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庸关在今北京市昌平县西北。徐兰为清宗室安郡王(疑即玛尔浑)幕僚期间,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帝统兵征噶尔丹时,随安郡王出塞,由居庸关至归化城。此诗即是随军出塞时作。诗中描写了出关所见景色,抒写了出征土卒怀土恋乡的感情。
前两句,有版本“将军此去必封侯,士卒何心肯逗留”其中的“此”字原缺,此据诗意补出。前两句写“出居庸关”之前士卒的心理。“封侯”,从字面说,是指当上大官;就其实质而言,则是指驰骋疆场,功业有成。前两句意思是说,将军将在边地的战斗中建立功勋,这对于士卒说来,自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意味着士卒也将有立功的机会,因而急于奔赴边地,而无意于逗留不前。
后两句,则是写临出居庸关时的情况和心情。“出”字原缺,此据喀《清诗别裁》补出。“马后桃花”,意谓关内正当春天,温暖美好;“马前雪”,是说关外犹是冬日,严寒可怖。因而,无心在征途上逗留的士卒,在临出关的刹那,却不禁犹豫了起来,不自觉地回过头来再看一眼关内的景色。此诗对土卒内心世界的开掘是相当深入的,诗中不作静态的描绘,而是将人物置于特定的环境之中,从环境的变化相应写到士卒心态的改变:当立功边塞的机会在前方等待时,士卒一往无前,充满豪情;而当即将出关、远离故土时,又难免生出柔情,回头顾盼。诗中的主人公,既不是甘心老死于槽枥之下的驽骀之辈,也不是只会行军打仗而缺乏真情实感的战争工具。豪情与柔情、为国捐躯与怀土恋乡,两种对立的感情,在人物身上得到了相当和谐的统一。
全诗最动人的是三四两句。尤其是第三句,将“马前”、“马后”写成两个不同的世界,更是石破天惊的奇思妙笔。在具体写法上,这一句也很有特色:“马后桃花”与“马前雪”,是对比;以马概人,则又有所省略。沈德潜称赞此诗说:“眼前语便是奇绝语,几于万口流传。此唐人边塞诗未曾到者。”(《清诗别裁》)徐兰是一个爱作惊人语的诗人,他在《归化城杂咏》中也有类似的诗句:“后骑解衣风柳下,前军堕指雪花中。”“奇绝”的“眼前语”的获得,归根结底是由于诗人有边塞生活的独特体验,故能于唐人边塞诗之外开拓出新的境界。而从意象与用词而言,或许还受到过唐人权德舆的“马首向何处,夕阳千万峰”(《岭上逢久别者又别》)与马戴的“马头冲雪过临洮”(《出塞词》)的启发。
沈德潜在《清诗别裁》中,将此诗的题目改为《出关》,将前两句改成“凭山俯海古边州,旆影风翻见戍楼”。从诗句本身说,首句写静,次句写动,对环境描写与氛围渲染的表现都相当成功。但“凭山”句将所出之“关”,明白写成了山海关,这与诗人此次随军出征的路线不合,是不应该当作徐兰的创作来欣赏的,故为本文所不取。
唐代后期由于人烟稀少,蔡家机场一带的湘江东岸尚未开垦耕种,为一片平野。“晓莺啼远林”,进一步说明此片平野面积广阔,一片葱绿的草地。地势低平的湿地土壤中含氧低,不适林木生长,林木多分布平野边缘丘陵上,故曰“远林”。
“潇湘渚”即巴洲滩,诗人清晨泛舟而下,首先到达巴洲滩。此时已早晨七八点钟,一个大好晴天,适宜诗人深入民间访问,考察风土民情。“云断岣嵝岑”,岣嵝岑,乃指“衡山”,它的最高峰为祝融峰。此句意含诗人北望长安,视线被“衡山”所挡。这是诗人曲折表达受迫害的贬谪心情。古史相传,大禹曾驱车到洞庭以南考察水情,禹是传说中的上古圣人之一。此句暗指唐宪宗效法先圣尧舜治理天下。“世途非所任” ,应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反映诗人一心报国无门,被贬南荒之地,时刻思念重返朝廷,效忠君皇,为国为民尽自己一份历史责任而不可能,诗人多么盼望皇帝召其北归。诗的最后两句切题,舜帝南巡野死九嶷。诗人一向以邀尧舜为师,表明自己的历史责任感。中国历史上不少志士仁人都具备此种历史责任感,所以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的脊梁。这两句诗实写苍梧,即九嶷山,暗指舜帝的英明,借喻唐宪宗以兴尧舜之风为己任,能召回永贞革新志士重返朝廷,效忠皇帝,实现政治革新。这仅仅是诗人的主观愿望,此句蕴含诗人多少相思泪!
