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誓》一诗，旨在代屈原立辞，抒写屈原被放逐而离别国都的悲愤和欲高蹈远游却牵念故乡的情怀，同时寄寓了作者自己被疏离而将远去的愤慨。《惜誓》在思想内容上，主要体现为爱国情感、愤世心绪和见疏哀怨；在艺术表现上，主要体现为骚体诗风、瑰玮境界和奔放气势。《惜誓》反映了贾谊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虽然难与屈骚的成就伦比，却也深得屈骚遗风；还反映了汉人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开创了汉人拟骚诗的传统。
贾谊写《惜誓》当是他人性本质的体现。《惜誓》当是他借怜惜屈原不得志而誓死之篇来表达他的看法和态度。从篇中可以看出，他对屈原之死的事实表示了惋惜之情，对其本人表达了尊敬之心，但又毫不保留地表达出"以死抗争社会来表达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做法并非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的态度。其价值不仅在作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所谓君子生存得志敬业、失志隐身和绝望自杀三种选择之外更多的思考。在诗中，作者提出了明哲保身、明辨是非、当留则留、当退则退的新主张，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新方法。这些新思想、新主张和新思路值得后人学习和思考，它是贾谊《惜誓》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更是君子生存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所在。它既是社会问题，更是人生问题。
关于《惜誓》的意思，王逸说：“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约也。言哀惜怀王与己信约而背之也。”认为是贾谊代屈原抒情和叙事。此篇和《吊屈原赋》一样，揭露了世俗之幽昏，黑白之颠倒，强调神德之人，应当远浊世而自藏，不要受制于小人，徒伤身而无功。
《惜誓》一诗的美学思想表现为四个方面：以生命为中心、神游太空、神游昆仑、思今忆古以明君子之道。全篇善用比兴手法表现抒发悲愤之情的主题，与屈原作品的“引类譬喻”，是一脉相承的。
此诗当是公元753年（天宝十二年）春所作，讽刺杨国忠兄妹骄奢淫逸。首二句提纲，“态浓”一段写丽人的姿态服饰之美，“就中”二句点出主角，“紫驼”一段写宴乐之奢侈，“后来”一段写杨国忠的气焰和无耻。整首诗不空发议论，只是尽情揭露事实，语极铺张，而讽意自见，是一首绝妙的讽刺诗。《杜诗详注》云：“此诗刺诸杨游宴曲江之事。……本写秦、虢冶容，乃概言丽人以隐括之，此诗家含蓄得体处”。《读杜心解》曰：“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概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
全诗通过描写杨氏兄妹曲江春游的情景，揭露了统治者荒淫腐朽作威作福的丑态，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的社会现实。诗分三段，先泛写游春仕女的体态之美和服饰之盛，引出主角杨氏姐妹的娇艳姿色。次写宴饮的豪华及所得的宠幸。最后写杨国忠的骄横。全诗场面宏大，鲜艳富丽，笔调细腻生动，同时又含蓄不露，诗中无一断语处，却能使人品出言外之意。
语极铺排，富丽华美中蕴含清刚之气。虽然不见讽刺的语言，但在维妙维肖的描摹中，隐含犀利的匕首，讥讽入木三分。
本诗约作于天宝十二年（753），时值杨国忠任右相不久。诗作对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和狂妄嚣张的气焰进行了有力鞭挞，也从侧面揭露出当时君王昏庸、朝廷腐败的社会现实。诗开篇即点出时间——三月三日。诗人用细腻的笔法、富丽的词采，描画出一群体态娴雅、姿色优美的丽人。接着又言其服饰之华丽和头饰之精美，所有这些无不显示出丽人们身份的高贵。“就中云幕椒房亲”等十句，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丽人中的虢、秦、韩三夫人。据《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杨贵妃的大姐封韩国夫人，三姐封虢国夫人，八姐封秦国夫人。