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津海鹘舟，径度沧江南。”词人一开篇就以泼墨式的手法，大笔挥洒，刻画出了一幅烟雨送别图。在一派烟雨之中，那船儿十分轻捷地从渡口离开，径直地渡过沧江，消失在迷茫的远方。这里，词人没有直接去写送者和行者，而只以津、舟、江、雨所组成的浑茫开阔的图画把二者都包容在其中。词人将“径”字加于“度”前，大有深意。“径”，直也。即使是妻悲女啼，情意绵婉，即使是气候恶劣，雨急浪险，船还是径直开走了。一字着力，用心良苦，寄情于景，令人回昧。
“双艣本无情，鸦轧如人语。”三、四两句，词人采用“移情于物”的手法，出人意料地把摇动双橹而产生的连续低沉的声音当做触媒，由此而来的设想“荒诞”而又人情。连这本无生命、无感情的“双艣”也为上述的送别场景所感动，像一个阅尽人间悲欢的老人那样发出深情的喟叹，此时郁积于词人心中的感情也就不言而自明了。“双艣”“人语”的内容应充斥换头。当然，这实际上也就是词人的内心独白。前两句化用故事，对偶天成。这本来是两个各自独立并完整的故事，词人却借双艣之“口”把二者联系在一起，效果顿时强烈起来。一方无行，一方痴情；一方薄幸，一方坚贞。相比之下，人们很自然就会得出一敬一贬的结论。
“挥金陌上郎，化石山头妇。何物系君心？三岁扶床女！”最后两句以反诘呼起，透出更加强烈的感情。词人在“有什么东西能系住你的心”这一问之中，已经是在谴责丈夫之负心。接着，又以家中还有刚刚能够扶着床沿走路的三岁女儿来进行再一次的劝喻，诚挚委婉，撼动人心。
词人在词中将物拟人，以“物语”传己情。词人在接受这一影响的同时，以“舷语”来写自己心中所想，可谓推陈出新。
这首小诗首句写人，次句写景，结尾两句写回头去看浦中小舟。诗人夜泊江中，信步江堤，霜冷风凄，黑夜漆漆、只有泊舟处一点孤灯，透一点光亮，送一丝温暖。此诗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孤寂的心情。尤其后两句，似乎从旁人的眼中看自己的船，更增添冷峻感觉。全诗景象平易，自然天成，但在布局上又颇见匠心。诗写夜泊之景，不从夜泊之地写，而是选择了堤上回看的视角，使四句小诗显得极为婉曲。
一二句即紧扣题目，为下句铺垫，也为全诗伏笔。前两句描写诗人步出船舱，走上江堤，顿感江风寒冷刺骨，霜气凛冽袭人，并缀一叠词“棱棱”，不仅摹绘出江边秋夜的寒意，同时活画出诗人在江堤寒风中凄冷的情态。
三四句写诗人伫立寒风中的江堤上，“回看”“夜泊”处的情景。“回看”二字绝妙，且含蕴丰富，既有站立江堤寒风中对舱内温暖的眷恋，又有一片漆黑夜色中欲有所发现的意愿。结句“芦荻花中一点灯”，在景致变化中使诗人心情为之一振，由“水风霜气”一抑中，情调为之一扬。“芦荻花”照应第二句“水风霜气”。诗人回看“深浦停舟处”，为浓厚夜幕所笼罩，为茂密芦荻所遮蔽，漆黑模糊夜色深沉，那既不显眼又不足道的“一点灯”，俨然“黑暗王国中一线光明，诗人心目中一丝暖意”。“灯”前置以“一点”，正面写灯，侧面烘托，使夜色更浓更广，使深沉的夜色具有了视觉形象，是以明写暗艺术手法的巧妙使用，因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全诗二十八字，所烘托的景象，形象贴切地衬托出“浦中夜泊”的情景。景象平易，但却自然天成；布局巧妙，又独具匠心。写夜泊，选择了江堤上回看的独特视点，形象地写出了一个没有月色、连视觉也失去作用的秋夜。之所以说“独特”，是由于全诗视角不凡、立意不俗、选材别致、烘托深广，由第二句的感觉，到三、四句转向视觉。尤其是写与“夜”与“月”有关的诗，白居易作品中举不胜举，除了著名的《琵琶行》《燕子楼》之外，还有《村夜》《江夜舟行》《襄阳舟夜》《舟夜赠内》《雨夜忆元九》《曲江夜归闻元八见访》等等，一般写夜景离不开月色的烘托，有月才具备韵味，有月才景色绚丽，有月才使人留连，而《浦中夜泊》，没有月色，避开白描，用侧面烘托的独特视角，生动地写出了“浦中夜泊”的别致景象。
这是一首记叙出游欢宴的诗。
诗人详略得当，取舍适宜，重点放在欢宴卜，切合题目。首联就直接点题。三、四句意境开阔，气势雄浑，写美酒沁人心脾，用“熏”点出香味醇正浓厚，弥漫不散；写松涛阵阵，用“韵野弦”，形容纯乎天籁，美妙绝伦。虽雕琢但恰到好处，而且充满浩大的气势，这正是王勃诗歌的特点。五、六句从细处落笔，描写“垂叶”、“落花”的动态之美，写得逼真细腻，情趣盎然，自有其可取之处。尾联，诗人的目光定格在云雾中的山峦上，迷蒙而又含蓄，仿佛此次欢宴并没有结束，也不会结束，意味深长。
诗人通过对山间兰气，林里松声，垂叶影飘，落花香度，林塘晚色，重岩夕烟等等的描绘，赞颂了圣泉的秀丽景色。全诗情调欢畅，对仗工整，用字典雅秀丽，音节婉转流畅。
