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派公子札访问鲁国,《左传》对经过情形有详细记载。当时的吴王馀祭是公子札的二哥。吴国在公子札的父亲寿梦就位时(前585年)就已称王。但中原诸国还是视吴国为蛮夷之邦,《春秋》记事称之为“吴子”,“子”的爵位在公、侯、伯之下,所以实际上是贬称。而《公羊传》出于“诸夏”的民族偏见和地域偏见,甚至否认吴国“有君、有大夫”,对《春秋》记事用语理解为抬高了吴国的地位。
这篇文章是《春秋公羊传》解释《春秋》为什么用“吴子”肯定吴国“有君”,用“聘”肯定吴国“有大夫”的。全文层层设问,步步深入,以事实说明公子札的贤、仁、深明大义,正是他使吴国在诸夏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吴子派札来(鲁国)访问。”吴国本无所谓国君,无所谓大夫,这则记载为什么承认它有国君,有大夫呢?为了表明季子的贤啊。季子贤在哪里呢?辞让国君的位置啊。他辞让君位是怎么一回事呢?谒、馀祭、夷昧跟季子是一母所生的四兄弟,季子年幼而有才干,兄长们都爱他,一起想立他做国君。谒说:“现在如果就这样仓促地把君位给他,季子还是不接受的。我愿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弟弟,由弟弟依次接替哥哥做国君,最后把君位传给季子。”馀祭、夷昧都说行。所以几个哥哥在位时都勇敢不怕死,每次就餐必定祈祷,说:“上天如果让吴国存在下去,就保祐我们早点遭难吧。”所以谒死了,馀祭做国君。馀祭死了,夷昧做国君。夷昧死了,国君的位置应当属于季子了。季子出使在外,僚是寿梦的庶长子,就即位了。季子出访回国,一到就把僚当作国君。阖闾说:“先君所以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弟弟,都是为了季子的缘故。要是遵照先君的遗嘱呢,那么国君应该季子来做;要是不照先君的遗嘱呢,那么我该是国君。僚怎么能做国君呢?”于是派专诸刺杀僚,而把国家交给季子。季子不接受,说:“你杀了我的国君,我受了你给予的君位,这样我变成跟你一起篡位了。你杀了我哥哥,我又杀你,这样父子兄弟相残杀,一辈子没完没了了。”就离开国都到了延陵,终身不入吴国宫廷。所以君子以他的不受君位为义,以他的反对互相残杀为仁,称许季子的贤德。那么吴国为什么有国君,有大夫呢?既承认季子是臣,就应该有君啊。札是什么呢?吴季子的名啊。《春秋》对贤者不直称其名,这则记载为什么称名呢?认可夷狄,不能只凭一事一物就认为够条件了。季子是被认为贤的,为什么季子还不够条件呢?认可做人臣子的,一定要使他像个臣子;认可做人儿子的,一定要使他像个儿子。(言外之意是:季子是夷狄之邦的臣子,是夷狄之王的儿子,就要在用语遣词上显示出这一点来。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
注释
“吴有使札来聘”:这句话是该文引用的《春秋》里的句有。
聘:古代诸侯国之间派使者相问的一种礼节。
使者代表国君,他的身分应是卿;“小聘”则派大夫。
贤:用作以动词。
季有:公有札是吴王寿梦的小儿有,古以伯、仲、叔、季排行,因此以“季有”为字。
《史记》称他“季札”。
让国:辞让国君之位。
据《史记·吴世家》记载,寿梦生前就想立季札,季札力辞,才立长有诸樊(即谒)。
寿梦死后,诸樊又让位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止。
谒:寿梦长有,一作“遏”,号诸樊。
《春秋》经写作“吴有遏”,《左传》《史记》称“诸樊”。
馀祭:寿梦次有,《左传》记其名一作“戴吴”,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作“余蔡”。
夷昧:寿梦三有。
《左传》作“夷末”,《史记》作“馀昧”。
迮:仓促。
尚:佑助。
悔:咎,灾祸,这里指亡故。
谒也死:谒在位十三年,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在伐楚战争中,中冷箭死于巢(今安徽巢县)。
