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开篇点题,重笔写春水。“波暖绿粼粼”三句,词人用绿波、归燕和苏堤三个景物,描绘了春日西湖阳光明媚、生机盎然的景象。随后,词人再用鱼没、流红和东风三个动态的意象,与前句相互应和,进一步描写春景。其中, “鱼没浪痕圆”一句写得生动传神,将鱼儿潜入水中时的轻盈姿态刻画得人木三分。流红引得鱼儿浮出水面,而燕子掠水则将鱼儿惊回水中,只留下阵阵涟漪和无力的春风。笔调轻松写意,描写细致传神。“荒桥断浦”两句承上启下,是全词的转折之笔。 “桥断”即写断桥,与前文的“苏堤”相应,再次点明地点是杭州西湖,一“荒”字与前文形成对比,转而写西湖之荒凉。“柳阴撑出扁舟小”一句则静中见动,反衬西湖此刻的寂静。结尾两句,词人化用谢灵运的典故为这样一幅春景增添了一抹虚幻的色彩。
下片写景之余重在抒情。起句词人写“空山”,悲凉之意转浓。“新绿乍生时”三句及“余情渺渺”两句,均为词人对往昔美好生活的追忆。词人看到“孤村路”,忆起旧时与一众友人到此游玩,大家在“茂林”中尽情“觞咏”,而今“茂林”变成了“孤村路”, “觞咏”的热闹也褪去成“悄”,只余下“情渺渺”。至此彻底反转上片轻松、优美的意境,抒发了词人对往昔的回忆和对“物是人非”的感叹。结尾两句,词人进一步抒发自己的哀叹,可见其当时心中愁绪之浓。
全词笔调细腻,绘景出彩,过渡自然。词人由优美的苏堤游至荒凉的断桥,感情也随之由欢快转为悲伤,情景交融,精妙绝伦。
《抛球乐》一调,虽非三叠,但上下两片一百八十七字,在词中也算得长篇巨制了,柳永此词,写春日清明,把自然之美、节日之盛、游人之欢、宴饮之畅,纷繁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如花团锦簇,炫人眼目。
据《枫窗小牍》、《汴京遗迹考》、《宋东京考》、《东都志略》等书所录,汴京周围有名可举的园林有八十余处,游赏园林成为汴京一时的风尚。这首词描绘了都城人民探春游园的活动,这不仅反映了当时游赏园林的盛大场面,而且也表现了市民阶层太平时及时行乐的社会心态,这比一般性的史志记载更为生动地反映了北宋承平时期的时代风貌,既是一首词中赋体佳作,又可看做是一则珍贵的史料。
词的上片可分六段前三段写清明节美丽的自然景色,后三段写清明节节日盛况。
“晓来天气浓淡”二句为第一段,写自然气候,天气忽晴忽阴,不时会有细雨落下,写的疏疏淡淡。“近清明”四句为第二段,写自然景物,巷陌里风吹柳絮,池塘边烟笼芳草,写的极其飘逸而秀雅。词人结以“尽清图画”四字,画乃水墨画。词人仅用十六字便描画出一幅清明烟雨图,笔力清劲而简洁。“艳杏暖”二句为第三段,承接上段,继续写自然景物,写艳丽的杏花和悬垂的杨柳,并且用了“犯而不犯”的笔法,重复中显出了不重复。这些景物颜色浓艳,又与之前的风絮、烟草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语言上用了对偶,手法上用了拟人手法。但景物选择上有些小气与作态,失掉了自然本色。
上片的后三段以铺写的方式写了民间节日盛况。“是处丽质盈盈”三句为第四段,写少女们荡秋千。以“盈盈”状其仪态,以“嘻嘻”状其笑貌,以“争簇”状其争先恐后的热烈情态。第五段写男子戏彩球。斗鸡、驰马的游乐,“彩球”配以“罗绶”,“金鸡”饰以“芥羽”,“芳郊绿野”是驰骋的园地,也写得华丽而热烈,少女的活动以“是处”二字领起,男子的活动则以“芳郊绿野”结住,都是为突出清明游嬉的场面,处处展现着节日的民风民俗。第六段是为嬉游的场面配上笛声、“和雅”的“繁弦”声,而更加活泼与热烈,毫不夸张地使清明节的民间游艺超过了贵族豪门的王陵之游。
上片至此结住,词人的主体形象似在此游乐的场面中,又似游离于这场面之外。至下片词人的形象才正式登场,他把自己的形象放置于一系列的清明游乐活动中。