每逢出门游玩，她们各家自成一队，侍女们穿着颜色统一的衣服，远远看去就像云锦粲霞；车马仆从多得足以堵塞道路，场面甚为壮观。诗人对三位夫人宴饮的奢华场面描写得尤为细腻。她们在云帐里面摆设酒宴，“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用色泽鲜艳的铜釜和水晶圆盘盛佳肴美馔，写出了杨氏姐妹生活的豪华奢侈。然而，面对如此名贵的山珍海味，三位夫人却手捏犀牛角做的筷子，迟迟不夹菜，因为这些东西她们早就吃腻了，足见其骄矜之气。可怜了那些手拿鸾刀精切细作的厨师们，真是白忙活了一场。内廷的太监们看到这种情形后，立即策马回宫报信，不一会儿，天子的御厨房就络绎不绝地送来各种山珍海味。六句主要写杨国忠权势煊赫、意气骄恣之态。他旁若无人地来到轩门才下马，大模大样地步入锦毯铺地的帐篷去会虢国夫人。他外凭右相之尊，内恃贵妃之宠，在朝中独揽大权，阻塞言路，使朝政变得十分昏暗。“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句，诗人借曲江江边的秀美景色，并巧用北魏胡太后私通大臣杨华的故事以及青鸟传书的典故，揭露了杨国忠与虢国夫人淫乱的无耻行径。北魏胡太后曾威逼杨华与己私通，杨华害怕惹祸上身，后来投降梁朝，胡太后为表达对他的思念，特作《杨白花》一词。“青鸟”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是神话中的一种鸟，传说是西王母的使者。据说，西王母在见到汉武帝之前，先看到青鸟飞集于殿前。后来，“青鸟”被视为男女之间的信使，在这首诗中指的是为杨国忠传递消息的人。
在诗的最后两句中，诗人终于将主题点出，但依然不直接议论，而是温和地劝说旁人：千万不要走近他们，否则丞相发怒后果就严重了，这样的结尾可谓绵里藏针，看似含蓄，实则尖锐，讽刺幽默而又辛辣。
“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起得很有气魄，开门见山，向迷恋仕途的人提出了严重警告：你们知道吗，在仕途上追逐功名利禄的人如同坐在一辆载重的下坡车上一样，随时可能摔得车毁人亡，个中危险谁看破了。首句运用比喻，准确切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紧接的三句全是为首句作注脚。第二句“惊险谁参破”，实际意思是说谁也没有参破。为了让这些迷恋官场的痴人惊醒，三四句就用事实来说话：“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 ”两句十个字，是充满血和泪的总结，是对元代官场的险恶的真实概括。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是元初平宋统一全国的重要功臣之一。公元1286年在授给他高官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遣要束木钩考荆湖行省钱谷”（《元史·世祖本纪》），要从“贫贿”入手整垮这位开国功臣，他被逼自杀了。桑哥主持朝政, 百官动辄得咎，他“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和贯云石同朝为官的权臣铁术迭儿，“蒙上罔下，蠢政害民”、“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元史奸臣传》），将不少正直的官员杀害了。这是全曲的第一层意思，写官场的险恶，虽占篇幅较多，但还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
“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是第二层；点明全曲主旨。“风波”：指“竞功名”的政治生活。宋代邵雍曾隐居河南苏门山中，题所居为“安乐窝”。后世遂以安乐窝代指隐居安逸的生活。全句说，这一切怎么比得上我躲避政治斗争、辞官归隐。全曲集中笔昙描绘“竞功名”的危险，是为了同“安乐窝”的生活构成鲜明对比。同“玉堂臣”比，隐逸生活是闲适美好的；同“遭残祸”比，隐逸生活是安全幸福的。这样描写，就使作品所肯定的生活具有强烈的吸引人的力量。
这首散曲在艺术上的鲜明特点是把歌颂隐逸生活同大胆揭露官场险恶结合起来写，语言泼辣，道理透彻，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力量，抵消了消极情调，显示出豪迈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