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潜》是专用鱼类为供品的祭祀诗。从诗中所写的鱼的数量之多(“潜有多鱼”)、品种之繁(“有鳣有鲔,鲦鲿鰋鲤”)以及人们对鱼类品种的熟知,可以看出当时渔业的卓有成效。潜置于水底,这种再简单不过的柴草堆作用却不可小觑,正是它们吸引了鱼类大军的聚集。这种原始而有效的养鱼方法也许就出自公刘时代,《史记·周本纪》中写及公刘“行地宜”,以潜养鱼可能正是因地制宜的创造性生产措施。祭祀诗离不开歌功颂德,《周颂·潜》明写了对漆、沮二水风景资源的歌颂,对公刘功德的歌颂则潜藏于字里行间,如同“潜”的设置,荡漾着透出波纹的韵味。
“以(鱼)享以(鱼)祀,以介景福”是饮水思源、祈求福佑的祭祀行动。如果将鱼换成其他的祭品,祭祀的意蕴就会大受损害,而诗作一气呵成的效果也便丧失无遗。在这首诗中,鱼实在是必然贯穿到底的。最后一句虽然没有写出鱼,但鱼依然存在,因为“鱼”与“余”谐音。《周颂·潜》诗所写的祭祀季冬一次,隔年之春又一次,均用鱼,这便有理由推断:时至今日仍然广泛流传的“年年有鱼(余)”年画,民间除夕席上对鱼不动筷而让它完整地留进新年的习俗,和《周颂·潜》所描写的祭祀是一脉相承的。《周颂·潜》应当被视为民俗史上一条重要资料,它的末句所祈之福就是“余”。
《周颂·潜》篇幅简短,却罗列了六种鱼名;漆、沮二水具体写出,却让祭祀对象公刘隐名;写王室的祭祀活动,却也与民间风俗息息相关。这些,都显示了作者调动艺术手法的匠心,使本来在《诗经》里相对枯燥的颂诗中的一首能够进入形象生动、意蕴丰富、趣味盎然的作品行列。
这首诗讲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感受:合口味的好书,读起来饶有兴味,颇感惬意,但往往很快就读完了,掩卷之际,令人怅然。对脾气的朋友,谈起话来很投机,非常盼望这样的知心朋友多多前来与之交谈,但偏偏不见踪影,久盼之后,令人失望。世界上的事情每每是这样,希望和现实总是发生矛盾,不如意者十居八九,一个人一生中是很难遇到几次真正轻松愉快、开怀大笑的好时光。
陈师道作于同年的另一首诗《寄黄充》说:“俗子推不去,可人费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娱?”两首诗所表达的感受是相同的。作者之所以会有这种感受,和当时作者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1099年(宋哲宗元符二年),诗人困居徐州,生计维艰,尽管“人不堪其贫”,作者却不以为意,依然“左右图书,日以讨论为务,盖其志专欲以文学名后世也”(魏衍《彭城陈先生集记》)。诗人以苦吟著称。
只有读过万卷书的人,才能如此精炼准确地捕捉到读书人读快书、又意恐读完的共同心理状态,“书当快意读易尽”是作者读书亲身体验的概括,也是他孤独寂寞、唯有书伴的惆怅心情的流露。当时诗人的知心朋友尽在远方,黄庭坚被逐斥戎州(今四川宜宾),苏轼被贬谪海外,音信难通;魏衍自徐州移沛州,张耒任职宣州,皆无从相见。而诗人一口气将一本好书读完之后,十分盼望能同这些朋友一起交流读书所得、讨论作诗的甘苦。他思友心切,整日恍惚若有所失,因此发出了“客有可人期不来”的慨叹。
怅然、失望之余,诗人又转以旷达,试图自我安慰:世界上的事情每每和主观愿望相违背,人生本来就难得有舒畅愉快之时,何必自寻烦恼呢?钱钟书《宋诗选注》说:“只要陈师道不是一味把成语古句东拆西补或者过分把字句简缩的时侯,他可以写出极朴挚的诗来。”这首从作者自己的亲身生活经历和感受中概括提炼出来的诗,正好用“朴挚”来说明其风格特点。
宋人爱用诗来说理。诗人多以冷静的态度来体察客观事物,善于把带哲理性的认识写入诗中,显得精深,富有理趣。诗中说出了很多人有会于胸中而没有表达出来的话,作者以浅显的语言形象地展现出来。诗人以冷静的态度来体察客观事物,善于把带哲理性的认识写入诗中,显得精深,富有理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