第一步,他“泥画轮”,“羁宝马”于“名园深处”,这里词人还用了“争”字和“竞”字,可见当时同游人数之多,也道出了词人游历时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第二步,他随意地“罗列杯盘”于“芳树”的“绿阴红影”下,开始饮酒,事与景和谐地相融为一。第三步,赏舞听歌以壮游兴,舞如“莺娇”,歌如“燕姹,使人尽欢尽兴。于是引发出第四步,词人内心的价值较量,寸大之珠、片阔之玉是宝物,再贵也有价,比不上今天的“浓欢”“无价”。至此,词人已有些飘飘然而忘形再进一步,词人大呼,任凭它美酒一斗值万金,饮尽了尽可解下高贵的帽子去换酒,其疏狂已接近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将进酒》)的境地了。至此,词人的热度已升至顶点,狂傲已发到极致,下一步则以天为幕,以地为席,“尽醉”于似唐虞时代的太平盛世。只是,词人热烈的情绪此时已成强弩之末,接下来就要走下坡路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艳阳之天在尚未看足之时,已觉察到莺飞花谢、好景有尽。最后,只有勉强振作,以不忍轻舍眼前的美酒来告慰自己,也告慰他人。整个下片,可说是步步推进地写尽了词人清明游春时的整个行动与心路的历程。
柳永生就一副要尽享人生欢乐的心性,身处欢乐之中,他要尽情尽兴地享受,他还要用词记录下这生活的欢乐。《抛球乐》就是他记述人生欢乐的一首作品。但柳永的一生是不幸的,他不可能时时处在《抛球乐》这样的世界中,因而他更多的作品是在回忆旧日的欢乐或是欢乐与无奈的交织。
此诗盛赞宴享时酒肴之甘美盛多,以见丰年多稼,主人待客殷勤,宾主共同欢乐的情景。诗中所称的“君子”,是宾客对主人美称。
全诗六章,显示欢乐的气氛,在赞美酒肴丰富的同时,并于后三章进而赞美年丰物阜,故而在宴会当中,宾主得以尽情享受。诗的前三章,章四句,皆以“鱼丽”起兴,具体地歌赞主人酒宴的丰盛,礼遇的周到,可以说是全诗的主体部分。诗人从鱼和酒两方面着笔,并没有写宴会的全部情景。以鱼的品种众多,暗示其他肴馔的丰盛;以酒的既多且旨,表明宴席上宾主尽情欢乐的盛况。写鱼的品种众多,不厌其详,写饮酒的情况,就比较概括,这种写法,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在周代我国已进入农业社会,农业有了相当的发展,不仅广兴耕稼,而且许多鱼类,已成为人们常见的美食。捕鱼养鱼的方法也有了进步,在《诗经》里,提到鱼的篇章不少。《邶风·谷风》、《齐风·敝笱》、《豳风·九罭》,乃至《周颂·潜》、《小雅·南有嘉鱼》、《小雅·鱼藻》都有关于鱼的记载,特别是在《陈风·衡门》当中,有这样的诗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又说:“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用鲂、鲤两种鱼的嘉美和娶妻要娶“齐姜”“宋子”,相提并论,可见人们对吃这两种鱼的青睐。在《周颂·潜》诗中,以“猗与漆沮,潜有多鱼”写养饲鱼类的情况,并且表明饲养的目的,是为了“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可见养鱼之被重视。滋味鲜美的鱼类在宴席上,也就成人们乐于称道的美馔了。在此诗前三章中,每章并列两种鱼名:“有鲿有鲨”、“有鲂有鳢”、“有鰋有鲤”,诗人不厌列举,并非纯用夸张语气,而是借鱼类之多,说明酒宴的隆重,并以表明其他肴馔也必然相应的丰富。诗人这种举一反三,以简驭繁的手法,是广为后人效法的。
