝王豪贵之家所用的“龙须”更可贵，表达出诗人对蒲草的可贵有独特的见解。
“织作玉床席，欣承清夜娱”承接上文，讲述诗人对蒲草“最可珍”的作用，勾勒出一幅蒲草织作玉床席、清静夜晚躺欢娱的景致，侧面烘托出农人刈蒲以作编织之用，点明题旨，紧扣诗题“鲁东门观刈蒲”，陈述了诗人见农人刈蒲的纪实。
“罗衣能再拂，不畏素尘芜”借用谢脁《咏席》诗：“但愿罗衣拂，无使素尘弥。”讲述出所咏之蒲草的品性，“不畏”、“素尘”更显得蒲草高洁纯净、“最可珍”。
这首诗生动形象地描写了鲁东门外农家深秋割蒲的劳动场景，并以夸张手法，赞美了蒲草的可贵与作用。在诗人笔下，蒲草经过农户的辛勤劳动变废为宝，妙笔生花，富有浪漫色彩。刈蒲时“挥镰”、“拂水”的比喻，透露着诗人对农事劳作的喜爱，是丽句；“此草最可珍，何必贵龙须。”则是警策之句，似有评击上层贵族奢华放纵、穷奢极侈，表达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
人们常爱用“多义性”来解说诗意，这其实并不准确。“诗言志，歌永言”（《尚书·尧典》）。当诗人作诗以抒写情志之时，其表达意向应该是明确的，不可能存在迥然不同的多种含义。但是，诗人用以表达情志的词语，却往往是多义的。倘若在诗之上下文中，那多种含义均可贯通，说诗者就很难判断，究竟何义为作者所欲表达的“原意”了。为了不至过于武断，人们只好承认：那首诗本有着“多种含义”。对于《葛覃》，遇到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难题。这首诗的主旨，全在末章点示的“归宁父母”一句。然而“归”在古代，既可指称女子之出嫁，如《桃夭》的“之子于归”；又可指称出嫁女子的回返娘家，如《左传·庄公二十七年》记“冬，杞伯姬来，归宁也”。所以，《毛诗序》定此诗为赞美“后妃”出嫁前“志在女工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的美德，其出嫁可以“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而今人余冠英等则以为，这是抒写一贵族女子准备归宁（回娘家）之情的诗。二者对主旨的判断相去甚远，但在诗意上又均可圆通。究竟取“出嫁”说好呢，还是“回娘家”说好，也实在无法与诗人对证，只能留下一个悬案。
不管抒情主人公是待嫁女还是新嫁娘，她此刻正处在喜悦而急切的企盼之中却毫无疑问。诗分三章，展出的是跳跃相接的三幅画境。首章似乎无人，眼间只见一派清碧如染的葛藤，蔓延在幽静的山沟；然而这幽静的清碧，又立即为一阵“喈喈”的鸣啭打破，抬眼一看，原来是美丽的黄雀，在灌木丛上啁哳。这“无人”的境界只是作者营造的一种画境，在那绿葛、黄雀背后，还有一位喜悦的女主人公，在那里顾盼、聆听。次章终于让女主人公走进了诗中，但那身影却是飘忽的：刚看到她弯腰“刈”藤的情景，转眼间又见她在家中“濩”葛、织作了。于是那萋萋满谷的葛藤，又幻化成一匹匹飘拂的葛布；而女主人公，则已在铜镜前披着这“絺綌”，正喜孜孜试身。那一句“服之无斁”，透露着辛勤劳作后无限的快慰和自豪。三章的境界却又一变，诗行中多了位慈祥的“师氏”。她似乎在倾听，又似乎在指点，因为她的女主人，此刻正央求她告知急需澣洗的衣物。“害澣？害否？归宁父母”——那便是情急的女主人公，带着羞涩和抑制不住的喜悦，终于向师氏透露的内心的秘密。这里终于透露出，这位女主人公，原来是一位急切待“归”（出嫁或者回娘家）的新人。这样，前两章的似断似续，山谷中葛藤、黄雀的美好春景，和“刈濩”、织作的繁忙劳动，就不仅传达着女主人公期盼中的喜悦，而且表现着一种熟习女工、勤劳能干的自夸自赞了。这样的女子，无论是嫁到夫家还是回返娘家，都是足以令夫家爱怜并带给父母莫大安慰的。
一主旨和情节
鸿门宴是项羽和刘邦在灭秦之后长达五年的斗争的开端。虽是开端，却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这场斗争的终结。这样说，是因为作者通过对这次宴会全过程（包括会前斗争和会后余波）的描写，生动地揭示了项羽的悲剧性格：他自矜功伐而有"妇人之仁"。这种性格不改变，他就必然以失败告终。而刘邦在宴会上能化险为夷，跟善于利用对方性格弱点也是分不开的。从这段史实可以看出领袖人物的性格在历史发展重要关头上所起的作用。
本文按情节的发展过程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1、2段），交代鸿门宴的由来。
文章先指出刘、项两军的驻地及双方兵力，表明项羽占有绝对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在他手中。下文所述人物活动均与这个背景有关。斗争起因是曹无伤告密。项羽听说"沛公欲王关中"，冒犯了他的尊严，当即决定进攻刘邦；他的主要谋士范增乘机揭露刘邦的野心，也力主进攻。二人认识上的差异，预示着他们对刘邦将采取不同的态度。
