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此诗是一首咏史诗。
首先，开头的一句“梦泽悲风动白茅”写出了梦泽的荒凉景象。放眼望去，梦泽此地为一片茫茫的湖泽荒野。旷野上的秋风，吹动梦泽上连天的白茅，发出萧萧悲声。这旷远迷茫、充满悲凉萧杀气氛的景象，本来就很容易引发怀古伤今的情感。加上这一带原是楚国旧地，眼前的茫茫白茅又和历史上楚国向周天子贡包茅的故事有某种意念上的关联，于是为下一句诗做了铺垫。
第二句“楚王葬尽满城娇”则道出了诗人所想，诗人由此荒凉的景色回忆起一连串楚国旧事，最熟悉的莫过于楚宫细腰的故事。楚灵王好细腰，先秦两汉典籍中多有记载。但李商隐此诗却把范围却由“宫中”扩展到“满城”，为害的程度也由“多饿死”变成“葬尽”，突出了“好细腰”的楚王这一癖好为祸之惨酷。触景生情，“葬尽满城娇”的想象就和眼前“悲风动白茅”的萧瑟荒凉景象难以分辨了，这悲风阵阵、白茅萧萧的地下，也许正埋葬着当日为细腰而断送青春与生命的女子的累累白骨呢，相互对比下，更引发了诗人强烈的悲凄之感。楚王罪孽深重，成为这场千古悲剧的制造者。作者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楚王的罪孽是深重的，是这场千古悲剧的制造者。但诗歌如果只从这一点上立意，诗意便不免显得平常而缺乏新意和深意。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对这场悲剧有自己独特的深刻感受与理解。三、四两句，就是这种独特感受的集中表现。
“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由于楚灵王好细腰，这条审美标准风靡一时，成了满城年轻女子的共同追求目标。她们心甘情愿地竞相节食减膳，以便在楚王面前轻歌曼舞，呈现自己绰约纤柔的风姿，博得楚王的垂青和宠爱。她们似乎丝毫没有想到，这样的细腰曼舞又能持续多久呢。此时细腰竞妍，将来也难保不成为地下的累累白骨。这自愿而又盲目地走向坟墓的悲剧，比起那种纯粹是被迫而清醒地走向死亡的悲剧，即使不一定更深刻，却无疑更能发人深省。因为前一种悲剧如果没有人出来揭示它的本质，它就将长期地以各种方式不受阻碍地持续下去。所以这两句中，“未知”、“虚减”，前呼后应，正是对追逐细腰悲剧的点睛之笔。讽刺入骨，又悲凉彻骨。讽刺之中又寄寓着同情，这种同情包含着一种悲天悯人式的冷峻。
纵观全诗，诗人将用笔的重点放到这些被害而又自戕的女子身上，并在她们的悲剧中发掘出同一性质的悲剧的内在的本质。因而这首以历史上的宫廷生活为题材的小诗，在客观上就获得了远远超出这一题材范围的典型性和普遍意义。人们可以从诗人所揭示的现象中可以联想起许多类似的生活现象，并进而从中得到启迪，去思考它们的本质。由此可见，此诗在这类题材的诗之中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可贵的。
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
这是一首抒发思乡之情的小令，借秋夜的月光、桂香、砧声、雁鸣等意象写游子思乡的离愁别恨。全曲通过色、香、声、感，将“秋夜”与“客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情景一体，清丽秀美，口语自然而又有韵律感，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曲写景主要写动景，月光桂香在随风飘荡，砧声雁声打破了秋夜的沉寂。它们从视觉、听觉、嗅觉上勾起了游子的离愁别绪，描绘了秋夜月色朦胧、桂花飘香的寂静而温情的画面；营造了怀乡的氛围，为抒发思乡情做铺垫。雁鸣可以敲打愁绪，“叫起”“敲残”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离愁写得可闻可感，生动形象地表达了游子内心的愁苦。