说到酒,“酒”是丰年的象征,丰年酿酒,是先民历来的习惯。古代酿酒的原料,纯用粮食作物。在食用的五谷丰产之后,人们才用多余谷类,进行酒类的酿制。《诗经》中提到酒的名篇很多,《豳风·七月》中说:“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周颂·丰年》这篇,写得更具体,其诗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诗中所称之稌,今称为稻(一说专指糯稻),稻黍俱得丰收,盈仓盈廪,“为酒为醴”,才有条件。酒之为用,除了供祭祀昭告丰收之外,“以洽百礼”一句,概括了它的重大作用。因而宴会之中要欢饮旨酒,燕飨嘉宾,更以酒多且旨,以示丰年之欢乐。朱熹《诗集传》,据《仪礼》“乡饮酒”及“燕礼”皆歌《鱼丽》,称此诗为燕飨上下通用之乐,其义甚明。证以《小雅》中其他有关饮酒的诗篇,如《小雅·鹿鸣》(原为燕飨群臣嘉宾之诗,其后成为上下通用之乐)云:“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遨。”《頍弁》云:“乐酒今夕,君子维宴。”盖“酒以成礼”、“酒以尽欢”,由来已久。《小雅·南有嘉鱼》诗亦称“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此诗前三章反覆称道“君子有酒,旨且多”、“君子有酒,多且旨”、“君子有酒,旨且有”,正是表明宾主在宴会中十分欢乐的情景。
诗的后三章,诗人紧扣前三章中三个重要词语“多、旨、有”,进而赞美在丰年之后,不仅燕飨中酒肴既多且美,更推广到“美万物盛多”(《毛诗序》)这一更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就诗的本身来说,这三章可称为副歌。有了这三章,歌赞丰年的诗意,乃更为深挚。诗人说:“物其多矣,维其嘉矣”,“物其旨矣,维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由物品之多,而赞美到物之嘉美;由物品之旨,而赞美到物之齐全;由物品之富有,而赞美其生产之及时。表明年丰物阜,既是大自然的赐予,更是人类勤劳创造的成果。而燕飨的欢乐,则是在丰年以后才能取得的生活中的享受。诗章语简而义赅,充分显示了物类繁多而时人富裕这样的现实。
《小雅·鱼丽》,作为一首乐歌,它的唱法,现在已不知其详,无从考证,但在语言运用方面,仍能得到一些启示。前三章章法相同,采用四、二、四、三的参差句式,在唱法上既有反覆赞歌之美,又有参差不齐的音乐节奏,便于重唱合唱。诗中所称的“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在用意上虽无甚差别,但能产生一唱三叹的美感,使满座增欢。后三章着重在点明主题、渲染气氛,所以每章只有两句。在诗句的本身,其重音节落在“嘉、偕、时”等字词上,句末用“矣”字,使乐曲可以延长咏叹时间,起放慢节奏的作用。前后三章,互相辉映,其整体构思,颇见出诗人手法的高妙。
《清平乐》“词语浅薄”,甚而疑为后人伪托。这首词表面上抒写了一位思妇离别之苦,实际上通过女主人公的内心描写,塑造出一位热情、大胆,对生活充满强烈追求的可爱的妇女形象。诗人借梦中相聚,一方面把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赤裸裸的地暴露出来,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了对思妇的这种不可扼杀的爱情的歌颂和赞美。
上阕用环境衬托写愁苦心情。“烟深水阔”,音信也无;碧天明月,乐景哀情,一个“偏”字,迁愁于月,烦心之至,愁苦之至。“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正与此同。窦娥临刑,怨地怨天,都是怨极的表现。“唯有碧天云外月,偏照悬悬离别。”唯碧天云边明月,偏照着我俩遥遥的离别。“悬悬”惦记昼夜悬悬思恋。
下阕用表情行动写愁苦与盼归。“愁眉似锁难开”是表情、心情;“夜夜长留半被,待君梦魂归来。”是行动,是切盼,更是痴情。难得词人奇思异想,把思妇情思写得深而再深。迁愁怨于明月,留半被待魂归,奇想幽深,构成此词的特色艺术。“夜夜长留半被”,晚上孤独等候,睡了留着半边锦被。“待君魂梦归来”,希望在入睡的梦灵魂相遇。直接抒发了思妇的愁苦和思念,百转千回。
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