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人天一方，情亲不盈咫。
毛锥吾故人，商略每及此。
道逢孔方兄，偃蹇不受使。
岂知世俗眼，睥睨辄嗤訾。
语言杂土气，屡欲洗吾耳。
客从何方来，力疾为倒屣。
出迎未暇揖，肝肺已相委。
平生寡交游，正坐此曹鄙。
邻墙有麹生，之子差可喜。
试呼与之谈，时或发名理。
往持邯郸枕，分此一睡美。
可人天一方，情亲不盈咫。
毛锥吾故人，商略每及此。
道逢孔方兄，偃蹇不受使。
岂知世俗眼，睥睨辄嗤訾。
语言杂土气，屡欲洗吾耳。
客从何方来，力疾为倒屣。
出迎未暇揖，肝肺已相委。
平生寡交游，正坐此曹鄙。
邻墙有麹生，之子差可喜。
试呼与之谈，时或发名理。
往持邯郸枕，分此一睡美。
开头三句写当年初识伊人的情景。“花下”“深夜”“谢娘”——地点、时间、人物，这不是一首叙事诗，但是开头十三个字，就把地点、时间、人物都写进来了，给人一种特别真切、分明的印象。落笔以“记得”一词领起，口吻也很真切。这写景抒情的真切和分明，正是韦庄词的特点。“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接着写“那一夜”的情景。前一句写景依旧分明，约会是在垂着画帘的近水的厅堂的西面；后一句具体写“那一夜”的情事:彼此手拉着手订下了密约。开头已经点明了时间、地点，在“初识谢娘时”之后，接着照理就应该写到了人，应该写具体的情事，可是接着一个七言的句子仍然写的是约会的背景，然后才引出了上片结拍一个简短的句子：“携手暗相期”。作者写当年幽会的情事，真是惜墨如金，点到即止，刚开了头，就没有了下文。那“初识”之夜的幽会，作者写得更多的是“布景”，而人物的活动却退隐在幕后，只展露出一点片段而已。那夜色中水边的厅堂、低垂的画帘，还有花，给词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是爱情的光辉，照见了黑暗中平凡的事物，而只有纯情之爱才会焕发出这样奇异的光辉。韦庄词写男女之情，往往笔墨省净，别有一种清纯的意趣。
下片开头笔锋一转，就写到了离别，真使人有世事无常转头成空之感。“惆怅晓莺残月”，是清晨离别时凄凉的情景，“相别”一句，辞短意促，加上“月”“别”是入声的韵脚，读来似乎有点仓促的意思，让人想见别意的仓皇；“相别”之后，紧接着“从此隔音尘”，就写到了别后的隔绝。这短短的十三个字，写得一气流转，从当时的离别写到日后的隔绝，读来教人嘘唏。最后两句更进一步写相见无由的悲哀，而在这种悲哀之中也包含了漂泊者的忧伤。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范增论》属于史论，是一篇翻案文章。苏轼善于读书，能从书缝中看出问题。一般人读史，见项羽与范增君臣不能善始善终，常为之叹息，认为这是楚失败的原因之一。苏轼却相反，独恨范增不早离开，认为项羽早有杀增之心，还认为义帝之存亡，关乎楚之盛衰，也关乎范增之祸福。全篇并没有贬低范增，篇末还高度肯定范增是人杰，只是惋惜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早有裂痕，范增不明“去就之分”。
全文围绕“去就之分”这一中心论旨，逐层展开：首先，简叙历史史实，提出论点：“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其次，具体论证观点。文章反复分析了项羽杀掉宋义之后，势必要谋害义帝，而范增必然力谏，项羽肯定不从，最终必然疑忌范增等等情势，论证了范增应当在此时离开项羽的主张，批驳了那种认为陈平反间计离间项范二人的传统看法。然后，作者替范增设想，“合则留，不合则去”，“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仍然不失为大丈夫作为；批评范增不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最后，又从另一侧面论述：“增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也哉”。作者对范增的谋略、才干表示了肯定，实际上批评了项羽的不知人、不善任。
该文学《公羊传》《谷梁传》解《春秋》经文的表现手法，设为问答，层层推论。如由义帝之立，范增为谋主，推断义帝之兴废关乎范增之祸福，又进而推断项羽弑义帝，范增必反对。由义帝之明推测项羽之杀宋义，义帝必不能堪，又推测义帝必杀项羽，项羽故必杀义帝。一环套一环，有很强的逻辑性。作者征引史料不多，才识、才气胜过才学；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反诘句，多用感叹句。全文共有七个反诘句、六个感叹句，冷静的理性思考与热烈深切的赞叹、惋惜相结合，使文章笔调变幻无端，抑扬顿挫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