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在其他题材中，作者用梅花、兰花等来和水仙比较，这首诗却用人物作比。所谓人物，是传说中的洛神。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飘然行水的姿态。诗篇开头两句：“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用洛神的形象来写水仙，把植立盆中不动的花朵，写成“轻盈”慢步的仙子，化静为动，化物为人，凌空取神，把水仙的姿态写得非常动人。假如把“微月”看成步的补语，即谓缓步于“微月”之下，也是有依据的，《洛神赋》的“步蘅薄而流芳”句，“蘅薄”亦作“步”的补语。这两句直呼“凌波仙子”，未写到花，下面两句：“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就由洛神转到花，点出洛神是用以比花。上两句写姿态，这两句写心灵，进一步把花人格化，表现作者对花有深情，表现出它有一种“楚楚可怜”之态，像美人心中带有“断肠魂”一样，使人为之“愁绝”。“断肠魂”移来状花，但说的还是洛神。洛神的断肠是由于对爱情的伤感，《洛神赋》写她：“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这三个字无论说水仙或说洛神，都是很动人的，因为把其整体概括成为这样的一种“灵魂”是有极大的引起联想和同情的力量的。

　　前面四句，是扣住水仙本身的描写；下面四句，从水仙引来山矾、梅花，并牵涉到诗人本身，作旁伸横出的议论和抒情，意境和笔调都来个大的变换。“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上句仍从水仙说，用“倾城”美人比喻花的清香洁白的芳韵；下句则拿山矾、梅花来比较，说水仙在梅花之下而居山矾之上。山矾，这个名字是黄庭坚起的。他在《戏咏高节亭边山矾花二首》的《序》中说到为郑花改名山矾之事。用山矾来比水仙，也始于黄庭坚。表面上，前五句都用美女形容水仙，写得那样幽细秀美，第六句忽作粗犷之笔，把三种花都男性化了，大谈“兄弟”问题；前后不统一，不调和，几乎有点滑稽。实际上，作者正是有意在这种出人意外的地方，表现他写诗的随意所适，抒写自由。这一句，作者有意使读者惊讶于诗句的粗犷，惊讶于与前面描写格调的不统一，不调和，还是第一步；作者还有意要把这种情况引向前进。最后两句：“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被花恼，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杜甫与黄庭坚，都不是真正“恼花”，恼花是来自爱花。杜甫是恼赏花无人作伴；黄庭坚是恼独坐对花，欣赏太久，感到寂寞难受。诗说赏花之后，想散散心，换换眼界，故走出门外。但作者所写出门后对之欣赏而“一笑”的，却是“横”在面前的“大江”。这个形象，和前面所写的水仙形象相比，“大”得惊人，“壮阔”得惊人；诗笔和前面相比，也是“横”得惊人，“粗犷”得惊人。这两句诗，不但形象、笔调和前面的显得不统一，不调和，而且转接也很奇突。宋代陈长方《步里客谈》说杜甫诗《缚鸡行》结尾从“鸡虫得失无了时”，忽转入“注目寒江倚山阁”，“断句旁入他意，最为警策”，黄庭坚此诗，当是仿效。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山谷之妙，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往往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连属，非寻常意计所及。此小家何由知之？”这些话，点出了此诗出奇的结语的用意和功力所在。

　　纪昀《书山谷集后》说黄庭坚的七言古诗：“离奇孤矫，骨瘦而韵远，格高而力壮。”这一首诗，从整体看，是“离奇孤矫”；从前半看，是“骨瘦而韵远”；从后半看，是“格高而力壮”。文学作品，千变万化，有以统一、调和为美的，也有以不统一、不调和为美的。从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统一和调和，是欣赏文学作品的关键之一。能够掌握这个关键，就可以从该诗的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参差变幻之美。陆游《赠应秀才》诗说“文章切忌参死句”，把问题看得太简单，看得太死，往往就会走上“参死句”的道路，对佳作失之交臂。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两句分点“苏武”与“庙”。第一句着笔就写苏武突然见到汉使，得知他已经获释可以回国时悲喜交加的激动心情。汉昭帝时，匈奴与汉和亲。汉使到匈奴后，得知苏武尚在，乃诈称汉朝皇帝射雁上林苑，得苏武系在雁足上的帛书，知武在某泽中，匈奴方才承认，并遣武回国。首句是想象苏武初次会见汉使时的情景。苏武在异域渡过漫长岁月，历尽艰辛，骤然见到来自汉朝的使者，表现出极为强烈、激动、复杂的感情。这里有辛酸的追忆，有意外的惊愕，悲喜交加，感慨无穷，种种情绪，一时奔集，难以言状，难以禁受。诗人以“魂销”二字概括，笔墨精炼，真切传神，“魂销”二字栩栩如生地描绘出苏武当时内心与外在的的的非常情态，深刻地显示出其思国若渴的爱国精神，这句是苏武生前事迹的一个特写镜头。第二句由人到庙，由古及今，描绘眼前苏武庙景物。“古祠高树”，写出苏武庙苍古肃穆，渲染出浓郁的历史气氛，写苏武庙中的建筑与古树本是无知物，它们都不知道苏武生前所历尽的千辛万苦，更不了解苏武坚贞不屈的价值，寄寓了人心不古、世态炎凉的感叹。透露出诗人崇敬追思之情。李白《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茫然即渺然久远之意。古祠高树两茫然，是说祠和树都年代杳远。这就为三、四两句转入对苏武当年生活的追思缅想创造了条件。

