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原州城呈张贲从事》是北宋诗人魏野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抒写羁旅客愁。首联以问句呼起,点明忧愁因独上边城城楼望远,但见满目荒寒引起。颔联渲染原州冷落萧条的景象,言置身于无尽头的孤寂之感。颈联由听觉感受和视觉感受,衬托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尾联总束全篇,写出友人为异乡贫官而自身为客,离恨均难收拾的情状。全诗写景高远开阔,情调苍凉凄楚。
首联以设问形式开篇,先是自问身处异乡何处最易牵发个人愁绪,接着自答孤身一人独自登上边远城楼,这就足“答案”。身处异乡,就已令人孤寂忧愁的了,更何况是客子伶仃一人独自登上偏远边城城上之楼呢。站在边城高处,就能极目远眺,边地景色一览无余。就是这带有边地特征的景色,最能牵动客子心中之愁,此意虽然诗人没有明说,但却蕴情于景。借助逼真的画面予以展现。这就既为下文抒写展开了宏伟的画卷,又设定了“愁”这一主体旋律,颇有柳宗元“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式的开头风格。
颔联开始抒写塞外风光。“日暮北来惟有雁”,秋季黄昏,抬眼望去,眼前看到的唯有振翅而飞的北归雁群,尽管是“平沙万里绝人烟”,但却仍是“衡阳雁去无留意”,北来的雁群仿佛毫无留意,头也不同地向着南方的中原飞去了。渐渐地“几行归雁云边断”,心中不难涌起“何处行人不断肠”的愁怨。诗人的家同本在中原,但却不得不滞留两北边陲一望着那越飞越远的雁儿,令作者伤感。“地寒西去更无州”,虽说现在还是秋天,然而边地冬季来临甚早,早已天寒地冻,衰草连天了。从此再往西去,已经没有朝廷的州郡了。想到自己就像那身不由己无依无靠的蓬草,被寒风一吹,就流落到了这边远荒凉的原州边城了,作者不由得悲从中来。
颈联紧承上文进行情景描述。“数声塞角高还咽”,处在凄凉哀愁情绪中的诗人偏偏又听到了几声时而高昂时而呜咽的军中号角,就不禁在凄凉悲切的羁旅心境中又平添了几多哀愁:“一派泾河冻不流”,诗人此刻站在原卅城上,放眼望去,只见泾河之水早已被冻住不流了,更使人觉得“塞上风云接地阴”,让这种顿起“愁云惨淡万里凝”哀思。面对这样的穷荒野漠,碎丘幽壑,耳闻声声号角,呼呼北风,一介书生剩下的只有“可怜无定河边骨”的惨不忍睹的景象和“古来征战几人回”之无穷无尽的感慨了。
尾联“君作贫官我为客,此中离恨共难收”。这两句是说:你在异乡作小官,我在异乡作异客,其中的客愁,是你我两人都难以收拾的。尾联以贫官、异客之离恨作结,呼应了开头的“牵愁”,点明了主旨。
这首诗首尾两联抒情,中间两联写景。抒情,则感情悲怆;写景,则景象萧瑟。情景交融,感人至深。这首边塞羁旅行役律诗景象萧瑟,感情悲怆,和盛唐的边塞诗有霄壤之别。时代之不同是造成差异的一个原因,身份之不同则是更主要的原因,作者是个消极遁世的隐士,而高适和岑参他们则是积极进取的用世之士。
此篇在《玉台新咏》中题为《杂诗》,兹从《文选》。诗人因景感怀,发为浩叹。
在微阴蔽日,一年容易又秋风的季节转换中,自然界万物各得其所,鱼鸟安然游翔之景,引发出役夫久戍他乡,有家难归的联想。曹植生活在战乱频繁的时代,对民生疾苦有一定的了解和体察。诗中“游者”、“处者”两句,运用典故,映照出时代的动荡,男女之怨旷。游者,指役夫。《黍离》,指《诗经·王风·黍离》篇,是一首哀伤宗周覆灭诗。这里取其感伤乱离、行役不已的意思。处者,指役夫家中的亲人。《式微》,指《诗经·邶风·式微》篇。旧说是黎国诸侯被狄人所逐,寄居卫国,臣子劝归之作。这里取其劝归之意。通过典故的运用,将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深化了人民在封建徭役制度重压下痛苦不安的悲剧间蕴,正如唐人王昌岭《从军行》叹当时边关征戍不断时所咏:“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由秦汉联想到唐代征戍之事,一处深沉的历史感油然而生。诗人悲天悯人式的同情心,不言而喻。
