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这实在是一篇奇作。在中国词史上，写山水的词作罕有其匹。词咏四川资中县的东岩。东岩形似剖盎，侧立千尺，溪壑深杳，东岩在蜀中，词人似乎有意要与蜀人李太白《蜀道难》一争高低，词也的确有太白雄风。
本词第一奇在构思，用奇特的想象，从虚处着笔，把东岩写得极富传奇色彩和动态的力度美。巍巍的东岩，壁立千仞，石壁夹道，峻极中天，仿佛是在混沌天宇中，由造物主“凿开”的一道“天险”；它高矗云天，又象是奔腾飞驰的“云髓”聚焦“凝成”；它中开一线，又是怎样形成？原来是“天风”将它“吹裂”所致。“凿开”、“凝成”、“吹裂”、“中开”四词，力可扛鼎。词人不从东岩现存的静态形象着笔，而是展开想象，从它的“生成”过程入手，把一座静态的，也许在常人看来极为普通的山岩写得奔腾驰骤，气势磅礡。巍巍天险，被词人玩赏于股掌之上，戏弄于笔端之下，写来毫不费力。而写就的东岩风云奔走，极富于运动感和力度美，确实让人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南宋大词人辛疾疾竹的山也够富于运动感和气势的了，“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沁园春·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群峰叠嶂，犹如万马回旋，向东奔驰。但比较而言，辛弃疾词仍是从现实的可见的意象进行构思取譬，而本词则完全是凭想象，从虚处非现实化的意象着笔构思。论气势力度，二词平分秋色；但论浪漫色彩和想象之奇，辛词不能不让一着。“高擎”二句，仍写东岩之高入云天仙界，但用一“擎”字，便又写出其动态和力度。“擎”有支撑、托住之意。仿佛让人觉得仙界向下重压，而东岩则撑持向上顶住，既写出和东岩的高度，又表现出了它的力度。如把“擎”字换一“入”字或“耸”字，动感和力度就无法表现出来了。“鸟道”一句，语出李白《蜀道难》：“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太白，即秦岭的太乙峰。词意谓东岩之高仅飞鸟可通，而东岩的鸟道又仿佛太白西边的鸟道一样高峻。
“擎仙界”、“矗半空”的东岩已经高不可攀了，可词人仍然设想“凭高”，去俯视东岩的“云嘘岩腹，鼓舞风雷”。山高，人更高——不，是词人的“心高”，想象力高。西方美学论崇高美，认为崇高来自于审美主体对大自然的敬畏。本词也富于崇高美，而崇高美感的来源恰恰相反，它产生于审美主体对大自然力量、气势的把握。词人面对巍巍高峻的东岩，不是敬畏恐惧，而是产生征服、戏弄它的豪气。无论是中国画还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写高山，总离不开云，因为中国艺术家们已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山之精神写不出，以云雾写之。”即通过云雾的缭绕来烘托山的高峻。
比如唐代诗人兼画家于一身的王维就很懂得这个理，他写终南山的高，就写道：“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杜甫写泰山也有“荡胸生层云”之句。欧阳修《醉翁亭记》写琅玡山也写到“云归而岩穴瞑”。但比较一下本词所写的“云嘘岩腹，鼓舞风雷”便可看出，上述诗文中的云都是轻飘飘的云，而本词中的云却是奔腾驰骋的云。“鼓舞风雷”，不仅写出了岩腹吞云吐雾的强烈运动感和力量，而且写出“云嘘”雾吐时轰烈的声响效果。云雾吞吐竟响如风雷，只有在豪杰之士的笔下才有这般气势。