馀祭也死:馀祭在位四年(《史记》误作十七年),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在视察战船时被看守战船的越国俘虏行刺身亡。
夷昧也死:夷昧在位十七年(《史记》误作四年),前527年(鲁昭公十五年)卒。
使而亡:出使在外。
《史记·吴世家》所记与此不同:“王馀眛卒,季札让,逃去。
”认为季札是为让位而逃走的。
僚:《公羊传》这里说他是“长庶”,即吴王寿梦妾所生的长有,季札的异母兄。
《史记·吴世家》则说他是“王馀眛之有”。
以《公羊传》为是。
阖庐:公有光即吴王位后的号,《史记》说他是诸樊之有,《世本》说他是夷昧之有。
专诸:伍有胥为公有光找到的勇士,前515年(吴王僚十三年)四月,公有光请王僚喝酒,使专诸藏匕首于炙鱼之中,进食时取出匕首刺王僚胸而杀之。
致国乎季有:把王位给季札。
《史记·吴世家》谓阖庐刺杀王僚后即承吴王位,无让国于季札之意。
延陵:春秋吴邑,今江苏常州。
季札食邑于此,所以又号“延陵季有”。
不名:不直称名。
古人生三月取名,年二十行冠礼,另取字。
对人表示尊敬,就称其字而不称名。
不一而足:不因为一事一物就认为够条件了。
与今义不同。
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吴国派公子札访问鲁国,《左传》对经过情形有详细记载。当时的吴王馀祭是公子札的二哥。吴国在公子札的父亲寿梦就位时(公元前585年)就已称王。但中原诸国还是视吴国为蛮夷之邦,《春秋》记事称之为“吴子”,“子”的爵位在公、侯、伯之下,所以实际上是贬称。而《公羊传》出于“诸夏”的民族偏见和地域偏见,甚至否认吴国“有君、有大夫”,认为《春秋》记事用语理解为抬高了吴国的地位。这篇文章就是《公羊传》解释《春秋》为什么用“吴子”肯定吴国“有君”,用“聘”肯定吴国“有大夫”的。
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派公子札访问鲁国,《左传》对经过情形有详细记载。当时的吴王馀祭是公子札的二哥。吴国在公子札的父亲寿梦就位时(前585年)就已称王。但中原诸国还是视吴国为蛮夷之邦,《春秋》记事称之为“吴子”,“子”的爵位在公、侯、伯之下,所以实际上是贬称。而《公羊传》出于“诸夏”的民族偏见和地域偏见,甚至否认吴国“有君、有大夫”,对《春秋》记事用语理解为抬高了吴国的地位。
这篇文章是《春秋公羊传》解释《春秋》为什么用“吴子”肯定吴国“有君”,用“聘”肯定吴国“有大夫”的。全文层层设问,步步深入,以事实说明公子札的贤、仁、深明大义,正是他使吴国在诸夏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这首词用古今对比的方式,写当年繁华的景阳宫殿,而今是衰柳凄迷,月照残红,虫蛀画栋,杳无人迹,一片荒凉的景象,唯有双飞燕子,依旧翩翩飞舞。作品透露出今昔盛衰、人生凄凉的深沉伤感。
陈子龙的词婉丽风流,独具神韵,无论叙私情,还是言国事,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这首《山花子》词就是一首凄丽悲婉的佳作。词题为“春恨”,但非关春情,也非关春光,而是以眼前的春色为契机,发抒悲怀故国的一腔遗恨。
上片从残春的景象入笔,自然引发一脉凄婉的伤逝情愫。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开篇两句,呈现了四种意象——弥漫的晓雾,迷离的杨柳,零落的杏花,凄清的钟声,酿造了一种残败清冷的氛围。这是残春的景象,令人仆恓惶惆怅。五更钟,用语本于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这里暗用宋朝灭亡的旧典。《宋史·五行志》载,宋初有“寒在五更头”的民谣,“五更”谐音“五庚”,预兆宋朝的国祚在第五个庚申之后终止。宋太祖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降元年庚申),到 公园1259(理宗开庆元年)正好为五个庚申。果然,二十年后,宋朝就宣告灭亡。如今,这五更的钟声响起,不啻如一声声家破国亡的丧音,敲打着词人忧伤的心灵。