诗虽然是率然成章，不像梅尧臣大多数作品经过苦吟雕琢，但诗风仍以闲远洗练为特色，尤多波折。全诗分五层写，中间多转折。首四句直写河豚鱼，即一般咏物诗的着题。诗说当春天小洲上生出荻芽，两岸柳树飘飞着柳絮时，河豚上市了，十分名贵。这四句诗，一向被人称道。一是由于起二句写景很得神似，而又以物候暗示河豚上市的时间；二是接二句明写，而以鱼虾为衬，说出河豚的价值。这样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欧阳修分析说：“河豚常出于春末，群游而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豚道尽河豚好处。”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说这四句极佳。不过，也有人指出，河豚上市在早春，二月以后就贱了，“至柳絮时，鱼豚过矣”（宋孔毅父《杂记》）。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对此又反驳说，待柳絮飞时江西人才吃河豚，梅诗并不错。略去事实不谈，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此诗开篇很好，欧阳修曾说：“故知诗者诵止破题两句，豚道尽何豚好处。”（《六一诗话》）
以下八句忽作疑惧之词，为一转折。“其状豚可怪，其毒亦莫加”，二句先总括。以下再分说其“怪”与“毒”。河豚之腹较其他鱼大，有气囊，能吸气膨胀，眼镜突出，靠近头顶，故形状古怪。诗人又加夸张，称其“腹若封豕（大猪）”、“目犹吴蛙（大蛙）”，加之“忿”、“怒”的形容，河豚的面目可憎也就无以复加了。而更为可畏的是，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假如处理不慎，食用后会很快中毒丧生。诗人用“入喉为镆铘（利剑）”作比喻，更为惊心动魄。诗人认为，要享用如此美味，得冒生命危险，是不值得的。“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二句对河豚是力贬。
但是，怕死就尝不着河豚的美味，而尝过河豚美味的人，则大有不怕死的人在。“持问南方人”以下，写自己与客人的辩驳。河豚既然这么毒，不应该去吃，可是问南方人，却说它的味道鲜美，闭口不谈它能毒死人的事。对此，作者发出了感叹。诗先引了韩愈在潮州见人吃蛇及柳宗元在柳州吃虾蟆的事作一跌，说似乎任何可怕的东西，习惯了也不可怕。在举了蛇及虾蟆，呼应了前面的“怪”字后，诗进一步呼应“毒”字，说蛇及虾蟆虽怪，但吃了对人没有妨害，而河豚则不然，“中藏祸无涯”。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河豚鱼味很美，正如《左传》所说“甚美必有甚恶”，人们难道能不警惕吗？这样评论，表面上是揭示人们为求味道的适口而视生命不顾，取小失大；如果联系现实生活的各方面来看，是在讽刺人世间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的人。
从“我语不能屈”句至篇终均写作者的反省。这部分可分两层。诗人先征引古人改易食性的故事，二事皆据韩愈诗。韩愈谪潮州，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说：“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柳宗元谪柳州，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诗人综此二事，说可憎如“笼蛇”、“虾蟆”，亦能由“始惮”至于“甘食”，所以食河豚也是无可厚非。然而他又想到蛇与虾蟆虽形态丑恶，吃它们终究于性命无危害，不像河豚那样“中藏祸无涯”。联系上文，河豚的味道“美无度”，又是蛇与虾蟆所不可企及的。
“美无度”，又“祸无涯”，河豚正是一个将极美与极恶合二而一的奇特的统一体。于是诗人又想起《左传》的一个警句：“甚美必有甚恶。”他认为以此来评价河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欧阳修说：“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历代诗话》卷五十六载，刘原父因梅尧臣作这首诗，认为可称他为“梅河豚”。梅尧臣的诗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说他“长于体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这首诗正符合这一评价。梅尧臣处在西昆体诗统治诗坛的年代，他反对堆砌词藻典故，主张学习风雅，提倡诗歌将下情上达、美刺时政，写了不少反映下层生活的诗。这首写河豚的诗，也是通过咏河豚，隐讽社会，所以被当作梅尧臣的代表作之一。欧阳修是梅尧臣的知己，清代姚莹《论诗绝句》有“宛陵知己有庐陵”句。欧阳修作诗学韩愈，喜发议论，杂以散文笔法，梅尧臣这首诗也带有这些特点，所以被欧阳修推为“绝唱”。欧阳修还在《书梅圣俞河豚诗后》说：“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还多次亲笔抄写这首诗送给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