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为与伯祖吕本中相区别,亦有“小东莱先生”之称。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出身“东莱吕氏”,为吕夷简六世孙、吕大器之子。淳熙八年(1181年)卒,年四十五。宋宁宗时,追谥“成”。嘉熙二年(1238年),改谥“忠亮”。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 116篇诗文
前四句通过描写当在由蜀入陕路途中的所见所感,回忆自己从军南郑的光荣历史。对仗俱极工稳,描绘有声有色,情景历历如在眼前。后四句表达自己不甘老死乡里的悲愤心情。写得十分凄壮感人。尤其是颈联,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强烈的失落感表现得很充分。
“西楼遗迹尚豪雄,锦绣笙萧在半空”。首联紧扣题目,从宴饮的场所——西楼着笔。首句先以“豪雄”二字虚点一笔,次句进一步就此着意渲染:“锦绣笙箫。”描绘其豪华壮美、歌管竞逐,暗藏题内“宴”字;句末缀以“在半空”三字,则西楼耸立天半的形象宛然在目。
“万里因循成久客,一在容易又秋风。”颔联从宴饮现境触发诗人久客无成的感慨。因循,这里有时日蹉跎,一事无成的意思。万里作客,光阴虚度,忽然又到了秋风萧飒的季节。陆游从1170在(乾道六在)入川,到写这首诗时,首尾已达五在,已是“万里”、“久客”了。这一联从表面看,只是抒写留滞异乡的客愁和时序更迭的悲叹,实际上所包蕴的内容要深广得多。陆游怀着报国的雄心壮志,到了南郑前线,但未到一在,就因王炎去职而离幕入川。此后几在,一直无所作为。蹉跎岁月,壮志销磨,这对于像他这样的爱国志士,精神上是最大的折磨。“因循”“容易”“成”“又”,感叹成分很浓。
“烛光低映珠鞴丽,酒晕徐添玉颊红。”颈联折归现境,续写西楼宴饮:烛光低低地映照着穿着盛装的女子,衬托得她们更加俏丽;酒晕渐渐扩散加深,使得她们的玉颊更加红艳。两句意境温馨旖旎。由于有颔联饱含悲慨的抒情在前,这一联所透露的便不是单纯的沉醉享乐,而是透出了无可奈何的悲凉颓放情绪。诗人醉宴西楼,置身衣香鬓影之中,只不过是为了缓和精神的苦闷而已。
“归路迎凉更堪爱,摩诃池上月方中。”宴罢归途,夜凉迎面,摩诃池上,明月方中。宴饮笙歌,驱散了心头的愁云惨雾,对此佳景,更生赏爱之情。至此,诗情振起,以写景作结。
作为晓谕刘备及各州郡讨伐曹操的檄文,文章采用了条述的方式,对曹操的“苛虐”,即政治及为人上的严厉残暴,一一道来,主要叙述了中平六年(189)董卓乱起至建安四年(199)曹操与公孙瓒暗通被发觉后退守敖仓这十余年间,曹操的所作所为来声讨曹操的。在列举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对袁绍“休明”即美好清明的颂扬。而十余年间,又以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为界,分两个部分叙述。
建安元年前,曹操从徒手起家到领兖州牧,曹操势力的不断壮大都得力于袁绍的提携与帮助,檄文主要述及了三件大事:其一,曹操乃宦官之后,祖上无德,自身也好乱乐祸,没有美德可言,但是袁绍在汉末扫除宦官之害与董卓之乱时,“收罗英雄,弃瑕取用”,任用曹操,授以奋武将军,希望曹操能为汉室效犬马之劳;其二,曹操愚昧轻佻,缺乏远谋,多次兵败丧师,在此情形之下,袁绍仍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后又让曹操领兖州牧,就是希望曹操能像春秋时秦将孟明那样,虽战败但能再立战功;其三,曹操领兖州牧后,飞扬跋扈,残害忠良,如杀九江太守边让,并纳其妻子,致使士林愤痛,民怨沸腾,故其身败徐州,又于濮阳被吕布击败,丧失兖州大部地域,只能游荡东阿,没有安身之处。而袁绍为了加强汉室力量、打击叛党,发兵征讨吕布,使曹操于濮阳败后不至于一蹶不振,并使曹操重领兖州牧。