柳宗元26岁中博学鸿词科,步入仕途,“超取显美”,任礼部员外郎,虽是六品京官,却有资格参加早朝议事。现在身处逆境,成了被禁锢的囚徒,他在零陵深入民间访贫问苦,这是一般被贬斥的朝官不可能自觉做到的。所以只有把握柳宗元政治革新的进步思想本质,才能理解诗人在元和四年春深入民间之举的缘由。“凝情空景慕,万里苍梧阴”,诗的落脚点在一个“阴”字上,其实还是空望一场,但又表现诗人强烈的爱国爱民的激情,这是历史上进步文人的共同心态。
这是首次发现柳宗元贬永十年,第一次写于今冷水滩区管辖地域的诗,为研究柳宗元政治革新思想的人民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初步认定《零陵春望》写于元和四年春。此时柳的姨父崔敏已任永州刺史,有了保护伞,所以他的行动较前自由一些,因此盼望回长安的心情更急切。这一时期柳宗元写了一些信向长安亲友求助,设法返回朝廷,这是诗人写《零陵春望》的内心企图。由于唐宪宗及保守派对柳的歧视,致使柳宗元贬永十年不得被召回供职,反而贬到岭南柳州而客死任所。柳宗元一生仕途多舛,报国无门,这是中国历史上许多进步人士的共同命运!
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
本文是游记,写山川景物形象,并在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情趣和韵味。作者船行于长江小孤山至大孤山一段,所见所游,非止一处,为避免重复单调,需要用精彩的变化的笔墨,抓住各处景物特征进行描绘。文中写烽火矶“嵌岩窦穴,怪奇万状,色泽莹润”,写峭石’‘杰然特起”.“丹藤翠蔓,罗络其上,如宝装屏风”,写小孤山“碧峰巉然孤起,上干云霄”,写澎浪矶“虽无风,亦浪涌,盖以此得名”,写大孤山“四际渺弥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只寥寥几笔就描绘出鲜明独特的形象。
由于景点多,仅是孤立地写出特征,也可能会失之分散。作者注意了景点间的联系。一是各处景物虽千姿百态,但又均有山与江水相互生发辉映的描写,构成整体背景,使景物在多样中见统一;二是注意各景点地理位置上的联系。文章屡次写江流和船行,即在分散的景点中贯以线索。至于写澎浪矶和小孤山,“二山东西相望”,写大孤山时又与小孤山作比,更见出其间联系,从而由各景点共同组成一幅完整的长江山水图。
在各景点中,以对小孤山的猫写最为充分。作者用笔灵活多变,从各个角度写这一江中绝景。既随角度变化显现作者是在江行中览眺景物,又从多个角度充分展现了山水景物的千姿百态。
作者在记述山川景物、名胜古迹过程中,随时触合抒情和议论,并将有关的传闻轶事、前人诗句都信手拈来,还随笔写出郡县沿革、地形防戍等情况,丰富了作品的内容,使写景记游具有思想深度,同时亦为景物添彩生色,使一景一物似乎都带有诗的灵气,文的推致,神话的氛围,历史的积淀,诗文传说与胜景相互映发,更为引人入胜。
作为散文,所描摹的山水形象,与用诗歌写出的山水形象是有差别的。文贴近山水的本来面貌,写得具体,而诗则是写意的,境象与情思都升华得更为高远一些。在陆游之前,苏轼有咏大孤山小孤山的著名题画诗《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
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崖崩路绝猿鸟去,惟有乔木搀天长。客舟何处来?棹歌中流声抑扬。
沙平风软望不到,孤山久与船低昂。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诗的最后两句,为陆游文中所引,但诗中以浪漫之笔写得煞有介事,而文中仅作为诗家浪漫想象的妙语,并对有关传说予以考校。苏、陆二家,一诗一文。苏诗是凌空飘飏的,所展现的形象,真有“山苍苍,水茫茫”“沙平风软望不到”的感觉,而陆文则是脚路实地,从多种侧面,作了细致真实的描写。苏诗能启发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陆文则让我们如同身临其境。对比之下,可以显见其差异。但这种差异,是体现着文学艺术手段的丰富多样,并无高下优劣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