下面“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两句,又以冷月、旧宫、残花三种意象,进一步渲染寂寞、凄凉的景况。“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公元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南下过江,攻占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陈后主闻讯,即与妃子张丽华投景阳宫井藏匿,至夜,被隋军擒获。
明朝和陈朝都建都南京。这里是用象征陈朝段灭的景阳宫旧事影射明朝的亡国。曾经照彻陈朝景阳宫殿、目睹过陈后主投井被擒一幕的明月,如今宛如深邃明睿的见证人,冷峻地观照着明朝灭亡后的惨淡景象——暮春的红花在寂寞中纷纷凋残,意味颇为深长。
下片切入人事沧桑,抒写凭吊故国的感伤。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过片两句承袭上片意脉,呈示一派亡国的衰败景象。《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蝶化彩衣金缕尽”用其事,意谓明朝的皇族贵胄死后,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只留下萧瑟悲凉之景。这虫蚀楼空的意象,正是奸佞卖国的象征。
“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结拍两句,看似描绘燕舞东风的春景,实则以燕子的无情隐喻降清旧臣的无义,揭示出他们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他们恍如翩翩起舞的燕子春风得意,毫无亡国的悲恸。这两句含意隐曲,但透过言表,并不难感受到词人的义慨和愤懑。
清陈廷焯评此词说:“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白雨斋词话》),并以“凄丽”二字概括此词特征,指出这首词凄清婉丽的风格与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近;“哀以思,则揭橥这首词的内蕴以哀恸悲思故国为指归,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久久翻腾在胸中,发而为词,便成哀惋清丽的绝唱。”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以思”,主要是哀悼失去的天堂,追思旧日的荣华富贵,那么,陈子龙的“哀以思”则更多地是哀痛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一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显然,后者的作品更富思想的深度。清沈雄谓:“大樽(陈子龙号)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古今词话·词评》)凄丽的外壳包蕴着哀以思的崇高节义,如此解读这首《山花子》词,方不辜负词人的苦心孤诣。
这首词的题旨,就是“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可”(江淹《别赋》)之意,写情人伤别。不过,分手地点不在江滨,似在芳草连天的古道上。上片写别景,下片写别情,结句尤佳。
分别的序幕在破晓的景色中揭开:远处连绵起伏的春山上,白茫茫的雾气开始收退,依稀现出黑黝黝的如画剪影;东方渐明,露出鱼肚白色,寥落的几颗晨星也慢慢黯淡下去。天很快就要大亮,一个美好的春日即将开始,然而无情的离别时刻也逼近了。词以“欲收”、“淡”、“稀小”等含有动态的语词,写出天色由朦胧逐渐明朗的过程,暗示恋人抬望天色而渐渐收紧的心情。“春山”二句,在勾勒晨景中,挑明了季节、时间、环境、恋人早起等内容,为伤别垫下了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想象空间。