这首诗造语自然精妙,音节流美铿锵,意象生动传神,触目所感,情与景会。诗中“游鱼潜渌水,翔鸟薄天飞”两句,色彩鲜明,境界开阔,用词精警,意象飞动,是历代读者激赏的名句。鱼、鸟形象的捕捉,渌水蓝天的空间幅度,鱼“潜”鸟“薄”静动映衬,在诗意的提炼上都达到了自然凑泊、了无痕迹的境界。鱼儿安然地潜游于渌水之中,鸟儿自由地翱翔于九霄之外,安然无惊、自由畅朗的图景,不但反衬出身不由己的役夫的可悲命运,同时也是作者处在动辄得咎的政治逆境身心备受压抑中对自由、解放的热切憧憬。“潜”、“薄”二字,最见作者炼字、炼意的用心。“潜”字属平声闭口韵,声音轻细,切合表现游鱼安然不惊的神态;“薄”字属入声,声音短促而有力,状翔鸟高飞蓝天的快意,神采顿见,其“飞飞摩苍天”的气势,如在眼前。这两个动词的妙用,充分显示出诗人敏锐的观察力及其精湛准确的艺术表现力,堪称“诗眼”。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句与尔后“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两句,平仄声律和谐妥贴,文字对仗工整自然,暗合了律诗粘对、对仗的规则,不但见出这位才思敏锐,才华富赡的诗人在斟音酌句上的努力,和他对提高诗歌艺术表现力的贡献,同时也透露出中国古典诗歌由古体向新体、近体诗演进的讯息。
这首词的主旨是伤春念远。上片忆往。红杏翠柳是眼前容色,雨中小楼为当日情事。“朱户”暗示伊人身份,亦显温馨。下片思人。卧对残烛,伤春伤别。明知“归不去”,仍然“迷归路”,到底不能忘情。
东坡才大如海,其词堂庑亦大。如“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固然极富创新之局面,而如“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则又深具传统之神理。此首《点绛唇》亦然。此词所写,乃是词人对于所爱女子无法如愿以偿之一片深情怀想。
上片悬想伊人之情境。“红杏飘香,柳含烟翠拖轻缕”,起笔点染春色如画。万紫千红之春光,数红杏、柳烟最具有特征性,故词中素有“红杏枝头春意闹”、“江上柳如烟”之名句。此写红杏意犹未足,更写其香,杏花之香,别具一种清芬,写出飘香,足见词人感受之馨逸。此写翠柳,状之以含烟,又状之以拖轻缕,既能写出其轻如烟之态,又写出其垂丝拂拂之姿,亦足见词人感受之美好。这番美好的春色,本是大自然赐予人类之造化,词人则以之赋予对伊人之钟情。这是以春色暗示伊人之美好。
下边二句,遂由境及人。“水边朱户”,点出伊人所居。朱户、临水,皆暗示伊人之美、之秀气。笔意与起二句同一旨趣。“尽卷黄昏雨”,词笔至此终于写出伊人,同时又已轻轻宕开。伊人卷帘,其所见唯一片黄昏雨而已。黄昏雨,隐然喻说着一个愁字。句首之尽字,犹言总是,实已道出伊人相思之久,无可奈何之情。此情融于一片黄昏雨景,隐秀之至。
下片写自己相思情境。“烛影摇风,一枕伤春绪。”烛影暗承上文黄昏而来,摇风,可见窗户洞开,亦暗合前之朱户卷帘。伤春绪即相思情,一枕,言总是愁卧,愁绪满怀,相思成疾矣。此句又正与尽卷黄昏雨相映照。上写伊人卷帘愁望黄昏之雨,此写自己相思成疾卧对风烛,遂以虚摹与写实,造成共时之奇境。挽合之精妙,有如两镜交辉,启示着双方心灵相向、灵犀相通但是无法如愿以偿之人生命运。“归不去”,遂一语道尽此情无法圆满之恨事。
“凤楼何处。芳草迷归路。”凤楼朱户归不去。唯有长存于词人心灵中之瞩望而已。“何处”二字,问得凄然,其情毕见。瞩望终非现实,现实是两人之间,横亘着一段不可逾越之距离。词人以芳草萋萋之归路象喻之。此路虽是归路,直指凤楼朱户,但实在无法越过。句中“迷”之一字,感情沉重而深刻,迷惘失落之感,天长地远之恨,意余言外。
此词结构、意境,皆深得唐五代宋初令词传统之神理。若论其造语,则和婉莹秀,如“水边朱户,尽卷黄昏雨”,“凤楼何处,芳草迷归路”,置于晏欧集中,真可乱其楮叶。东坡才大,其词作之佳胜,不止横放杰出之一途而已。
此词意蕴之本体,实为词人之深情。若无有一份真情实感,恐难有如此艺术造诣。东坡一生,如天马行空,似无所挂碍。然而,东坡亦是性情中人,此词有以见之。
《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