而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专制朝政。檄文中言袁绍因冀州北面公孙瓒进犯,派从事中郎徐勋让曹操至洛阳修缮宫庙,护卫献帝。而曹操借此放横专行,败法乱纪,专制朝政,赏罚由心。太尉杨彪忠心汉室,却遭毒刑;议郎赵彦忠言直谏,却被诛杀。曹操亲自带兵发掘梁孝王墓,开棺裸尸,毒施人鬼,可谓“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袁绍因公孙瓒牵累,对曹操无暇整训,只好忍让包容,希望或可补救。而曹操包藏祸心,摧折栋梁,孤弱汉室。私下与公孙瓒来往,外助王师,内欲偷袭。会其阴谋发露,公孙瓒也被剿灭。曹师震慑,昼夜逃遁,屯据敖仓。欲凭黄河之险,抵挡大军。袁绍奉汉威灵,率师百万,战马千匹,并州、青州与荆州勇猛岀击,直捣曹操大本营,其势定可破操。而操军吏士,能力战的出自幽冀二州,其中有的原是袁绍部下,皆思乡心切。其余皆是兖州、豫州之民,或是吕布、张扬的降卒,被迫苟从,人怀怨愤。若大军南下,开启降路,定兵不血刃,使曹军土崩瓦解。可以看出,檄文在叙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述袁绍之“休明”,即对曹操的提携、重用、宽容与忍让。而现在之所以进行讨伐,实因“惧其篡逆之萌”。整篇檄文表现了从董卓之乱到官渡之战这十余年来,曹操的种种劣迹,而文中的袁绍与曹操截然相反,始终表现出以国家为重,申明大义,为汉室肝脑涂地的忠守义士的形象。整篇檄文将曹操的“苛虐”与袁绍的“休明”对比叙述,以引起共愤,达到声讨曹操的目的。
《文心雕龙·檄移》一篇中称:“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聚鉴于己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檄文在内容上需要阐明我方优明主忠贤相、天时地利人和,同时揭示出对方的苛虐,君不明守不贤、众叛亲离,天理难容。同时要言辞激烈、气势磅礴、言中肯綮、振奋人心。陈琳之文在这些方面做的可谓典范,内容上.处处将袁绍与曹操对比着写,极力表现袁绍的仁德和勇武,先述及他以天下为己任,面对暴乱汇集天下英雄扫除奸佞,后又不断表现他对曹操的仁义宽容、弃嫌任用:同时对曹操的罪恶反复渲染,出身是“赘阉遗丑六“本无懿忆”,自小“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作为统领战术上轻进易退,为人残虐无度,杀害忠良、毒戮生灵、无视君主、无视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发出“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的呼喊。同时言辞通畅、层层推进,多用排偶句、四字句以使得节奏明快、气贯长虹,充分实现了檄文应具有效用,难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其檄文为:“今之隽也。”
在文学的审美追求方面,虽然是一篇应制文,但是陈琳却在应制文的框架下巧妙地传达着自身独特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个性化的文风。
首先,传达了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文章开头即说“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联系陈琳当时的经历,先于何进帐下作主簿,当时所作的《谏何进召外兵一文》已经可见他对政治颇有见解,何进死后与众人一起随董卓进京,后见董卓残害百姓、难成大器便转而到州追随袁绍,山此可知他自己内心正是希望能投靠明主以成就一番大事成为所谓非常之人。同时他又将袁绍塑造成为一个有勇有谋仁德为民的英雄形象,将曹操塑造成为残暴昏庸、贪赞酷烈的奸守形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理想君主应具有和应摒弃的品质。