接下,文笔从天色落到人物身上:清晓的晨光下,女主人公脸上一串串伤别的泪珠不断地流落,西斜的残月,照亮她的脸庞,映出一道道晶莹的泪痕,分外凄楚动人。一个脸部特写,以天边弯弯的残月衬托女子鹅月形的脸庞,将人物也摄进了春晓画面。真是写景胜手。“别泪”二字,点醒题旨,与上片其他内容相结合,隐含他们从夜里室内话别对泣,直到天明路边难舍难分的内容。故俞陛云先生认为:“上首(片)言清晓欲别,次第写来,与《片玉词》之‘泪花落枕红棉冷’词格相似。”(《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下片由景入情。执手歧路,细细叮咛。别泪拭不干,别语嘱不尽,有情人送别,情深意长。“语已多,情未了。”纵说了千言万语,也难尽几多情意。花前月下的欢快日子已成陈迹,此后是闺房孤灯、梧桐细雨,梦里相思,“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情未了”,情难了。过片“将人人共有之情,和盘托出,是为善于言情。”(《栩庄漫记》)白描如口语,却高度概括,简约凝炼。时间消逝得那么快,分手的时刻终于来临。征马长嘶、催上行程,泪眼朦胧,牵袂依依。女子狠着心肠转身欲别,突然,“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这里,词人借助芳草与罗裙同色的联想,生动地表现了女子临别时的复杂心理和眷恋情绪。女子看见萋萋遮满古道伸向远方的芳草,想到行人将离开自己而跋涉天涯,又想到自己将苦苦地思念他,又转想到他对自己的思念,猝而又担心他会不会忘了自己。芳草与自己身上的绿罗裙颜色相同,女子由这一联想生发开去:天涯处处有芳草,她希望行人睹芳草而记得绿罗裙(自己),行遍天涯,爱情永远不变。“怜芳草”即恋女子也。南朝江总妻《赋庭草》云:“雨过草芊芊,连云锁南陌。门前君试看,是妾罗裙色。”咏裙、草同色。杜甫诗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说睹景思人。这两句词化用前人诗句而翻进一层,把许多层的心情意思揉合进去,显得更为出色。从女子回身再追补的这句话中,读者可窥到女子内心深层的秘密。女子祈愿的是两情久长,远游他乡的男子永不变心。意不明说,又非说不可,于是含蓄而婉转地指草指裙郑重叮咛了这么一句痴语。女子的情深如海,韧如蒲草,自在言外不喻之中。结尾二句,通过联想,将自然景色与心中感情巧妙地结合起来,寄兴幽远,形象鲜明。这种联想,在古诗词中常见,如:见桃花而思人面,见春山而思眉黛,见彩云而思佳人,其好处在于能巧妙而形象地刻划出人物丰富而细腻的内心世界。
牛希济在五代词人中以“才思敏妙”(《十国春秋》)、“词笔清俊”、“尤善白描”(栩庄语)著称。此词含蓄而深远,耐人咀嚼。
相传为李白所作《菩萨蛮》写行人归意云:“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本词起首即由此借来。“短长亭”,短亭、长亭,为古时设在大路边供行人休歇的亭舍。庾信《哀江南赋》:“十里五里,长亭短亭。”谓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古诗词中“长短亭”的意象历来是与羁旅漂泊之意连在一起的,本词中作者又进而在前面加了“南北”二字,使这长长的“行路”更显得漫漫不尽令人生愁了,因此作者谓之“无情”。路程本身距离的长与短,实为人的感觉,谓其“无情”更是人的情感的投射,所以这“行路无情”实在是“人有情”的表现,以“无情”衬“有情”更显出其“情”的强烈与深刻。接下来作品又从时间长久的角度来进一步写这“年去年来”的羁旅之苦。作者在另一首《南乡子》中写道:“游子绕天涯,才离蛮烟又塞沙。岁岁年年寒食里,无家。”这几句可谓这年复一年的“鞍马”行旅生活的注脚。令作者不堪的还不仅是这没有休止的漂泊之苦,更有一种老大无成而生命虚耗的憾恨,一语“何成”,已见词人憾恨之深;几许“雪茎”,更衬出其悲愁之重。长路漫漫,归期遥遥,匆匆行旅间,鬓丝已染霜雪而事业却无所成——游子漂泊的愁苦、憾恨与困惑就这样一层层地被推向了极致,弥漫于词中。
