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自己在水边的游赏，这情趣和《论语》中说的“浴乎沂，风乎舞雩”相似。“洋洋平泽”，是说水势浩大而湖面平坦，诗人就在这湖边洗濯着（这里“漱”也是洗涤之意）；“邈邈远景”，是说远处的景色辽阔而迷濛，它引人瞩目，令人欣喜。这四句中写动作的两句很简单，其实就是四个动词。“乃”和“载”都没有实义，主要起凑足音节、调和声调的作用。写景的两句也很虚，不能使读者切实地把握它。但实际的效果如何呢？那洋洋的水面和邈邈的远景融为一气，展示着大自然浩渺无涯、包容一切的宽广。
诗人在湖中洗濯，在水边远望，精神随着目光延展、弥漫，他似乎和自然化成了一个整体。这四句原是要传布一种完整而不可言状的感受、气氛，倘若某一处出现鲜明的线条和色块，就把一切都破坏了。后四句是由此而生的感想：凡事只求符合自己的本愿，不为世间的荣利所驱使，人生原是容易满足的。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在朦胧醉意之中，我就自得其乐。
以上是说暮春之游在自然中得到的欣喜。陶渊明热爱自然，这是人所皆知的。他病重时写给几个儿子的遗书中，还言及自己“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不过，陶渊明之热爱自然，内中还深含着一层人生哲理。在他看来，多数人由于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追逐无止境的欲望，于是虚伪矫饰，倾轧竞争，得则喜，失则忧，人生就在这里产生了缺损和痛苦。
而大自然却是无意识地循着自身的规律运转变化，没有欲望，没有目的，因而自然是充实自由的，无缺损的。人倘能使自己化同于自然，就能克服痛苦，使人生得到最高的实现。
至于陶渊明“欣慨交心”，并有一种感伤的缘由是他终究不能完全脱离社会而完全面对着自然生活——即使是做了隐士。当时动荡不宁、恶浊昏暗的社会现实，与陶渊明笔下温和平静的自然，恰成为反面的对照。它不能不在诗人的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三四两章伤今怀古的感叹，正是以此为背景的。
此词上片以三个四字句领起，利用时地景物的有机统一，简洁地点出庭院深深、春意盎然，为寻访恋人作了铺垫，以无声出意境。而重在写景叙事，可以分为前三句、后二句两个层次。“飞花时节，垂杨巷陌，东风庭院”三句交待自己重访旧地的时间、地点及道路情况。时间是在暮春时分，其时春风吹拂，柳絮飞舞。词人走过一条两旁种有垂柳的小路，来到了心上人居住过的庭院。后两句“重帘尚如昔，但窥帘人远”为另一层次。词人站在庭院里，只见一层层窗帘还像过去那样悬垂着，可是再也见不到那窥帘的女子了。上句用一“尚”字，笔意由轻快而凝滞；下句着一“但”字，作大幅度转折，加强了渴望与无望的反衬效果，浓化了词人的孤独感和失落感，不着“情”字，而哀怨之意毕出。
下片紧承“窥帘人远”的事实及由此引发的感慨着笔，进一步抒写自己失落的情怀，以有声见心绪。也分前后两个层次，先是借景抒情，然后是直接抒情。“叶底歌莺梁上燕，一声声、伴人幽怨”，以欢乐的莺声、燕语反衬自己的“幽怨”之情。正当词人站在庭院中，因“窥帘人远”而惘然若失时，忽然听到了林间传来的黄莺鸣叫声，见到了正在粱间呢喃的燕子。莺声燕语本是美好春色的组成部分，足可供人赏心悦目，但在感伤的词人听来，莺燕的啼鸣愈欢快，自己感受到的“幽怨”也就更为强烈、明显。“伴”字是句中之眼，是由景及情的一个关键字。说莺燕与人为伴，说莺燕的鸣叫似在宣告人的欢快，都可以领会，但若要说莺燕声“伴人幽怨”，就会感到难以索解了。这里的“伴”字是一种“陌生化”的用法，如果对“幽怨”之情没有特别强烈的切身体验，是不可能体会到此“伴”字的应用之妙的。下片的另一层次是作为结拍的最后两旬——“相思了无益，悔当初相见”，直接抒情，收结全篇。与此前寓情于景的写法不同，这两句采用明白的语言，直接吐露自己的心声，与“当初不合种相思”不谋而合。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情，虽历千百年而不易。一结虽作后悔语，却非浅薄语。词人之所以言“悔”，根本原因在于其爱之过深、思之太苦。“悔”是在其受尽感情煎熬之后的一种自我解脱的方法，骨子里正反映了他的沉痛。
全词感情诚挚，从景物的描绘到出自肺腑的呼唤，情感渐渐升华，至最终达到高潮，细味可以看到其中发展的脉络。
这首诗写诗人偶然遇见的一件日常小事。此诗的头两句是写，作者无意中发现，不知是哪一家的“不系船”随风飘进了钓鱼湾；后两句是写，一位小童正在宅前屋后玩耍，突然发现有船进湾来，以为是有客人来。全诗朴素自然，平淡疏野，诗味浓郁，意境悠远。读罢使人感受到水乡宁静、优美的景色，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
“篱外谁家不系船，春风吹入钓鱼湾。”一个春日，诗人也许是在湾边垂钓，或许是在欣赏春景，忽然看见一只小船随着上涨的春水，顺着风势，悠悠荡荡飘进钓鱼湾来。诗人暗想，一定是哪一家粗心，劳作完毕忘了把船系上。诗人在此仅用两笔即勾勒出溪居生活的恬静平和、生意盎然。
“小童疑是有村客，急向柴门去却关。”船不系，随流飘荡本是一件普通不过的小事，诗人并没有太多地在意。然而，正在室前屋后玩耍的一位小童却注意到了。他看到飘进来的船儿，以为是客人来了，赶快跑回家，急急忙忙打开柴扉，迎接客人。“疑”“急”二字，惟妙惟肖地刻画出儿童好奇、兴奋、粗心、急切的心理。
在诗人笔下，水边的小村，掩闭的柴门，疏落的篱笆，飘荡的小船，构成一幅宁静、优美、富有农村生活气息的图画。诗人还捕捉了这幅图画中一刹那间发生的一件生活小事，刻画了一个热情、淳朴、天真可爱的农村儿童形象。从诗人的描写中，读者仿佛体味到了诗人的悠然自得，领略到了他积极乐观的生活情趣和闲适舒坦的心情。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即既有大人的成熟与老练，又有儿童天真、可爱的童心。有了这样的“赤子之心”，才能观察到人人熟视无睹的生活小事，才能写出人人眼中所有笔下所无的妙趣。以这样的心情去面对普通、烦琐的日常生活，才能坦然旷达，心胸开阔。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