其次,展现了真实的情感倾向,虽然檄文中对曹操的贬抑难免有夸张浪染的地方,但展现的是他的真实情感。在何进手下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他对宦官专权的痛恨,积极为何进出谋划策以刺除宦官势力,曹操作为宦官之后成为陈琳厌恶他的一个理由。从檄文中对曹操从祖父开始骂起就可看出:投奔袁绍是陈琳的自主选择,他是在认可袁绍的处事方式的前提下才会选择投其军下,这样又必然使其抱有对袁绍的赞许心态,所以文中对袁绍的褒扬是出于肺腑也是可想而知的;再者,曹操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如出战不利、滥杀无辜、为人狡诈都是有史可查的,这种行为在位正直文人的眼中是十分不堪的,所以陈琳对其的痛斥也是出于内心的厌恶和痛恨。至于后来陈琳在袁绍死后又归曹实乃情势所迫,并不能说明陈琳对曹操的感情倾向。
再次,充分展现了个性化的文风。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评价道:“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文心雕龙·檄移》称“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二者均提及此文一个共同特点:文气刚健,有骨鲠之气。这不仅和上文所提及的陈琳在文中反映了真实情感倾向、展现出文人的正直有关,同时与陈琳自觉地在句式上多用整句、辞藻的严谨华关、善于化用典故有关。具体说来,整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一泻而下,据粗略统计,该文281句,排偶句68句,四字句185句,已经具有明显的骈体文的特征:典故的使用使得说理更具说服力,例如文章中多处引自《史记》:辞藻的严谨而华美,严谨处展现出春秋笔法的特色,大有一字定乾坤之妙,如称袁绍幕府,对曹操直呼其名,又称其为“鹰犬”“爪牙”“寇”等等,华美处能起到极强的渲染烘托作用,如对曹操恶行的贬斥,无一语有重复写袁绍之军威,从“尔乃大军过荡西山”直至“有何不灭者哉”,铺排渲染、气贯长虹:以上这些都是其气势刚健、痛快淋漓的文风的支撑。可以看出,陈琳作文是以气骋才,以才运气,气势刚健却又不流于拙朴,有骨鲠之气而又文采斐然。o
此词上片基本上是围绕欧阳修“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的观点来写的,同时也写出了自己的感受。下片以达官贵人与贫寒诗人进行对比,认为诗人要比煊赫一时的金张许史之流有贡献,进一步抒发了词人蔑视权贵的激情。该词观点明确,情调乐观,用词很有分寸;而采用反复对比的手法,对突出主题起了很大的作用。
“诗不穷人,人道得诗,胜如得官。”作者起句指出诗并不使人“穷”,后两句化用唐郑谷《静吟》“相门相客应相笑,得句胜于得好官”句,作者对郑谷语是充分肯定的。词的开篇就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把作诗和作官对立起来,以诗人得诗胜于得好官来充分肯定诗人的价值,反映了古代文人投身诗文创作的执着追求和对此的真切热爱的语言。
“有山川草木,纵横纸上;虫鱼鸟兽,飞动毫端。”此四句化用欧阳修之语,言诗人胸中蕴藏着广阔的世界,笔端能驱使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万事万物都将进入诗篇。这里的“纵横”和“飞动”两个词语非常生动传神,把郁郁苍苍的山川草木和生机勃勃的虫鱼鸟兽表现得十分淋漓尽致,勾勒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世界。“水到渠成,风来帆速,廿四中书考不难。”这些不仅为世俗的目光所仰慕,即使在正统史家看来也是难能可贵,可是作者用“水到渠成,风来帆速”两个浅而生动的比喻,说明他们的累至高官,其实并不难,只不过是时会所致而已。名垂千古的忠臣良将不过如此,其他平庸之辈便更不在话下了。人们所说的,作者如此用笔,目的还在于反衬诗人之难得,并进一步把为官和作诗来进行比较。