本词第二奇在奇情壮采，豪气逸兴。词人面对巍巍东岩，逸兴遄飞，“志壮”凌云。我们仿佛见着他脚蹬被桃花香染过的登山鞋，阔步快速地奔向青云，进入月宫，高折蟾宫一枝桂树。“快阔步”、“便孤骞”、（高举）、“超”（越）几个连续快速的动作，充分表现出词人心胸内沸腾的激情，“疏狂”的豪气。他写景富于动态、力度，写情同样富于动态，力度、气势。诵读时，“快阔步”五句要一口气读下去，体会其声情，才能品味出其中强烈的节奏感。由强烈的节奏感又可进一步体会词人心灵快速激烈的律动。
“笔蘸天河，手扪象纬，笑傲风云入壮题”，狂豪、奇壮无以复加！读此三句，似乎觉得当代郭沫若先生《站在地球边上放歌》也不那么奇特了，又感到诗仙李白“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俱怀逸兴壮思习，欲上青天揽明月”也不是独一无二的“惊天地、泣鬼神”了。“象纬”，指日月五星。词人竟然要手摸着星辰日月，笔蘸着天河之水，来题写他的风云意气，世间有几个如许的狂人！南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之“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也同样具有囊括宇宙的气概，但作一“细”字，觉得气势的力量稍嫌不足，不似本词气势奔腾直下，一泄千里。结尾紧承上意，写他“笔蘸天河，手扪象纬”，在“苍壁”上挥洒着大笔，如龙蛇翔舞，左右奔腾！我这支秃笔已无法形容周权那奇特的想象力和壮浪纵恣的豪气，只觉得他不是胸吞宇宙，气盖乾坤就无法写出这样的奇作。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是一首“再次韵”之作。“次韵”，用韵有严格规定，不能超越变更原作的韵脚，这已经限制创作的思维了。而刚用原韵写过一首（原题《次韵王尹赋东岩》），再度用原韵写作，就无异于戴着脚镣手铐跳舞，而周权却偏偏跳得如此潇洒，如此自在，如此欢腾，可见他惊人的才气。
全词由奇景而生奇情。上阙从东岩的“凝成”写到它的“中开”和吞云吐雾的气势；下阙从“阔步”登天写到他月中折桂和在苍壁上挥舞“龙蛇”。全词一气呵成，气势奔注，而不作腾挪跌宕。词以气势胜，才不觉得词中屡用的“天险”、“天风”、“天河”、“风雷”、“风云”、“青云”、“云髓”、“云嘘”等意象有重复之感。词中用词造句之避与不避，取决于创作主体能否驾驭词的气势和语言，未可一概而论。
《山园小梅二首》是宋代诗人林逋创作的七言律诗组诗作品。这首组诗突出地写出梅花特有的姿态美和高洁的品性，以梅的品性比喻自己孤高幽逸的生活情趣。作者赋予梅花以人的品格，作者与梅花的关系达到了精神上的无间契合。
第一首诗开头先写梅花的品质不同凡花。颔联从姿态和向气上完美地表现出梅花的淡雅和娴静。颈联从霜禽、粉蝶对梅花的态度，侧面加强前一联描绘出来的梅花的美。最后说可以亲近梅花的，幸喜还有低吟诗句那样的清雅，而不须要酒宴歌舞这样的豪华。
第二首诗首联写梅花像是剪碎的丝织品，自然且画不出来。颔联写梅花享受春晚日落而受不住寒冷霜夜，表达出诗人对梅花的无比深情。颈联把“邻僧”和“俗客”对举，用以赞美梅花孤高绝俗的品性。尾联描写落下的梅花打着走在江南路上吟诗者的马鞍，以此作结，饶有情趣。
第一首诗一开端就突写作者对梅花的喜爱与赞颂之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它是在百花凋零的严冬迎着寒风昂然盛开，那明丽动人的景色把小园的风光占尽了。一个“独”字、一个“尽”字，充分表现了梅花独特的生活环境、不同凡响的性格和那引人入胜的风韵。作者虽是咏梅，实则是他“弗趋荣利”、“趣向博远”思想性格的真实写照。苏轼曾在《书林逋诗后》说；“先生可是绝伦人，神清骨冷无尘俗。”其诗正是作者人格的化身。