“月光”“桂香”“砧声”“雁鸣”这些意象，读者再熟悉不过。此曲能从众多写思乡情怀抒旅愁绪的诗词脱颖而出并被后人传诵，不在于选用了新奇的意象，而是得益于高超技法的运用：巧妙对比，极尽曲折。“月光，桂香，趁者风飘荡。”开篇呈现出一幅银辉泻地、微微闻到风中飘荡的桂香的美妙场景。“桂香”在古代多容易引起人的思乡之情，因为“桂”音同“归”，在这里作用是巧妙地衬托出作者思乡的情绪，于自然中入景入情，就好像把愁绪写活了，自己飘到了作者的眼前。漂泊在外的文人士子除了要受风餐露宿、舟车劳顿之苦还有功业未成前途未知的精神折磨。应该说，清风朗月多少能除却作者的颠沛流离的疲乏，稍稍能舒展连日的愁眉。但毕竟，孤身在外，不是金榜高中之时，不是衣锦还乡之时，不是知音相聚之时，所谓“以我观物，则物皆著我之色彩”，眼前美景在作者眼中不免静幽清冷，秋风秋月，让作者感到不是清爽畅适，而是寒意袭人。与其对月伤怀，不如回屋休息。乡愁终是一段挥之不去的情感纠葛，并不会随作者安顿而消散，这种愁怀在作者的梦里如约而至。现实中不得归家的作者在睡梦中如愿以偿“梦家山”。作者应有“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响贪欢”的感觉。但天不假缘，恼人无情的砧声雁鸣惊扰了作者的好梦，将其拉回现实。
古诗有以砧声写相思的传统。关于“捣衣”，一说，古时衣服常用纨素一类织物制成，质地较硬，须先置于捶布石上反复舂捣，使之柔软。一说，洗衣时用木杵在砧上捶击衣服，使之干净。无论制衣也好，洗衣也好，女子都藉以传递对在外征战应第或者行商的丈夫的相思。捣衣多在夜晚，是因为白天光线充足，需侍弄田地，烧饭喂猪，捣衣是不需要很强的光线的，利用夜晚月光即可。皓月当空，既照亮家人，也照亮远方亲人。阵阵捣衣之声，更引发作者的乡愁，家乡的妻子此时怕也正在对月伤怀赶制冬衣吧。本是先有天霜（天气变凉），后有砧声，作者却反弹琵琶，说是“砧声催动一天霜”，用语新奇。“一天”即“漫天”，漫天霜既写出秋夜之寒，又写出作者内心透凉。在古代大雁是用来传书的，采用了“大雁”这个意向，用在这里是写归感。大雁的鸣叫本身是不带任何感情的，但是落在作者耳里就带了离愁别绪，叫得人心震荡，一声声敲打着作者脆弱的心，引动带着离愁况味的情，作者对情的打磨可谓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故这雁声让作者意识到候鸟已在归途，旅人归乡日期却无从得知。这夜深人静时的砧声雁鸣不啻惊雷，在作者耳边炸响，敲击寂寞苦愁的内心。外面的世界，月如，夜更凉。而作者身上，“罗衾不耐五更寒”，“夜凉，枕凉，不许愁人强”。再想入梦以成奢。清冷幽静寒气逼人的寂寞世界，只剩下一个愁苦旅人哀伤怀乡。
作者本想一抒寂寞和乡愁，但开篇却从清爽宜人的夜景写起，这与下文作者内心的愁苦哀伤构成一层对比；中间写梦里还乡，以梦中的团聚写形单影只构成第二层对比。两重对比将孤苦寂寞表现的淋漓尽致。作者的情感也多次变化，未置身朗月清风桂相袅袅的夜景应是寂寞；当受桂香涤荡，不免有淡淡的喜悦；这种喜悦随梦里还乡升至顶点，梦中醒来，听到砧声雁鸣，感到夜凉枕凉，情感跌至冰点。一波三折，感人肺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