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时写的十首《采桑子》中的第四首，抒写了作者寄情湖山的情怀。虽写残春景色，却无伤春之感，而是以疏淡轻快的笔墨描绘了颍州西湖的暮春景，创造出一种清幽静谧的艺术境界。而词人的安闲自适，也就在这种境界中自然地表现出来。情景交融，真切动人。词中很少修饰，特别是上下两片，纯用白描，却颇耐寻味。
这首词是欧阳修晚年居住的颍州西湖的暮春景象，从而表现了作者异常的、幽微的心理状态。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这首词上阕是说，虽说是百花凋落，暮春时节的西湖依然是美丽的，残花轻盈飘落，点点残红在纷杂的枝叶间分外醒目；柳絮飘舞，柳枝在和风中随风飘荡，在和煦的春风中，怡然自得，整日轻拂着湖水。
西湖花时过后，残红狼籍，常人对此，当是无限惋惜，而作者却赞赏说“好”，确是异乎寻常的。首句是全词的纲领，由此引出“群芳过后的”湖上一片实景，笼罩在这篇实景上的是寂寞空虚的气氛。落红零乱满地，杨花漫空飞舞，使人感觉春事已了。“垂柳阑干尽日风”与上二句相联系，写出了栏畔翠柳柔条斜拂于春风中的姿态；单是这风中垂柳的姿态，本来是够生动优美的，然而著以“尽日”二字，联系白居易《杨柳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来体会，整幅画面上一切悄然，只有柳条竟日在风中飘动，其境地之寂静可以想见。在词的上阕里所接触到的，只是物象，没有出现任何人的活动。眼前的是自然界，显得多么令人意兴索然。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下阕前两句是说，游人尽兴散去，笙箫歌声也渐渐静息，才开始觉得一片空寂，又仿佛正需要这份安谧。“笙歌散尽”，虚写出过去湖上游乐的盛况；“游人去后，始觉春空”，点明从上面三句景象所产生的感觉，道出了作者的复杂微妙的心境。“始觉”是顿悟之词，这两句是从繁华喧闹消失后清醒过来的感觉，繁华喧闹消失，既觉有所失的空虚，又觉得获得宁静的畅适。首句说的“好”即是从这后一种感觉产生，只有基于这种心理感觉，才可解释认为“狼籍残红”三句所写景象的“好”之所在。
“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末两句是说，回到居室，拉起窗帘，等待着燕子的来临，直到双燕从蒙蒙的细雨中归来，才放下了帘子。
最后两句，写室内景，从而使人揣想，前面所写的一切，都是词人在室外凭栏时的观感。末两句是倒装。本是开帘待燕。“双燕归来”才“垂下帘栊”。着意写燕子的活动，反衬出室内一片清寂气氛。“细雨”字还反顾到上阕的室外景。落花飞絮，着雨更显得春事阑珊。这首词从室外景色的空虚写到室内气氛的清寂，通首体现出词人生活中的一种静观自适的情调。
这首词是欧阳修颍州西湖组词《采桑子》十首的第四首。诸词抒写作者以闲退之身恣意游赏的怡悦之情，呈现的景物都具有积极的美的性质，如“芳草长堤”、“百卉争妍”“空水澄鲜”等等。独此首赏会的是“狼籍残红”。整组词描写的时节景物为从深春到荷花开时，“狼籍残红”自然是这段过程中应有的一环。如果说诸词表现了词人作为闲人对各种景物的欢然会意，本词却不自觉的透露出来他此时的别样情绪。作者这时是以太子少师致仕而卜居颍州的。他生平经历过不少政治风浪，晚年又值王安石厉行新法，而不可与争，于是以退闲之身放怀世外，这组词总的是体现了他这种无所牵系的闲适心情。但人情往往也有这样的矛盾，解除世事的纷扰固然觉得轻快，而脱去世务又感到空虚。本词“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却是极其微妙的反映出这种矛盾的心情。结尾“垂下帘栊”两句，乃极静的境界中着以动象，觉余情袅袅，表现出对春的流连眷恋意识，不免微露怅惘的情绪。
首联“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从人石俱贬写到石存人亡，一开头就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诗人从“石”入手，自然浑成。石存人亡的衬托，突现了苏轼的不幸。当年，苏轼被贬南方，这块心爱的玩石，随其同往，可谓同病相怜；而如今人去石存，大有人不如石之慨。而赞美“石”质的“坚”与“重”，则暗含诗人对苏轼为人立世之本的钦佩。苏轼一生，在政治上从不因一己之利而朝三暮四，始终坚持独立的品行。石随人贬，一个“俱”字，道尽了当时的世态炎凉。更伤感的是，苏轼所欣赏的雪浪石虽“不闻”而“尚存”，雪浪斋还可重新“葺治”，而石和斋的主人苏轼却再也见不到了，充满了物是人非之感。
中间两联承“石尚存”生发。“坚重质”既是写雪浪石，又是苏轼的象征。苏轼一生爱石，在于石具有“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概”，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坚重质”，而苏轼一生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正具有这种坚重不迁的高贵品质。颈联隐括苏轼《雪浪石》诗和《雪浪斋铭》入诗，写珍惜和复原友人遗物。“满酌中山酒”，是说诗人也要像当年苏轼那样“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重添丈八盆”，是说要重做“玉井芙蓉丈八盆”以盛装雪浪石。珍重友人遗物正表现了思念友人的深厚之情。
尾联承“人亡”。“不归北”，语意双关，既指苏轼卒于常州，又指苏轼鉴于政治原因，决意“不归北”。苏轼本来“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但行至真州，“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所谓“北方事”是指宋徽宗上台仅一年多，就由调停新旧两党转为再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为“省力避害”，决意留在离京城较远的南方。不料突然卒于常州，失去了同弟弟和老友重见的机会，诗人也只能在遥远的定州为友人招魂而已。
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生面，它睹石思旧，借物写人，以“贬”字领起全篇，以“亡”字，贯穿始终，层层递进，环环入扣，诗中无一“哀”字，而哀情则从隙缝中透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