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岁晚”原本指时节。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但这个节气有时候出现在农历“年初”，有时候又出现在农历“上一年年末”，凡后一种情况，即称作“岁晚”（岁晚，即“年末”），民间亦称作“内春”。“岁晚”，在这里是指农历九月。此时，秋水澄碧，菊花正开，丝毫不比春景逊色。并且由于时近岁暮，“此景过后更无景”，因而比春景更令人爱惜。王安石以时节（“岁晚”）而不是以景为题，正是为了突出这种“岁晚惜流光”的感情。“月映林塘淡”，可见不是朦胧新月，至少是半月。明月与清波相映，明朗动人，这就为“坐野航”作了伏笔。而塘畔菊花，藏于枝叶之中，虽有月照，依然黝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必须去“寻”。“风含笑语凉”，着一“含”字，可知笑语在风中缓缓荡漾，那么，这风就是微风了。正因有此微风，才能“小立伫幽香”－一小立片刻，等待菊花的“幽香”一缕缕飘来。由此可见，作品所展现的幕幕图景，尽管流转变化，却和谐统一。诗人运笔是极为细密的。
中间两联正面描叙诗人的赏玩过程。“俯窥”句赏水，“小立”句赏花。“绿静”二字颇可玩味。王安石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分别用“绿”、“静”来表现水的动人，如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澄江静如练。”所以，用“绿静”来代指水，就暗含了这一类描写在内，因而其作用也就不限于和“幽香”成对，求得属对工整，同时也富于画意，正好显示了水的“可怜”（可爱）。
宋人许顗《彦周诗话》曾说：“荆公爱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写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诗云：‘晴沟春涨绿周遭，俯视红影移鱼船’。皆观其影也。”三、四两句中的“俯窥”池塘，并非仅仅看水（那样就用不着“窥”了），而是入迷地欣赏着“水中影”：月影、树影、花影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景物。“窥”字极为传神，活灵活现地写出了诗人的个性；不仅如此，它还和“小立”形成对照，风致悠然。
“携幼寻新的”承“小立”句而来：塘畔的缕缕幽香诱惑着诗人，于是他兴致更高，“携幼”相寻。画面中出现了一老一少，相互之间又是如此亲密，款语绵绵，这就照应了上文的“笑语”。“扶衰坐野航”，进一层表现赏玩之兴。“扶衰”，虽衰老而强起；“野航”，一种“恰受两三人”（杜甫《南邻》）的小船。年老体弱，而所坐又非画舫楼船，既无箫管之喧，又无友朋之乐，却唤起他如此高的游兴。不为别的，正是这秋月映照着的林塘夜色和“岁晚惜流光”的深切感情。所以“扶衰”并非叹老，“野航”亦非调侃，而是要通过二者更深刻地反衬出他的情怀。
最后一联画龙点睛。“延缘”，徘徊流连。“延缘久未已”具有很大的容量，它不仅包括了上述全部赏玩过程，还表明“扶衰坐野航”之后诗人仍在夜游。至于他何时会“已”，没有明写，也没有暗示，只是意味深长地说明了“延缘久未已”的原因：“岁晚惜流光。”有了这一句，全部描写赏玩的画面就获得了灵魂，读者尽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想象，去回味。此诗虽然用笔平实，仍有含蓄不尽之意，原因正在于此。
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派公子札访问鲁国，《左传》对经过情形有详细记载。当时的吴王馀祭是公子札的二哥。吴国在公子札的父亲寿梦就位时（前585年）就已称王。但中原诸国还是视吴国为蛮夷之邦，《春秋》记事称之为“吴子”，“子”的爵位在公、侯、伯之下，所以实际上是贬称。而《公羊传》出于“诸夏”的民族偏见和地域偏见，甚至否认吴国“有君、有大夫”，对《春秋》记事用语理解为抬高了吴国的地位。
这篇文章是《春秋公羊传》解释《春秋》为什么用“吴子”肯定吴国“有君”，用“聘”肯定吴国“有大夫”的。全文层层设问，步步深入，以事实说明公子札的贤、仁、深明大义，正是他使吴国在诸夏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这首曲子写暮春景色，表达了浓浓的惋春、惜春、伤春之情。全曲通篇用问答方式进行，词意转折跌宕，题为“送春”，而全篇不着一个“送”字，处处不现“春”字，纯以自然景象与人的活动罗列来加以描绘，别有一番情趣。
“问东君何处天涯”，起得十分突兀。题为“送春”而由“天涯”着墨，构思是别致的。“东君”在《楚辞》中为日神，后指神话中的仙人东王公，或谓春神东君。此处即指春神。如是，“送春”二字不点自明。以问句开端，让“何处”复盖整支曲子，合全篇而作出回答。
此后的五句从五个方面展示季候的变化，由小见大，探寻自然界的奥秘。“落日啼鹃”是一幅画图，写在落日的余晖中杜鹃独啼；“流水桃花”，写桃花在流水中冲涤，此中隐含桃花已行将谢去，纷乱地跌落泥尘，有一部分随流水冲去；“淡淡遥山”，写山之遥远，只在视线中留下淡淡的痕迹；“萋萋芳草”，写暮春的芳草茂盛，而且暗含“芳草有情，夕阳无语”之意，仍照应晚景；“隐隐残霞”，写残霞也只留下隐隐的身影。这五种自然景象中，有几种是相关连的，如落日与残霞，淡淡与隐隐，桃花与芳草；也有一些是单独存在的如啼鹃、流水。而季候明显的是流水中的桃花，萋萋的芳草，正因为有它们的点睛，其余部分也就受到辉映，著上了残春的色彩。“随柳絮吹归那答，趁游丝惹在谁家”是个对句，更进一步探寻“春去也”的踪迹。柳絮与游丝惯常被诗人用来表示春的存在，形象地看到春的踪影。此处用设句的方式，把主语“春”有意省略，柳絮今日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游丝又惹到谁家去了呢？这两个疑问实际上是用不着回答的，柳絮与游丝自然己随春而逝了。此正是曲家巧思高明之处。
“倦理琵琶，人倚秋千，月照窗钞”三句深化前面的形象，对“何处天涯”最后作出回答。可是这个回答又是具象的，往日爱弹的琵琶，现在倦去理它；人倚靠在秋千上想晃一下又下不了决心；只剩下月亮照在窗纱之上。这三个短句中前二者主体是人，后一句主体是月，但月已被拟人化，似乎月亮也感受到气候的变化，也变得春困夏乏起来。纵观末三句，似乎只字未提到春幕，也没照应“何处天涯”，可是整体形象却仍扣紧了主旨，留下了想象的余地。
全曲通篇用问答方式进行，有的要回答，有的又不要回答，造成词意的转折跌宕，增加阅读的兴味。许多事物的描写，貌似平列，而实有关连，在连与不连之中，推动感情的进展。纯用白描手法，以最省俭的笔抓住最富于特征的事物形象呈现在纸上，有以小见大的效果。末尾三句，形有尽而意无穷，很像影视中的“定格”，给人一种回味。全篇不著一“送”字，不著一“春”字而言尽“送春”意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