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裹挟着朝雨,从江面上飘飘洒洒,呼啸而来。江上朝雨的景色,宽阔,空濛,而又略带萧索冷落之意,澹然展现在诗人的眼前。朔风可感,但无形无影,诗人却别具匠心,通过可观之雨将它形象地描写出来。细细体会“飞雨”,既可想见朝雨飞动之状,又能感受到朔风阴助朝雨之势。
百常观,本是汉代的台观之名;九成台,也是古代台名,这里都借指一般的台观。这些亭台楼阁,巍然屹立在曙色朝雨之中,一一映入诗人的眼帘。
“既”、“复”标识时间的先后承接,但决不是写风雨的断而复续,而是在景观迭现之中,暗写出诗人视野的变换和转移。诗人的视角,仿佛摄像机的长镜头,缓缓地扫描过淋漓在风雨之中的煌煌台观,印入诗人心灵的胶片。所以,风雨的飘洒和集结,在诗人心目中便产生了断而复续的“既”、“复”的感觉,从而在客观绘景之中,隐隐流露出主观观照的心迹。
淅淅沥沥的小雨,经过风的挥舞,洒落成了烟雾氤氲、轻埃迷漫。直到此时,诗人才交待了“观朝雨”的时间和地点:“平明振衣坐,重门犹未开。”清晨,深宫重门犹未开启,诗人早已振衣而坐、欣赏晨景了。阴霾雨天,雾气沉沉,本应令人沮丧,心情不振,但他却从江上飞雨之中,从这片刻宁静的观赏之际,领略到了非凡的乐趣,久久沉湎于其间,心驰神往,留连不舍。在大自然的神奇诱惑之下,诗人心旌摇动,神思沸腾。喧嚣的尘扰,纷冗的庶务,暂时都已远他而去,使他直感到一种耳目清新的愉悦,并从这种耳目的清新,进一步体会到了精神的宁静和恬适。“耳目暂无扰”,多么难得的纯净之境、空灵之时啊!所以,此时此刻,他的心思终于摆脱了现实时空的束缚,跨越到无限渺远的自由之境,一下子飞到了远世往古,飞到了向往已久的理想之境了:“怀古信悠哉!”清晨朝雨之中,悠然缅怀亘古圣贤,心情该是非常畅快的。
这种发自心灵的对于自然山水的雅爱,同诗人深层意识中积淀的抚剑跨马、建功立业的正统思想发生了冲撞——如果像大鹏那样敛翼不飞,隐居山水之间,“平生仰令图”(《和王著作八公山》)便无从实现,所以,他仍热切地期望能像骏马一样,骧首奋鬣,千里长鸣;但如果全身心地投入仕途,致力于建功立业,又可能像黄河中的游鱼去跳龙门一样,一旦跳不过去,便有曝鳃枯身之祸。仕途险厄,人生多艰。
诗人深感不可能既从容官场,又优游山林,“动”——出仕与“息”——退隐二者不可得兼,仿佛步行到人生的岔道口上,徘徊良久,举步不定。“方同战胜者,去翦北山莱。”“战胜者”用的是《淮南子》的典故:子夏“出见富贵之乐而欲之,入见先王之道又说(悦)之,两者心战故臞(瘦),先王之道胜故肥。”“北山莱”语出《诗经·小雅·南山有台》“北山有莱”,莱就是草。诗人表示,将抱着归隐林泉的信念到北山去刈草垦荒,耕地种田了。
一阵晨雨,给诗人带来了清新悦目的感受,但同时,又搅乱了他的心绪。出仕意识与归隐意识在诗人的思想上,始终无法将它们统一起来,“动息无兼遂”,总不可能尽如人意。为了心理的平衡、为了心性的自由,他的诗中,流露出走向归隐的试图。然而,这仅仅是诗人这一次“观朝雨”以后的一种暂时的精神解脱,实际上他并没能就此远身官场,去翦北山之莱。诗人的悲剧也正在这里。他始终没有解决“动”(出仕)与“息”(归隐)的矛盾,总是在“歧路多徘徊”。他始终肩载着这种沉重的精神负担,艰难地跋涉着人生的路。
若按写景抒情的一般程式,全诗似乎应以“平明振衣坐”领起,才能顺理成章。但那样势必使全诗结构显得平淡无奇,而且由景入情的转折也将显得生硬、突兀。诗人的高超之处正体现在这里。他以“观”为全诗之眼,前六句直接写“观”时客观之景,后八句写“观”后主观之情,“平明振衣坐”二句置于枢纽关键之处,使写景与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样,令人读来既觉层峦叠蟑,一波三折,又感到接转巧妙妥贴,气脉流畅,饶有韵味。
这首诗开头两句吟后顿觉一种惆怅忧伤的气氛透入心扉,眼前仿佛看到这样一位青年,他满面愁容,步履迟疑地走出京城,向着江边的山上一步一步地往上踏行。他之所以“徘徊”,“踯躅”,是因为他对“京邑”“恋”念极了。“恋京邑”为一篇中要领。
“陵高墀阙近,眺迥风云多”。皇宫在京邑中,是诗人日常出没之处。建康为东吴、东晋古都,古迹胜景不胜枚举。诗人登上烽火楼,既没有放眼江天山野,一抒久处“墀阙”之怀,也没有凭吊陈迹,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首先回首俯视“墀阙”。他平素身处墀阙,似乎对墀阙看犹未足,而来登此烽火楼作一饱览。按理说,他此日登楼所望“墀阙”,比他平日所见应是远了。但诗人在此却说是“近”了。这乍想似乎违于理,但深思后便觉合乎情。这“近”字实从首句中“恋”字而来,因其“恋京邑”,故视京邑中的一切便反远为“近”了。“近”字凝结着诗人对京邑、墀阙的无限深情。前三句写京邑,“眺迥”句与上句对举,转写荆州。他对京邑是那样的“恋”,对即将赴任的荆州,诗人也以三句作答。据《南齐书》本传载:谢朓去荆不久,便被同僚王秀之向武帝告密,武帝随令“朓可还都”。据此可知,荆州随王府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谢朓对此也当早有所料,故“风云多”一语,绝非简单的写景,而实隐含着对此去荆州的畏惧之情。