　　“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描绘的是两幅画，是用逆挽法来追忆苏武生前的苦节壮举，怀念苏武崇高的爱国精神。上一幅是望雁思归图。在寂静的夜晚，天空中高悬着一轮带有异域情调的明月。望着大雁从遥远的北方飞来，又向南方飞去，一直到它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南天的云彩中。这幅图画，形象地表现了苏武在音讯隔绝的漫长岁月中对故国的深长思念和欲归不得的深刻痛苦，不仅叙出了苏武被流放北海时与国音讯断绝的史实，而且表现出苏武只要一息尚存就念念不忘故园，每天希望鸿雁传书于国、直盼到月上中天的爱国忠心。这句主要写苏武思国的心境。下一幅是荒塞归牧图。在昏暗的傍晚，放眼远望，只见笼罩在一片荒烟中的连天塞草，和丘陇上归来的羊群，主要写他胡地牧羊时环境的艰辛、荒凉，表现出贫贱不能移其爱国之志的胸怀。这幅图画，形象地展示了苏武牧羊绝塞的单调、孤寂生活，概括了幽禁匈奴十九年的日日夜夜，环境、经历、心情相互交触，浑然一体。颔联两句是从广阔的空间角度来写苏武留胡时内心与外在动态、环境。

　　“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两句写苏武“回日”所见所感，从相隔迢遥的时间的角度上写苏武出使和归国前后的人事变换。第一句句说苏武十九年后归国时，往日的楼台殿阁虽然依旧，但武帝早已逝去，当日的“甲帐”也不复存在，流露出一种物是人非、恍如隔世的感慨，隐含着对武帝的追思。史载苏武“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李陵《答苏武书》中也有“丁年（壮年）奉使，皓首而归”之句。第二句说回想当年戴冠佩剑，奉命出使的时候，苏武还正当壮盛之年。“甲帐”、“丁年”巧对，向为诗评家所称。此联先说“回日”，后述“去时”，诗评家称之为“逆挽法”，认为可以“化板滞为跳脱”（沈德潜《唐诗别裁》）。其实，由“回日”忆及“去时”，以“去时”反衬“回日”，更增感慨。苏武出使是汉武帝为之赐节饯行，他自己那时也正在壮年，可是归汉之“回日”，汉室江山虽然依旧，然而人事却迥然有异于前了，这里面包含了极其深沉的感。“回日”句是写朝廷人事的变更，“去时”暗示了苏武个人生命历程的转换，两句通过对时间转换的形象描绘，显示了苏武留胡时间之长，读者从此也可以想象到十九年中苏武所经受的磨难之多。

　　“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两句集中抒写苏武归国后对武帝的追悼。汉宣帝赐苏武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武帝已经长眠茂陵，再也见不到完节归来的苏武封侯受爵了，苏武只能空自面对秋天的流水哭吊已经逝去的先皇。史载李陵劝降时，苏武曾说：“武父子之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回国后，昭帝“诏武奉一大牢谒武帝园庙”。这种故君之思，是融忠君与爱国为一体的感情。最后一笔，把一个带着历史局限的爱国志士的形象，更真实感人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晚唐国势衰颓，民族矛盾尖锐。表彰民族气节，歌颂忠贞不屈，心向故国，是时代的需要。杜牧《河湟》诗云：“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温庭筠这首诗，正塑造了一位“白发丹心”的汉臣形象。

　　首联“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诗人紧扣诗题，意在言外，写出两层意思，一层是说穷困潦倒，只得餐霞食柏，权且充饥，这是明意。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层言外之意，在古人看来，明霞翠柏均非凡俗之物，杜甫此语出自《列仙传》“赤松子好食柏实”和司马相如《大人赋》“呼吸沆瀣餐朝霞”。表现杜甫虽生当乱世，饥寒交迫，但仍不同流俗，品节高尚。

　　颔联“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揭示囊空的根本原因。所谓“世人共卤（鲁）莽”，指人多苟且偷安。战乱爆发后，诗人弃家鄜州，奔赴灵武，中途陷于叛军之手，后又因两次直言上奏，受贬去职，但他“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及至贫寒如此，仍然持道守节。这里，杜甫所说的“吾道”，是不愿苟得之直道，忠勇报国之达道。颔联两句，通过对比的手法，将杜甫高尚不俗的品格鲜明地凸现出来了。

　　颈联“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进而具体写贫状。作者皆从“寒”字来入笔。上句说“不爨”，并非因为“井晨冻”，而是因为无食。严冬季节，却晨炊无米，夜寒难御，可见一贫如洗。

　　尾联“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点明“空囊”题旨。在写法上，此联出之以幽默诙谐之笔。诗人已是身无分文，贫不自救，却还要强留一钱在空囊之中，以免他人笑话，这举动本身就是一种反常。作者正是以这种貌似轻松诙谐的话，渲染自己心里沉重悲苦的情绪。申涵光评杜诗云：“杜公每遇废弃之物，便说得性情相关，如病马、除架是也”（《仇注杜诗》引）。

　　这首五律措语平实，庄谐间出，颔联以庄语见清操，尾联以谐语抒感慨，相得益彰。而音节拗折，是一首拗律，如首联“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两句，一孤平一单仄，不求谐声；俯首拾柏，柏味甚苦，此句相应多仄声，明霞仰头可餐，其意甚高，此句相应多平声，可谓声情相符。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