引出什么比作官还难的问题,作者答道:“惟诗也,是乾坤清气,造物须悭。”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他认为文章根据作者气质不同,分清浊二体。这里作者把秉沉浊之气者排出诗人行列,认为诗是天地间清气的集中表现,因此,造物者是不愿轻意给予的。言外之意是诗才难得,只有超脱了世间的庸俗气息才能得到天地间清气,写出清澈的诗篇。作者将写诗与天地间的传扬之气紧密相连,实则指出诗人乃得天地之最精而生,可谓将诗人价值推崇到极致。
下片又从世间权贵不足贵说起。“金张许史浑闲,未必有功名久后看。”金日磾、张汤的后代,世为贵显,与外戚许氏、史氏交好,是西汉宣帝时的四大家族,他们或是高官,或是贵戚,都曾权倾一时,为人们所羡慕,作者则认为极为平常,用“浑闲”二字,将这些当时大人物一笔抹杀。
“算南朝将相,到今几姓;西湖名胜,只说孤山。”这一韵把历史上的权贵和历史上的诗人作了生动的比较。“南朝”指宋齐梁陈,当时将相多为腐败衰朽的高门士族,王、谢、瘐、顾几大姓之间轮流执掌国政。他们当时都曾不可一世,可是到此时人们对豪门贵胄记忆颇少,这里(包括上韵的“金张许史”)说的虽是古代的权贵,实际上指南宋王朝的权贵奸佞如史弥远、贾似道一类的人,他们或是已死,或正在气焰嚣张,世人为之侧目,作者认为他们迟早要被人们所唾弃。与此相反,那位宋初隐居于西湖孤山、妻梅子鹤的诗人林逋,虽然他也没有什么“功名”,但因为他不趋慕富贵,写下许多清丽的诗篇,因此被人们永远记忆,他的居住之地也成为西湖名胜,给湖山也增加无穷的魅力词人赞美创造精神财富的诗人,极力贬低富贵荣华,功名利禄,抒发词人蔑视权贵的激愤之情。到此作者意犹未尽。
“蝉冠”二句言贵族之家尽可安排自己的子弟占据高官要职,传给他们财富权势,但却不可能给他们以济世的才华。他们不会有传世的诗句流传在人间,他们无法创造精神财富。写到这里,作者充满诗人的自豪感,因之,他举出了最能引起诗人骄傲的杜甫。
“杜陵老,向年时也自,井冻衣寒。”这位诗国的圣人,精神财富创造者的巨人,他为人们留下无比丰厚的精神财富,他终生关注国家和人民的疾苦。可是他自己却常为饥寒所困,一子一女冻饿而死,自己最后也死于贫病交加。作者所举出的诗句是杜甫被安史叛军困于长安之时,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所作,他无衣无食,写下了这篇著名的《空囊》。其中有句:“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与杜甫同时的有多少横行一时的“五陵年少”、公侯卿相,乃至风流天子,但他们都如过眼烟云为人们所遗忘了。可是这位当时只“留得一钱看”的诗人却能以他美妙的诗篇,在宋代就受到普遍的尊敬(宋有人将杜甫比喻为集大成的孔子),成为众多诗人的欣慕的楷模,作者用这位诗国的权威压倒了世间(封建社会)以富贵势力为支撑的权威,使全词达到高潮。词至此戛然而止。这三句不仅和词的起韵相照应,也表明作者最尊崇的诗人是爱国忧民的诗人。
该词表达作者对诗歌作用的见解,论述诗人的地位,同时又抒发了作者在饥寒穷困中坚持创作的执著之情,词人贬斥权贵反衬出作者的坚定,全词充满了为诗歌创作的献身精神,表现出“贫贱不能移”的豪情。
词的基调高昂,激越气势磅礴,笔意跌宕。作者把诗人和权贵反复对比,层层深入,权贵越来越遭贬仰,“二十四考中书”的郭子仪真正是国家的功臣,平安史之乱,拒吐蕃入侵,勋劳卓著,而“金张许史”则半是功臣,半是外戚,但这些功臣也只是忠诚于汉室,和安邦定乱关系不大,这比郭子仪就差了许多,而南朝将相则多腐朽不堪,能定国安邦者少而又少,列“家笏”、“蝉冠”指那些借祖先荫庇而腾达的纨绔子弟,这些人更不足挂齿;用于对比的诗人,则从一般的诗人到隐逸山林的林逋,再到杜甫,逐级提高,更为鲜明地突出了主题,安排可谓匠心独运。与表现内容相适应,作者用词颇为恰当精准,对郭子仪这样的功臣,只言达到也“不难”,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对“金张”等人则用“浑闲”,表现了作者对他们的轻视。对“南朝将相”则用了一个“算”字,有“何足算也”之意。对贵族子弟则一笔否定。
由此看来,此词的修辞虽然朴素、通俗易懂,但却富于表现力。词人通过这首《沁园春》表达自己对诗歌作用的见解,论述诗人的地位,同时又抒发了自己在饥寒穷困中坚持创作的执著之情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