接着两句,隐含此情尤深:“荆吴阻山岫,江海含澜波。”荆吴之间,有山有水。山水本是诗人素性爱好玩赏之自然景物,此时却成了他的惆怅忧郁的象征。山是阻隔两地之情的障碍,江水有着险不可测的波澜。诗人此去荆州福祸未卜,一腔心事咏叹无端,移情于景,以寄托其畏惧之思。
“归飞”一句,笔意陡转,神思飞越,由将去而未去荆州的此时,想到去荆州后思归之日,陆地有山岫相阻,水路有澜波惊扰,空中又恨身无羽翼。未去荆州时,已对京邑恋不可舍,去了荆州,遇上人事趄必将更“恋京邑”。“恋京邑”而归不得京邑,其心境之愁苦忧思,亦必十倍于今日。忧思及此,笔锋再一转:“其如别离何?”自我提问道:早知日后愁苦,何必今日离此京邑而去荆州呢?
这首诗以“恋京邑”提携全篇,明写京邑可恋,暗写荆州可畏。由情及景,以景融情,由今及后,由后复今,妙笔回还往复,互为呼应。诗意含蕴,耐人寻味。
诗写得曲折,理析得透彻。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妙的生命辨证。 南宋诗人姜夔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经验时,用四个高妙来说明优秀作品:“(1)碍而实通曰理高妙;(2)事出意外曰意高妙;(3)写出幽微,如深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杜荀鹤的《泾溪》诗正是理高妙的杰作。从表面看,诗的事理是碍而不通的。因为行舟水上,遇险不倾,平流却覆,似乎不合常理。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不通的现象中,潜藏着大通的本质。因为舟是人驾的,舟的载沉,不取决于路的平险,而决定于人的状况。溪险石危时,人人警惕,,自然安如泰山;平流无石处,容易懈怠,往往舟覆人亡。这,正是杜荀鹤《泾溪》诗析理的高妙之处。
推而广之,杜荀鹤在这里绝不仅仅说明行船的道理,他也在比拟人事的成败。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说:“诗穷而后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列举了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韩非五人遭遇困厄,发愤著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与《泾溪》诗是完全一致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有一句名言:“生于忧患,亡于安乐。”句中的“忧患”正如泾溪的“险”;句中的“安乐”正如泾溪的“平”;句中的“兴”、“亡”正如泾溪的“不闻倾覆”与“沉沦”——水性与人性在此又一次严密吻合。 究其载沉原因,比拟人事成败,有以下四个方面:
(1)懈怠。《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兴于忧患之时,励精图治,打败了越王勾践。后来,昧于安乐,怠于治国,最终被越所灭。这个故事正好反映了兢慎则成,懈怠则败的教训。韩国著名围棋国手曹熏铉对其天才弟子李昌镐进行评价时断言:最容易毁掉弟子前程的是自我管理失败(即盛名之下的懈怠)。结果,李昌镐事事兢慎,如日方中。倒是李昌镐的对手,怠于人事的聂卫平棋圣毁掉了自己的大好河山。这,又是泾溪诗意的精确注解。
(2)麻痹。众所周知,危险的局面使人警惕,平顺的局面促人大意。而失败的毒素,往往存在于大意之中。陈寿《三国志》记载:蜀汉大将关羽统兵伐魏,围困樊城,水淹七军,兵锋所指,无不望风披靡。于是,关羽骄傲起来,放松了对其后路东吴的戒备。结果,吴将吕蒙袭夺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说明了大意与麻痹的危害。需知世上无顺事,事顺则藏险。如果居安不虑危,当然是取败之道。明乎此,也就能洞悉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珍珠港内不可一世的太平洋舰队覆灭的奥秘了。
(3)固步自封。有一位老人说过:“如果和平与繁使人不思进取,固步自封,那么,真正的危险就在其中孕育。”甲午战争,泱泱中华大国竟然被弹丸的日本击败。原因很简单,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中华自恃地大物博,完全无所作为。两相比较,胜负的天平自然倾斜。同理,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挡不住精勇骠悍的纳粹雄兵;万里长城巨大屏障,挡不住北方草原的强大铁骑;中原汉人的太平梦想,常常被游牧民族搅得满目疮痍。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危险,于此可见。
