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天方肃杀，白露始专征”，首联点明出征送别的时间。大唐王朝这次东征平叛，选择在秋气肃杀的时候，正是为了“昭我王师，恭天讨”。这两句暗示唐军乃正义之师，讨伐不义，告捷指日可待。“肃杀”、“白露”勾划出送别时的气氛，使出征者那种庄重严肃的神情跃然纸上。
“王师非乐战，之子慎佳兵”，统治者当垂恤生灵，“偃兵天下”，因此王师不喜战伐，以仁义为本。这里用“慎佳兵”来劝友人要慎重兵事，少杀戮。两句表面歌颂王师，实则规谏崔融，显得委婉含蓄。
“海气师南部，边风扫北平”，五、六两句借表现河北战场的环境，来盛赞唐军的兵威。梁王大军兵多将良，军容整肃，这次东征定能击败叛军，大获全胜。“海气”、“边风”都是带杀气的物象，“师”、“扫”来表现东征的气势。
“莫卖卢龙塞，归邀麟阁名”，末二句进一步以古人的高风节义期许友人，呼应三、四两句。诗人用卢龙塞和麟阁这两个典故是有针对性的。武后临朝称制时，轻启战争。垂拱三年（687），凿山开道，袭击羌、吐蕃，不但造成士卒的痛苦，也给中原和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眼下，孙、李利用契丹人民的怨恨，大举叛乱，烧杀掳掠，贻害河北人民。因此，陈子昂一方面力主平叛，在诗序中称赞崔融等出征时“酒中乐酣，拔剑起舞”、“气横辽碣，志扫獯戎”的豪气，后来自己也亲随武攸宜出征，参谋帷幕；另一方面，他又反对穷兵黩武，反对将领们为了贪功邀赏，迎得武则天的欢心而扩大战事，希望他们能像田畴那样淡泊明志，以国家大义为重。这两句实际上是希望友人能在这方面做出表率，表现了诗人出语坚决，正气凛然。
全诗质朴自然，写景议论不事雕琢，词句铿锵，撼动人心，正如元方回《瀛奎律髓》评陈子昂的律诗：“天下皆知其能为古诗，一扫南北绮靡，殊不知律诗极佳。”
思想意义
从全诗来看，这首诗即以松快的旷达之语，对世间的两类追求者予以嘲讽。
首先是吝啬聚财“惜费”者，生年不足百岁，却愚蠢到怀千岁忧，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文中的“游”与后文所提到的“为乐当及苦”的“乐”都与常人理解的有异意，游及乐并不是那种酒池肉林，歌舞升平的放纵肉欲，是文人雅士的寄情山水，把酒言诗，忘却失意不得志之情殇的一种积极健康的享受生活之乐。这种乐也是建立在热爱生活基础之上，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
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其实是对仰慕成仙者的嘲讽。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
艺术特点
人生价值的怀疑，似乎常因生活的苦闷。在苦闷中看人生，许多传统的观念，都会在怀疑的目光中轰然倒塌。这首诗集以松快的旷达之语，给世间的两类追求者，兜头浇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对吝啬聚财的“惜费”者的嘲讽，它几乎占了全诗的主要篇幅。这类人正如《诗经·唐风》“山有枢”一诗所讥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娄（穿裹着）；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敛财货，就不知道及苦享受。他们所忧虑的，无非是子孙后代的生计。这在诗人看来，简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纵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为子孙怀忧百岁，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常识；何况还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忧及“千岁”，真是愚不可及。开篇落笔，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真是妙不可言。接着两句更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放情游乐也。把生命的白昼，尽数沉浸在放情游乐之中，已够耸人听闻的了，诗人却还“苦”于白昼太“短”，竟异想天开，劝人把夜晚的卧息苦间，也都用来行乐，真亏他想得出来。夜晚黑灯瞎火，就怕败了游兴。诗人却早备良策：那就干脆手持烛火而游！——把放情行乐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惭，这不仅在汉代诗坛上，就是在整个古代诗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惊世骇俗之音了。至于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窑银的守财奴，听了更要瞠目咋舌。这些是被后世诗论家叹为“奇情奇想，笔势峥嵘”的开篇四句（方东树《昭昧詹言》）。它们一反一正，把终生忧虑与放情游乐的人生态度，鲜明地对立起来。
