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述了诗人与友人分别之后的思念。开首二句即景生情，花开花落，引起对茫茫世事的感叹。接着直抒情怀，写因多病而想辞官归田，反映内心的矛盾。“邑有流亡愧俸钱”，不仅是仁人自叹未能尽责，也流露进退两难的苦闷。结尾道出寄诗的用意，是极需友情的慰勉，渴望和友人畅叙。全诗起于分别，终于相约，体现了朋友间的深挚友谊，感情细腻动人，同时章法严密，对仗工整，用语婉转，堪为七律名篇。
诗是寄赠好友的，所以从叙别开头。首联即谓去年春天在长安分别以来，已经一年。以花里逢别起，即景勾起往事，有欣然回忆的意味；而以花开一年比衬，则不仅显出时光迅速，更流露出别后境况萧索的感慨。
颔联写自己的烦恼苦闷。“世事茫茫”是指国家的前途，也包含个人的前途。当时长安尚为朱泚盘踞，皇帝逃难在奉先，消息不通，情况不明。这种形势下，他只得感慨自己无法料想国家及个人的前途，觉得茫茫一片。他作为朝廷任命的一个地方行政官员，到任一年了，眼前又是美好的春天，但他只有忧又苦闷，感到百无聊赖，一筹莫展，无所作为，黯然无光。
颈联具体写自己的思想矛盾。正因为他有志而无奈，所以多病更促使他想辞官归隐；
尾联则是说他看到百姓贫穷逃亡，觉得自己未尽职责，于国于民都有愧，所以他不能一走了事。这样进退两难的矛盾苦闷处境下，诗人十分需要友情的慰勉。尾联便以感激李儋的问候和亟盼他来访作结。
这首诗的艺术表现和语言技巧，并无突出的特点。有人说它前四句情景交融，颇为推美。这种评论并不切实。因为首联即景生情，恰是一种相反相成的比衬，景美而情不欢；颔联以情叹景，也是伤心人看春色，茫然黯然，情伤而景无光；都不可谓情景交融。其实这首诗之所以为人传诵，主要是因为诗人诚恳地披露了一个清廉正直的封建官员的思想矛盾和苦闷，真实地概括出这样的官员有志无奈的典型心情。
这首诗的思想境界较高，尤其是“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两句，自宋代以来，甚受赞扬。范仲淹叹为“仁者之言”，朱熹盛称“贤矣”。这些评论都是从思想性着眼的，赞美的是韦应物的思想品格。但也反映出这诗的中间两联，在封建时代确有较高的典型性和较强的现实性。事实上也正如此，诗人能够写出这样真实、典型、动人的诗句，正由于他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较深的生活体验。
“南都信佳丽，武阙横西关”概述南阳佳丽之地、巍峨武阙山的雄伟壮阔之景。
“白水真人居，万商罗鄽闤。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描绘一幅汉光武帝所管辖的市井繁荣，万商云集，皇亲国戚、王侯将相多居住于此，以突显出南阳商业发达、壮阔富饶。
“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与五羖，名播天壤间。”紧扣前文，借南阳山川美景抒发情怀，继而联想到南阳英豪美女的事迹，继而从而触动李白内心处的赞赏情怀，歌咏南阳英豪。
“丽华秀玉色，汉女娇朱颜。”丽华就是皇后阴丽华，是夸南阳美眉漂亮早已艳名远播。
“清歌遏流云，艳舞有馀闲。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描绘一幅美女清歌响遏流云、舞姿优游从容的美丽风景图，侧面点染出南阳乃国杰豪英，人杰地灵的地方。
“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讲述李白以诸葛亮自况感怀，自叹没有知己而因愁鬓斑。
综观全诗，前六诗句李白描绘了南阳山川形胜和繁华的市面景观：武阙山横亘，货币流通，商贾云集，楼高道阔，甲第连山。接着六诗句描写南阳风流人物的事迹：英豪，则有范蠡、诸葛亮；美女则有阴丽华、汉水神女。继而四句写南阳旅游观光之胜。清歌艳舞可赏，宛、洛可游，故冠盖络绎，走马呼鹰。最后二句以感怀为主，以诸葛亮自况，叹无知己，故而因愁鬓斑。诗的主旨是讲述诗人对南阳英豪的钦敬和仰慕，并以卧龙自比，以申用世之志，抒发怀才不遇的感叹。李白最后借此抒发不得志之情，也是一贯风格。
前两句一从视觉、一从嗅觉的角度来描写诗人居处的清幽境界。“竹”和“诗”，一为自然之物，一为社会之物，二者本无从比较，但诗人用一个“瘦”字把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竹具有清瘦的形象，诗具有清瘦的风格。“瘦”字用得生新，为全诗定下了清瘦的意境氛围。而“入梦香”则将现实与梦境联系起来，梅花夜间在月光的朗照下也喷出清香，已不同凡响，而这香气还伴着诗人进入梦乡，则香气之浓郁、之悠长可以想见。将竹与梅这样的自然物象与诗与梦这样的人为之物炼在一句之中，这就构成了情在景中、景在情中，情景混融莫分的高妙意境。前两句字面上完全没有“月”，但透过竹影和梅香，我们可以感受到“月”自在其中。
在后两句中，诗人便将“月”和盘托出。可怜者，可爱也。当诗人信步庭院时，月光与竹影、梅香是那样的和谐；而回到西厢房时，这月光却不能“下西厢”，这多么地令人遗憾！诗中透露出一股月与人不能互通情愫的遗憾或幽怨的情绪。诗人遗憾或幽怨的是什么？也许是有情人天各一方，不能互通情怀；也许是君臣阻隔，上下无法沟通；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诗人置身此时此景之中的一种朦朦胧胧的感受而已。