(4)分裂。小说《三国演义》中有这样的故事:曹操打败了袁绍的主力,袁绍病死了。他的儿子和女婿精诚团结,退据北方。曹操急攻不下,便采用了谋士郭嘉的建议,引兵撤退。危险暂时消失了,曾经并肩战斗的袁家子弟们开始了争权夺利。他们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是两败俱伤。曹军顺势北进,彻底消灭了袁家的残余势力,统一了祖国北方。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安乐对人性的毒化作用。危险消失了,人心也就散了,曾经有过的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局面不复存在。试想同舟不共济,南辕却北辙,能不遭受灭顶之灾吗?
以上四点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是,已经具有触目惊心的巨大震撼力。在杜荀鹤《泾溪》诗中,过往船只的倾覆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绝对和平流中的舟人失去兢慎有关。万事成功都得缘于进取,大凡失败莫不是堕志。水如此,人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谁也不能例外。
今天,我们的国家渐渐强盛,国民的生活渐渐富足,忧患的日子渐渐远去。但是,歌舞升平的表象里下面,却汹涌着极其险恶的暗流。东有美日,北有强俄,内有台岛,政经隐忧……当此希望与忧患并生的时刻,我们重读《泾溪》诗,其现实的意义不容低估。它能使我们洞察和平背后潜藏的危险,重温“兴于忧患,亡于安乐。”的古训,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岸张力。帮助我们寻找正视挑战,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
这,正是水性与人性的实质,也是杜荀鹤《泾溪》诗的真正价值。寓含的哲理: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处盈虑亏,枕戈待旦。
此诗前十二句,写诗人闯荡京师、客游梁宋、落拓失意的真实经历。那时他年纪轻轻,自负文才武略,以为取得卿相是指日可待的事。三言两语,写出了诗人聪明、天真、自负的性格特征。但现实遭遇并不是他所想的那样。他理想中的君主,沉醉在“太平盛世”的安乐窝里。“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说国家风教鼎盛,超过了三皇五帝,朝廷礼乐遍及四海之内。这两句,貌似颂扬,实含讽意;下两句“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就是似褒实贬的注脚。干谒“明主”不成,只好离开京师。但不能回家,因为“归来洛阳无负郭”,家中根本没有多少产业。故诗人不得不带全家到河南商丘一带谋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汉代梁孝王曾在商丘一带筑兔苑,开雁池,作为歌舞游冶之所,诗中借古迹代地名,是说自己在这里种田捕鱼,生计艰难。不说“捕鱼”而说“垂钓”,暗用姜太公“渭水垂钓”故事,说明自己苦闷地等待着朝廷的任用。
后十句是写与韦参军的离别,生动地描写了他们之间的深挚友谊和难舍之情。“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这两句,看似寻常,其中暗含了作者的辛酸遭遇和对韦参军的感激之情。“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说他们的友谊经过长期考验,韦参军经常接济自己,从未以“家贫”为辞借口推却过。“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白日晚”见其日夕相处:“杨柳春”见其既游且歌。这样的友情,的确舍不得分开。“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惊心神”三字,写出了与朋友相别时的痛楚之状。但为事业、前程计,又不得不别,因而劝慰朋友:“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这首诗写得肝胆刻露,字字情真。一般写诗要求语忌直出,脉忌外露。但这绝不是否定率直的抒情。“忌直”是为了“深化”感情,率直是为了将实情写得更“真”,二者似迥异而实相通。高适此作直吐深情,写苦不见颓靡之态,惜别仍发豪放之情,快人快语,肝胆相照,表现出主人公鲜明的个性特征,因而能以情动人,具有很大的感染力。此诗基本上采取了长篇独白的方式,“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诗中又多用偶句和对比,讲究音韵,读来音情顿挫,雄浑奔放,具有流美婉转的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