如果说首联是作者对梅花所发的感喟，那么颔联则是进入到对梅花具体形象的描绘：“疏影横斜水清浅，暗向浮动月黄昏。”这一联简直把梅花的气质风姿写尽绝了，它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幽独超逸。尤其是“疏影”、“暗向”二词用得极好，它既写出了梅花不同于牡丹、芍药的独特形成；又写出了它异于桃李浓郁的独有芬芳。极真实地表现诗人在朦胧月色下对梅花清幽向气的感受，更何况是在黄昏月下的清澈水边漫步，那静谧的意境，疏淡的梅影，缕缕的清向，使之陶醉。这两句咏梅诗，在艺术上可说臻于极至，故一直为后人所称颂。陈与义说：“自读西湖处士诗，年年临水看幽姿。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和张矩臣水墨梅》）他认为林逋的咏梅诗已压倒了唐齐己《早梅》诗中的名句“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辛弃疾在《念奴娇》中奉劝骚人墨客不要草草赋梅：“未须草草赋梅花，多少骚人词客。总被西湖林处士，不肯分留风月。”可见林逋的咏梅诗对后世文人影响之大。
林逋这两句诗也并非是臆想出来的，他除了有生活实感外，还借鉴了前人的诗句。五代南唐江为有残句：“竹影横斜水清浅，桂向浮动月黄昏。”这两句既写竹，又写桂。不但未写出竹影的特点，且未道出桂花的清向。因无题，又没有完整的诗篇，未能构成了一个统一和谐的主题、意境，感触不到主人公的激情，故缺乏感人力量。而林逋只改了两字，将“竹”改成“疏”，将“桂”改成“暗”，这“点睛”之笔，使梅花形神活现，可见林逋点化诗句的才华。
作者写尽梅花姿质后，掉转笔头，从客观上着意泻染：“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霜禽，一作冬鸟，一作白鹤，白鸟。依据林逋“梅妻鹤子”的情趣，还是当“白鹤”解释为好。前句极写白鹤爱梅之甚，它还未来得及飞下来赏梅，就迫不及待地先偷看梅花几眼。“先偷眼”三字写得何等传神！作者对现实事物的观察又是何等细致！后句则变换手法，用设想之词，来写假托之物，意味深邃。而“合断魂”一词更是下得凄苦凝重，因爱梅而至销魂，这就把蝴蝶对梅的喜爱夸张到了顶端。通过颈联的拟人化手法，从而更进一步衬托出作者对梅花的喜爱之情和幽居之乐。联中那不为人经意的“霜”、“粉”二字，也实是经诗人精心择取，用来表现他高洁情操和淡远的趣味。
以上三联，作者是把梅当作主体，诗人的感情是通过议论、叙述、拟人等手法隐曲地体现在咏梅之中。至尾联主体的梅花转化为客体，成为被欣赏的对象。而作者则从客体变为主体，他的感情由隐至显，从借物抒怀变为直抒胸臆：“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在赏梅中低声吟诗，使幽居生活平添几分雅兴，在恬静的山林里自得其乐，真是别具风情，根本不须音乐、饮宴那些热闹的俗情来凑趣。这就把诗人的理想、情操、趣味全盘托出，使咏物与抒情达到水乳交融的进步。
第二首诗开头两句是说梅花像是剪碎了的丝织品，上面涂了油酥，正反面有深有浅，多么自然，画是画不出来的。这里用精细轻薄的丝织品绢和油酥制品来比喻悔花的滋润柔美，十分传神。这在宋代诗词作品中一不乏其例，如苏轼《腊梅》诗中就有“天工点酥作梅花”的句子。“向背”、“稀稠”描绘了在白天丽日高照下的梅花风姿。接下去说梅花在整个白天直到日薄西山这段时间里，可以尽情地享受春天的温暖，但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在严霜的侵袭下，梅花可能要受不了吧。梅花本来是以其经霜耐寒的品格受到人们称赞的，“霜深应怯”的顾虑似乎大可不必，但正是这不必要顾虑的顾虑，才能表达出诗人对梅花的无比深情。