今人谈古诗，常常会有不同的角度。研究者注意较多的是作品的真伪及本事出处；而一般读者欣赏的则是诗的本身所能带来的审美情趣。例如关于旧题为汉代苏武和李陵的五言诗，就存在这个问题。宋代文豪苏轼因不满《文选》的编选，首先在相传为苏、李的长安送别诗中读出了“江汉”二字，便据以怀疑是后人的伪作。而以博学著称的洪迈，也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三首》诗中发现了“盈觞”之“盈”犯了汉惠帝的讳，于是愈坚苏轼之说。后来明清及近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和梁启超等人也展转相承，于是苏、李诗之伪几成定谳。而今人汪辟疆先生却力排众议，以为《文选》中《苏武诗四首》为别李陵之说起于唐代，“江汉”、“盈觞”也难定二人诗之伪，他主张“与过而疑之，宁过而存之”（《汉魏诗选按语》）。至逯钦立先生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即基本采取了“存之”的态度。不过他采取了一种比较审慎的方式，这就是既不认为是苏、李之作，同时也不认为是“六朝拟作”，而是把这些作品均归入东汉卷，并系之于“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以上是历代学者从考证角度来谈苏、李诗的一些概况，与今天从欣赏角度来读这些作品有所不同。不过，至少有二点是不应忽视的，即《文选》和《古文苑》所传苏武、李陵诗是汉代作品（苏轼亦谓这些诗“非曹、刘以下诸人所能办”），但所写内容又与历史上西汉时苏武与李陵之别无关。这是考据为今天鉴赏这些诗作提供的基本点，读者需注意。
“骨肉缘枝叶”是《文选》所录《苏武诗四首》中的第一首。这首五言诗抒写兄弟骨肉的离别之情，用笔浑重朴厚，风格淡中见醇，近而犹远。
诗一开始，作者就用“骨肉”二字直接说出诗中“我”与“远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然后再以“枝叶”作比喻，进一步暗示和强调这种关系的亲密。按理次句应顺着这层意思往下写，可是诗人却把笔触转向了与“骨肉”不同的另一种关系，这就是人世间亲朋好友间的交往。“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二句继续由此生发，写天下朋友之交都能亲如兄弟，不忍相别。这里诗人巧妙地借知己挚友托出“兄弟”二字与前“骨肉”二字相应，同时又借朋友相别预为后文骨肉之离作陪衬。“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二句紧接进层递进，不仅回映首句，离而复即，而且退而后进，领起下文，其用笔直中有曲，折转顿挫。前人曾谓“况我连枝树’承上四海兄弟，言此密友亲交，尚为兄弟，况真兄弟乎？”（方东树《昭昧詹言》）诗人用意在写兄弟之亲，而先借密友为喻，从而使兄弟之亲更为突出。“昔为”以下四句想象与兄弟相处时和离别后二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前者“常相近”，一如“鸳与鸯”，何其相得；后者别如“参与辰”、“胡与秦”，几多哀愁！在此相处时的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与离别后的相距千里、后会无期，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这四句一前一后两两相对，看似重复拙钝，却也反映出诗人处于人生变故中那种不堪回首、无法预期的复杂心态。
“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二句既承上而言，说出了兄弟平时相处弥觉珍贵、离别后尤感痛苦的原因，又为下文对临别饯行、樽酒留人的描写预作交代。汉诗转折、联结高妙，浑然一体而不见针迹线痕，于此可悟。然而这二句的好处还不仅见之于它在全诗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以浅显的语言，说出了一种人生中的宝贵体验：这就是当一个人要失去某件东西时，会超乎异常地体会到它的珍贵。人与物的关系是这样，人与人的关系更是这样。诗人正是在离别在即时，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为将要远行的亲人饯别时，一再要以酒相赠，以酒留饮，以酒叙情。酒是消愁物，诗人当时的心情和行人当时的心情，都在这种赠别和留饮中表露无余。“鹿鸣”二句系化用《诗·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意，有兴起和借喻设筵饯别之妙；末四句状写赠别留饮情状，言近意远，词浅味浓。人至临别而以杯酒相赠，愿以此挽留片刻而畅叙平生之亲，此景此情不能不令人唏嘘。后代不少传诵千古的名句，如梁代江淹《别赋》中的“可班荆兮赠恨，唯尊酒兮叙悲”、唐代诗人王维《阳关曲》中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所写也正是这种景和这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