诗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这样的放荡之思，必会遭到世俗的非议。也并非不想享受,只是他们常抱着“苦尽甘来”的哲学，把人生有限的享乐，推延到遥远的未来。诗人则断然否定这种哲学：想要行乐就得“及苦”，不能总等待来年。诗中没有说为何不能等待来年，其弦外之音，却让《古诗十九首》的另一首点着了：“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谁也不知道“来兹”不会有个三长两短，突然成了“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的“陈死人”（《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那苦再思享乐，已经晚了。这就是在诗人世间“及苦”行乐的旷达之语后面，所包含着的许多人生的痛苦体验。从这一点看，“惜费”者的终日汲汲无欢，只想着为子孙攒点财物，便显得格外愚蠢了。因为他们生苦的“惜费”，无非养育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子孙。当这些不肖子孙挥霍无度之际.不可能会感激祖上的积德。也许他们倒会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会享福。“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说：“直以一杯冷水，浇财奴之背”（《文选集成》）。其嘲讽辞气之尖刻，确有对愚者的“唤醒醉梦”之力。
全诗抒写至此，笔锋始终还都针对着“惜费”者。只是到了结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类追求：仰慕成仙者。对于神仙的企羡，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都干过许多蠢事。就是汉代的平民，也津津乐道于王子乔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终于乘鹤成仙的传说。在汉乐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的热切呼唤。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见《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所以，对于那些还在做着这类“成仙”梦的人，诗人便无须多费笔墨，只是借着嘲讽“惜费”者的余势，顺手一击，便就收束：“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结语在全诗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诗人之本意，其实还在“唤醒”那些“惜费”者，即朱筠《古诗十九首说》指出的：“仙不可学，愈知愚费之不可惜矣”。只轻轻一击，即使慕仙者为之颈凉，又照应了前文“为乐当及苦”之意：收结也依然是旷达而巧妙的。
这样一首以放浪之语抒写“及苦行乐”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确可将许多人们的人生迷梦“唤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将这类诗作，视为汉代“人性觉醒”的标志。但仔细想来，“常怀千岁忧”的“惜费”者固然愚蠢；但要说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及苦满足一已的纵情享乐，恐怕也未必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大抵是对于汉末社会动荡不安、人命危浅的苦闷生活的无力抗议。从毫无出路的下层人来说，又不过是从许多迷梦（诸如“功业”、“名利”之类）中醒来后，所做的又一个迷梦而已——他们不可能真能过上“被服纨与素”、“何不秉烛游”的享乐生活。所以，与其说这类诗表现了“人性之觉醒”，不如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这是一首闺怨诗。诗的前二句描绘江南景致，点明时间，并引起下文，后六句写女主人公偶遇归客，向他询问丈夫的情况。表达了一位江南女子对远在他乡的丈夫的思念和久不见其归来的忧虑。全诗婉曲喜人，音节雅亮，借作问答，语言朴素。
诗的开头两句由写汀洲采蘋而带出江南明媚的春色，笔墨寥寥而江南水乡风物宛然可想。诗写汀洲采蘋，大抵只是触物起兴，借以表达折芳寄远、相思怀人之意，也就是说只是一个“兴象”，而并非实写。这两句借采蘋起兴写相思之情，使读者由芳草而想起美人，而江南如画的春色无疑也给思妇和她的相思平添了一段风情。接下去两句说有“归客”从洞庭回来，带来了“故人”的消息。