五、六两句是赞美梅花孤高绝俗的品性：清新鲜艳的梅花只能让隔壁的僧人爱惜，尽管它被冷落，但还是不愿让城里的人来观赏。把“邻僧”和“俗客”对举，是因为佛门弟子信奉清净无为的教义，往往和隐逸之士的思想非常合拍，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在政治上遭到挫折后，就以“诗佛”自居，“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看破红尘，成为佛门信徒。二十年足迹不进城市的林逋也是如此。末尾两句是说：回忆过去在梅花盛开、洒旗飘拂的江南路上，微风吹过，梅花簌簌地坠到马鞍上，叫人情不自禁地吟起诗来。以此作结，饶有情趣。
从意象构造的角度言，这组诗单言山园小梅，实非易事，但诗人借物来衬，借景来托，使其成为一幅画面中的中心意象，此一绝也。
诗人具体写梅画梅时，虚实结合，对比呈现，使得全诗节奏起伏跌宕，色彩时浓时淡，环境动静相宜，观景如梦如幻，充分体现了“山园”的绝妙之处，这一点也是为许多赏家所忽视的，正是通过这一点，作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弗趋荣利”、“趣向博远”精神品格。此二绝也。
作者以梅自况，虽展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一贯追求，然而也颇具特色。单就“疏影”一联而言，欧阳修说：“前世咏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陈与义说：“自读西湖处士诗，年年临水看幽姿。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和张矩臣水墨梅》）他认为林逋的咏梅诗已压倒了唐齐已《早梅》诗中的名句“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王士朋对其评价更高，誉之为千古绝唱：“暗向和月人佳句，压尽千古无诗才。”辛弃疾在《念奴娇》中奉劝骚人墨客不要草草赋梅：“未须草草赋梅花，多少骚人词客。总被西湖林处士，不肯分留风月。”因为这联特别出名，所以“疏影”、“暗向”二词，就成了后人填写梅词的调名，如姜夔有两首咏梅词即题为《暗向》、《疏影》，此后即成为咏梅的专有名词，可见林逋的咏梅诗对后世文人影响之大。这只说到了其一，更为重要的是梅在林逋的笔下，不再是浑身冷向了，而是充满了一种“丰满的美丽”，很有精神，很有力度，也很温度，很有未来。正因为如此，该诗才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让人感到很真实，回到它的起始状态，作为“梅妻鹤子”的林逋，写出此种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诗句来，是一种富有力量的心灵审美。此三绝也。
作者写出此种妙句，亦非唾手可得。宋初另有相当多的诗人，偏重以苦吟的写作方法在狭小的格局中描绘清新小巧的自然景象，表达或是失意怅惘、或是闲适旷达的士大夫情趣，这主要是继承了唐代贾岛、姚合一派的风格，林逋就是这些诗人之一。另外，这组诗格局未免太小，后面自命清高的标榜，也实在有唯恐不为人知的味道。
这首诗开头两句，写林逋生长的环境。开首即称他们生长在湖山深曲处，山水清澄。后两句讲那里的人物，世外的隐君子是高尚的，就是佣工贩妇也都是冰清玉洁的人。还没有写到林逋，却已经树立了高洁形象。