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却忽然出现了转机。项伯为报私恩夜访张良，劝他逃走，而张良反以"为韩王送沛公"为借口，将消息通知了刘邦。刘邦于是拉拢项伯，以谎言为自己辩护。项伯同意调停，并嘱咐刘邦"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由是而有鸿门宴上的斗争。
第二部分（第3、4段），写鸿门宴上的斗争。
节奏发展得快，气氛的变化也快。开始很平和，刘邦卑词"谢罪"，项羽说出告密人，可见怒气全消，有和解意，且设宴招待刘邦。但范增蓄意杀死刘邦，始而"数目项王，举所佩玉以示之者三"，继而命项庄舞剑，"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使气氛越来越紧张。
于是张良出招樊哙。樊哙是刘邦的参乘，有保护刘邦的责任，但无与会资格。项羽得知他的身份后，知其来意，于是借赐酒缓和一下气氛。樊哙为了将众人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来，不仅一切做得合乎礼法，而且忍辱吃了生彘肩。然后借项王"能复饮乎"之问慷慨陈词：于"王关中"一事，言虽有怀王之约，犹不敢自专，必待大王来；又就席间舞剑一事指责项王"欲诛有功之人"。故"项王未有以应"，反而赐坐。至此气氛又进一步缓和，但危机仍未解除。这是宴会斗争中的高潮。
第三部分（第5、6、7段），述会后余事，包括刘邦逃席，间道至军；张良留谢，项王受璧而范增破斗；刘邦诛杀曹无伤。
本文情节按项羽是否发动进攻、刘邦能否安然逃席两个问题逐层展开，波澜横生，矛盾迭出，扣人心弦。故事首尾相应，以曹无伤告密、项羽决定进攻始，以项羽受璧、曹无伤被诛终，虽属节选，亦有相对的完整性。
二人物形象
本文主要塑造项羽的形象，集中表现了他自矜功伐的性格。因为秦的主力被他击败，各路诸侯都听命于他，承认他的"霸主"地位，所以入关后一听说刘邦"欲王关中"，触犯了他的尊严，立即决定进攻；而在获悉刘邦"籍吏民，封府库"，等待他来处理，便放弃了进攻打算。更由于自矜功伐，他不把刘邦视为主要对手，不想在席间杀死他，而刘邦又注意维护他的尊严，使他动了"不忍"之心，所以对范增的多次暗示"默然不应"，对项庄、项伯筵间舞剑也不表态。这种"不忍"之心甚至使他对樊哙采取了格外宽容的态度：樊哙没有资格与会，本可以叱出，但他理解樊哙的心情，反而赐酒。樊哙陈词，虽有指责的话，但又把他看得比怀王更高，有"求赏"之意，都合乎他自矜功伐的心理，他内心有愧而"未有以应"，于是优礼有加，赐樊哙坐。自矜功伐而又"为人不忍"，虽一时成功，最后终不免于失败。
写项羽听了曹无伤告密之后的反应和听了项伯劝解之后的反应，形成两个极端，把项羽毫无主见，不辨忠奸，既易冲动又易受骗的性格勾画得十分鲜明。写项羽在鸿门宴上既不顾范增再三催促杀刘邦的暗示，又不制止项庄意在杀刘邦的舞剑，还把樊哙的愤激当作豪壮，对刘邦的逃席行为听之任之，处处表现他的优柔寡断。
司马迁是把项羽当作悲剧英雄来描写的，他曾这样评论道："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本文虽只写出人物的一个侧面，却未尝不能窥一斑而知全豹。
刘邦的形象也写得很生动。去鸿门"谢罪"，虽有项伯居中调停，其实是身入虎穴，命运难卜，但非此不足以平项羽之怒，仍如约而往；回到军中，"立诛杀曹无伤"，从这些事能看出他的坚决果断。他一向待人傲慢，这一回又是"先破秦入咸关"，是"有大功"之人，但在项羽面前谦词卑礼，惟恐有所不至--在宴会上屈居下座，他安之若素，出而未辞也觉得于礼不合，这又表现了他能屈能伸的性格。至于他的狡诈多端，从骂鲰生、拉拢项伯、骂告密人等细节中，都表现得很明显。
三 写作特点
1．在矛盾斗争中刻画人物。作者塑造项羽的形象主要抓住四个问题：是否对刘邦发动进攻；是否在席间杀死刘邦；对樊哙的越礼行为采取什么态度；对刘邦逃席又采取什么态度。这些，上面已有分析。这里附带说说樊哙。樊哙在危急的关头不顾卫士阻拦，闯入中军帐，表现了极大的勇敢。但入帐后的种种行动都是有礼有节的，先"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以引起项羽注意；项羽赐酒，他先拜谢，然后站着喝，随后连生彘肩也吃了；他借机讥讽项王，却又替刘邦求赏，暗寓尊崇项羽之意，这又说明他粗中有细。
2．运用对照手法烘托人物形象。如：刘邦和项羽；张良和范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