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从“狗吠”落笔，引出“吏来”，猛然扯开了一场逼租逼税惨剧的序幕。首句劈空而至，来得突然、紧张，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何暄喧”既点明狗吠声大而杂，又暗示了悍吏唯恐“猎物”躲逃而“奇袭”的凶暴淫威。
“披衣”写出了主人不敢怠慢地急匆匆去应酬的情状。“欲得钱” 挑明了 “吏来”的目的，可见来者不善。“府记” 二字既照应了标题，又交代了逼祖逼税的后台老板，直把矛头剌向官府，使作品的思想性更有深度。
“穷”写出了主人为缓出交钱而磨破了嘴皮；“乞”勾画出主人哀求的可怜。粮穷尽，钱穷尽，语穷尽，都不能唤起悍吏的一丝怜悯，反而使悍吏且“怒”又“尤”。一方是“语穷乞请”，一方是 “怒反见尤”，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杜甫 《石壕吏》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诗句。
“旋歩”四句写出主人哀求免交不行，缓出无望，而吏又岂能善罢甘休！主人只得转身环顾家中，东寻西觅，但粮钱终无所获。看来唯有的一线希望是向邻人借贷了，但在府记的贪财重赋下，邻居也同样赤贫如洗。“邻人言已匮”这一句看似寻常，实为崎崛。它写出了像主人这样粮钱匮尽的人家何止一户！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性，使主题更典型、更有普遍性。这种“点”——主人的赤贫，“面”——邻人的“已匮”，点面结合的表现手法，使得这首诗的思想性既有深度（点），又有广度（面）。
“钱钱”的迭用，活画出主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哀叹。大大加强了全诗的悲伤色彩，句中“独憔悴”中的“独”不当“独自”讲，而是“唯有”的意思，因为邻人也巳匮，可见不“独”。诗的最后两句，写出主人对钱难得的感慨，唯有忧愁憔悴而已。诗到这里便戛然而止，这场悍吏敛钱的收场如何，也就不堪言状了。其弦外之音就留给读者去想象，令读者也和主人一起去“憔悴” 了。
全诗仅截取了官差逼租敛税的一个片断，这是当时社会典型的尖锐阶级矛盾的真实写照，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凶残和劳动人民的贫困、怨愤。
诗中主要采用了白描的技法，不以华丽的词藻着色，不设喻少修饰地以“叙述”来代替“描写”，把作者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这首诗的情节性是鲜明的，情节的发展层层深人。其轨迹是“狗吠”引出“吏来”——吏来逼出主人“出门应'——出门方知吏来“为得钱”——无钱只得“乞请出”——乞请出的结果招来吏“怒”且“尤”——为平息吏怒，只得“旋步顾”——“顾”的结果是“无可为”——“家中”无可为，只好“从邻贷”——“贷”的结果是邻“已匮”——邻已匮，只得独憔淬。诗的情节一环扣一环，步步进逼。其情节虽没有明显的髙潮，但于平淡中见深度。收到了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的出色效果。
这篇赋先总述雕“以雄才为己任”，展示了骠悍骁勇的雄姿；接着笔锋一转，插叙捕雕的情景和驯雕的过程；然后叙雕“奋威逐北”之令人称羡、使异类震惊之杰出本领及其敢于“触邪”的刚正气质；结尾写雕“不见用”而飘然远逝，在自伤怀才被弃的坎坷命运中，对“虚陈其力，叨窃其位”的昏庸官僚进行了嘲讽。全赋借雕自况，吐露怀抱，章法谨严。
全篇可分为八层。
第一层以写实之笔略述雕之俊异，喻士之负有雄才。“当九秋之凄清，见一鹗之直上。以雄才为己任，横杀气而独往。梢梢劲翮，肃肃逸响；杳不可追，俊无留赏。”开篇寥寥数语，便勾画出一幅勇悍绝伦的雕像图。
第二层借言取雕于“愁呼”，“蹭蹬”之时，暗喻取士当于困顿窘迫之际。
第三层言雕先调习而后可试，喻得士当先养而后可用。
第四层以雕可逐灭孽狐、狡兔，喻负有奇才之士方能剪除国之巨奸。
第五层言雕不击凡鸟，喻土不与庸才之人争能。
第六层借雕以强健之力勇于触邪，喻士以凛然正气敢于斥奸。“夫其降精于金，立骨如铁；目通于脑，筋入于节。架轩楹之上，纯漆光芒；掣梁栋之间，寒风凛冽。”赋中短短片言，又再展雕之威凛神韵，令人叹止。
第七层言有雕之飞翔，而枭怪之鸟藏匿，喻正人之士得用而小人之奸必去。
第八层借离不得识终将茫然而去，喻士不得用必悲伤潜身。
全赋一波三折，深沉雄浑，悲壮激昂，写雕言己，喻志抒情，铺写详尽而章法井然，描绘生动而形神毕现，从观雕、得雕、试雕、任雕及弃雕之中，尽言取士之法，育人之道，任才之效，笔力苍劲，精神悲壮，在结构、排布上，留有明显的雕琢痕迹，在语言上避免模仿汉赋那种呆板句式，而以散文的笔法御领全篇，句式或四四相俳，或六六成偶，灵活舒展，在骈丽之中，又寓古文之气，虽有雕琢之笔，却又绝不失风骨之力，毫无靡繁之气，读来使人为之振奋。
此外，此赋全篇俱属比喻。正是这种比喻，形成此赋的结构独特性，即不像作者的三大礼赋那样，模仿汉赋，铺陈名物，而是着墨于雕，立意于志，以意御文，层层相扣，段段紧关，结构严谨简练，一气呵成。
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