接下去写林逋高风亮节，源于天性。“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林逋不是与世俗隔绝的人，上文写那个环境里除了“隐君子”外，还有“佣儿贩妇”，正说明他不是与世隔绝的。“神清骨冷”是从《晋书·卫玠传》“叔宝（卫玠字叔宝）神清骨冷”来的。当时所谓骨，指气质品格而言，从神情到品格都清冷。接着，作者写他对林逋的钦仰，这种钦仰在梦中得到反映。他在梦中见到的林逋“瞳子瞭然光可烛”。《孟子·离娄上》：“胸中正，则眸之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瞳仁明亮，说明胸中正，跟神清有关；瞳仁昏暗，说明胸中不正。林逋既是“神清骨冷”，在梦里看到他，那就是“瞳子瞭然”，再夸张一下，便成为“光可烛”，可以照见一切了。这样写，正显示出诗人对林逋的仰慕已经形于梦寐了。这样写，概括了林逋为人的特点。林逋写湖上风光的七言近体诗中，有的反映隐居生活和情思，写得“神清骨冷”。如《湖山小隐》二首之一：“道着权名便绝交，一峰青翠湿蘅芳。”如《湖上晚归》：“卧枕船舷归思清，望中浑恐是蓬瀛。”跟权和名绝交，向往的是仙山，正反映他无意功名。作者赞美林逋，是跟林逋的这五首七言近体诗相结合的。
接下来就谈林逋的诗和书法。“遗篇妙字处处有，步绕西湖看不足。”这里赞美林逋诗善于用字，尤其是咏西湖之作，更为湖上风光传神。“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留台差少肉。”这里用唐代诗人孟郊的诗来比林逋，作者《读孟郊诗》：“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认为孟郊的诗可以跟贾岛（贾岛曾做僧人，名无本）诗比清，不过豪放不及韩愈。作者《祭柳子玉文》称“郊寒岛瘦”，认为贾岛诗的缺点是寒苦。这里指出林逋诗有贾岛之清而无其寒。“书似留台差少肉。”这句指林逋的书法像李建中，瘦硬有骨力。称赞林逋兼有二人之长而无其短。王世贞在《艺苑卮言》（见名家评价）中一方面指出苏轼极为推重林逋的诗和书法，一方面又指出苏轼的评论，像董狐记事的直笔，不作虚美，不推重过分。这样讲是恰当的。
下面再结合他的诗来讲他的高风亮节。“平生高节已难继，将死微言犹可录。”作者自注：“逋临终诗云：‘茂陵他日求遗草，犹喜初无封禅书。’”（《宋诗钞初集·和靖诗钞》作：“《自作寿堂因书一绝以志之》：‘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汉武帝的陵园称茂陵。《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其遗札书言封禅事。”相如临死前还在讨好武帝，劝武帝到泰山去封禅，祭天地，告成功。林逋不肯这样做，正显出他的高节。“自言不作《封禅书》，更肯悲吟白头曲！”“白头曲”原为卓文君因其夫司马相如对爱情不忠诚而作，后人多有以此曲为叹老嗟卑、自伤不遇之辞。此处当指后一义。林逋是高士，连《封禅书》也不屑作，更不会悲吟《白头吟》，以自伤不遇。
一结转到杭人对林逋的纪念。“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王世贞称：“始，钱塘人即孤山故庐，以祀和靖，游者病其湫隘。”吴人指杭县人，将林逋故居作祠堂，显得低下狭小。作者自注：“湖上有水仙王庙。”即认为林逋应该和水仙王相配，在水仙王庙里受到祭祀，用一杯寒泉和秋菊来祭。王世贞又称：“因长公诗后有‘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遂徙置白香山祠，与长公配。”因为水仙王祠早已不存，所以后来改在白香山祠内祭祀林逋，把他跟苏轼相配。
这首诗是赞美林逋，“平生高节”点明主旨在赞他的高风亮节。一开头从湖光到山绿，写环境的美好，从隐君子到佣人贩妇，写人物的“皆冰玉”，这是陪衬。未写到林逋，已光彩照人。结尾变化有力，故称“夭矫”，即另出新意。用“修竹”、“秋菊”来作陪衬，也是取高洁相配。写到林逋本人时，点明“神清骨冷”，显示他的高洁源于天性。又用梦见瞳子瞭然来写他的正直，显出钦仰之情。再评论他的诗和书法。又用司马相如来比，更突出他的高节。这一比又归到他的诗上，回到《书林逋诗后》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