下片着重描写游子漂泊中孤清之怀。首二句述其寒夜读书的情景。宋黄庭坚《寄黄几复》诗“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句似为词人所本,不过词中所写当为作者生活实情的描述。其中“灯”的意象是耐人寻味的。它照明的不仅是羁旅中的孤舍,实际上更有主人公那颗孤寂的心。在漫漫旅途上,也只有“书”能给他以慰藉,让他得以超脱那难忍的孤独和愁苦。有了这“一檠灯”,整个凄寒的词境也顿然增添了几分暖意。檠,灯架,烛台,这里用作量词。同时,这灯下夜读的情节也向人们展示了主人公清高雅逸的襟怀,下旬中的“窗外几竿君子竹”即是这种襟怀的象征。“凄清”一词很准确地道出了竹子那身处孤寒之境却不失清雅风韵的品质。古人称松、竹、梅、兰为君子四友,故而作者在这里直接称竹为“君子竹”,词人在此直道“君子竹”,其深意便在于表达对不为时困而凛然有节的古君子之风的仰慕与追求。煞尾处“时作西风散雨声”又从听觉感受上来写竹:西风飒飒,竹叶簌簌,好似风吹雨散一般。显然,这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君子竹”那潇洒无畏的风神,传达出的是词人不惧孤寒不夺雅志的精神。竹声“时作”,余音不绝,语虽尽而意未穷。
与唐宋词中某些抒写羁旅情怀之作的明显区别是,词人没有陷于孤独悲戚的情感中而不能自拔,上片言漂泊之苦,作者极尽渲染之能事,但这只是一个铺垫,至下片则一“灯”擎而愁云散,述读书以明志,赋翠竹以寄情,表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可谓“哀而不伤”者也,正如王鹏运评刘秉忠词所云:“雄廓而不失之伧楚”(《藏春乐府跋》)。
这首诗表达了臣子受到皇上召见的心态。首句写景,写黄昏入宫途中所见;次句叙事,写诗人被召见选德殿的情景;第三句写诗人被皇帝召见后激动的心情。末句写深夜退回玉堂后所见,并暗用紫薇省典故。诗写得含蓄而有味。
诗以“敕使传宣坐赐茶”一句与诗题照应,将事情始末一笔带过,这句是说,皇帝派出使者传令入宫,朝见时皇帝赐茶款待,“归到玉堂清不寐”句则是抒写被召见后的思想活动。“归到玉堂”是直叙其事,“清不寐”是抒写情怀,“不寐”见其心潮起伏,“清”字是点睛之笔,反映出诗人此刻感清激动而不狂热,他在冷静地深深思索着朝政的得失;包含有国事重托的责任感在内,形象地展示了政治家的气度胸襟。
首尾两句是绘景。首句写黄昏入宫途中所见,末句写深夜退回玉堂后所见。乍看只是随所见而书,似与“入直召对”没有直接关系。其实不然,是‘画中有意”(《白石诗话》),其中有诗人的匠心在。夏季的槐树本散发着细细的幽香,而黄昏已至,又是绿槐夹道,就给作者以清幽、沉寂之感,而枝头上日幕返巢的乌鸦又为之涂上一层静穆的色彩,使画面色调偏于冷暗,景物中显示出的正是诗人被召见前肃穆的心情。
末句之景与此不同,画面上,开放的紫薇代替了绿槐,如钩新月代替了昏鸦,气氛虽同样清幽,但色调偏于明丽。从“初上”二字可知诗人是看着下弦的新月冉冉升上花梢的,正与上句之怀寐刀相照应。景物中所显示的是被召见后深沉而又充满希望和贵任感的心情。值得注意的是这句暗中用唐时紫薇省的典故,白居易为紫薇侍郎时,有《紫薇花》诗:“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周必大时为宰相,故用紫薇花写景,妙语双关。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的这首《贾生》可和周必大的这首《入直召对选德殿赐茶而退》放在一起比较阅读。
首先,从召对的内容上看,汉文帝问的是鬼神,宋孝宗问的是国策,二者悬殊巨大,所以写法也大不相同。李商隐辞锋犀利,采用寓慨于讽的手法,极抑扬吞吐之妙,故跌宕有致。周必大则用双关修辞手法,寓政治历史内容于写景抒怀之中,故耐人寻味。其次,从感情的抒发上看,李商隐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正反、轻重,抑扬、隐显的正确处理中,层层剥笋,把主题揭示出来。而周必大则用前后两幅不同的画面的描绘,寄托“入直召对”前后不同的激动之情。第三,从立意上看,李商隐矛头所指的是“不问苍生”的最高统治者,并寄寓自己怀才不遇的无穷感慨。而周必大则只有感激涕零。所以这首诗不能像《贾生》那样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