思妇在刚听到消息的时候，想必也曾感到一点安慰，但对于一个因为爱情而怀抱相思痛苦的人来说，这一点消息是足以激起更加强烈而不安的思念。以下四句便由此生发。这两句写“归客”带回“故人”的消息，只以一个“逢”字点出，写得特别简略，给读者留下了想像的余地。诗写“洞庭”、“潇湘”，实指同一个地方，却分开来写，给行文增添了一点参差错落；而这样的表达，在字面上使读者觉得好像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诗意因此仿佛有了一点辗转漂泊的意思。与“逢”字所传达的偶然相遇的意思结合在一起，让读者想起远方游子行踪的不定与音讯的渺茫。
诗的后半首以一个问句开头，直接表达了相思的迫切之情。 “春花复应晚”，“春花”指的是白蘋，因首句已点明女主人公正在采蘋，故女主人公将手中之物作比喻，信手拈来，毫无斧凿痕迹，显示出巧妙的构思。其中的“复”字提示其丈夫已多年未归，侧面反衬出女主人公的焦灼神态。这里也隐喻红颜消损，美人迟暮，在岁月无情的消磨中写出了相思憔悴之意。前面的问句，只因为有这一个句子接住，便具有了触动读者的力量。
结尾两句说“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实际上说的是“行路远”。“行路远”因而见出相思的渺茫与深长。“不道新知乐”只是设想之辞，不可坐实。只因相思无望，便有了无端的猜想，而正是从虚设之辞中，写出了哀怨帐惘的相思之情。
从表面的意思上看，“故人何不返”一句下面，应接以诗的最后两句，这两句是对“故人何不返”的直接回答。诗却避免了直接的回应，而以“春华复应晚”一句接住，使诗意平添了曲折之意，也与开头写采蘋有照应之妙。
这首诗写女子相思之情，辞意婉转，又与比兴相结合，更显得含蓄而富于风情。诗借乐府旧题写闺怨，颇有江南民歌清新流丽的特点。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在唐代诗坛上，岑参的边塞诗以奇情异趣独树一帜。他两次出塞，对边塞生活有深刻的体会，对边疆风物怀有深厚的感情。这首《碛中作》，就写下了诗人在万里沙漠中勃发的诗情。
诗人精心摄取了沙漠行军途中的一个剪影，向读者展示他戎马倥偬的动荡生活。诗于叙事写景中，巧妙地寄寓细微的心理活动，含而不露，蕴藉感人。
“走马西来欲到天”，从空间落笔，气象壮阔。走马疾行，显示旅途紧张。“西来”，点明了行进方向，表明诗人扬鞭跃马，从长安出发，沿着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风尘仆仆地向西进发。“欲到天”，既写出了边塞离家之远，又展现了西北高原野旷天低的气势。诗人在《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中写过“过碛觉天低”的雄浑诗句。大漠辽阔高远，四望天地相接，真给人以“欲到天”的感觉。“辞家见月两回圆”，则从时间着眼，柔情似水。表面上看，似乎诗人只是点明了离家赴边已有两月，交代了时间正当十五月圆；然而细一推敲，诗人无穷思念正蕴藏其中。一轮团圞的明月当空朗照，触动了诗人的情怀，他不由得思想起辞别两个月的“家”来，时间记得那么清晰，表明他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之殷切。“两回圆”是经历两月的艺术说法。这句诗含蕴很丰富。十五的月亮是最圆最亮的。人们爱用月亮的圆缺来比喻人的离合，看到圆月，就会想到与家人的团圆，现在是月圆人不圆，自然不免要牵动思乡之情。诗人刚刚把他的心扉向读者打开了一条缝隙，透露出这一点点内心深处的消息，却又立即由遐想回到现实──“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上句故设疑问，提出一个眼前急需解决的宿营问题，下句诗不作正面回答，却转笔写景：好像诗人并不关心今宵宿在何处，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碛中之景，写出了明月照耀下，荒凉大漠无际无涯的朦胧景象。景色是苍凉的，但感情并不低沉、哀伤。在诗人笔下，戎马生涯的艰苦，边疆地域的荒凉，正显示诗人从军边塞的壮志豪情。正如诗人所说：“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碛中作》诗仅四句，但每句诗都有不同的艺术特点。起句有一股勃发的激情和大无畏的精神，雄奇壮美而豪迈；次句情深意远，含蕴丰富；三句以设问兜转，宕开前句，有转折回旋的韵致；结句似答非答，以景作结，于暮色苍茫之中，使人感到气象壮阔。整首诗显示出悲壮苍凉的艺术风格。杜甫称赞岑参的诗“篇终接浑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这是指他的诗结尾浑厚，气象阔大，不可窥其涯际。从结句“平沙万里绝人烟”（一本作“平沙莽莽绝人烟”）来看，境界阔大，茫无边际，“篇终接浑茫”五字，是当之无愧的。
这首诗以鲜明的形象造境写情，情与景契合无间，情深意远，含蕴丰富，别有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