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西湖最美的景色为春时月夜。一天里最美的景色是早晨的烟雾,是傍晚山间的风光。
今年春雪很多,梅花被寒气所抑制,和杏花、桃花次第开放,景观更是奇特。石篑多次告诉我:“傅金吾园中的梅花,是张功甫玉照堂中的旧物,应该赶快去观赏。”我当时迷恋着桃花,始终舍不得离开。湖上从断桥到苏堤一带,绿柳迎风飘拂如绿烟,桃花盛开如红雾,弥漫二十多里。美妙的音乐随风飘扬,带粉香的汗水如雨流淌;穿着各色丝织品的富裕游客很多,超过了堤畔的草,真是艳丽极了。
然而杭州人游览西湖,却仅在午、未、申三个时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巧,山岚设色之美妙,都在朝日初升,夕阳未下时,那时西湖才尽显浓艳和娇媚。月景之美,更是难以形容。那花的姿态,柳的柔情,山的颜色,水的意味,更是别有情趣韵味。这种乐趣只留给山僧和游客享受,怎么能够对那些凡夫俗子述说呢?
注释
六桥:在西湖苏堤上,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知杭州,开浚湖水,所积葑草,筑为长堤,向西迤北,横截湖面,绵延数里,夹道杂植花柳。置六桥,筑九亭,以为游人玩赏驻足之地。六桥依次为映波、镇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
西湖:在杭州市西,汉时称明圣湖,唐后始称西湖。周围约十五公里,面积约五点六平方公里。风景绮丽,有“三潭印月”、“苏堤春晓”、“平湖秋月”、“双峰插云”、“柳浪闻莺”、“花港观鱼”、“曲院风荷”、“断桥残雪”、“南屏晚钟”、“雷峰夕照”诸景。解放后,全面疏浚,湖水清澄,环湖名胜修葺一新,是中国有名的游览胜地。
为春为月:为春时月夜。
岚:山中雾气。
梅花为寒所勒:指梅花因大寒而迟开。勒:制。
石篑:即陶望龄,绍兴人。
数:屡次。
傅金吾:金吾是官名,明亲军中有金吾卫。傅氏不详。
张功甫:张鎡,字功甫,号约斋,南宋人,张俊之孙。“园林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玉照堂为其北国诸胜之一。有梅花四百株,开花时,居宿其中,环洁辉映,夜如对月,因名曰玉照。
断桥:又名段家桥,位于白堤东头。
绿烟红雾:白堤与苏堤两边,各有一行杨柳与桃树,所渭“杭州苏堤六条桥,一株杨柳一株桃”。每到春日,杨柳j泛绿,桃花吐红,一眼望去,如绿烟红雾。
歌吹:泛指音乐。吹:管乐声。
罗纨:丝绸。这里指穿着绫罗的仕女游人。
艳冶:或作冶艳,艳丽。
午、未、申三时:约上午十一时到下午五时。
工:巧。
夕舂:指落日。
安:怎么。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袁宏道经过多次陈请,终于辞去了吴县知县,他好像脱笼之鸟,赴水之鱼,乘兴漫游吴越。他在西湖看花,在天目山访道,痛痛快快地玩了四个月。这年春天,他第一次游览向往已久的杭州西湖,留连于美丽的湖山之间,写下了十六篇西湖游记。此文是西湖游记中的第二篇。
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
古时“答”是一种敬称。王昌龄是武陵田太守的门客(即田的参谋),因此辞别(或者说辞职)的时候就专门写一首“答诗”来做交待。对于这首作品读者完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前一句是告辞,说明自己的去向;后一句就是表达对太守的谢意和尊敬,或者说是感激和忠实。
从文采修辞上讲,诗中用典故表露自己的心意。大梁,战国时魏国的都城。魏国出了一位名垂千古的信陵君,他既是有才能的霸主,又是广纳贤才的爱才之君,因此门客们都很愿意为信陵君效力。诗中的大梁客是诗人用来比喻自己的,后面的“信陵恩”比得是田太守对他的恩德。有些评诗的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此体中才与学俱无用也。五绝,仙鬼胜于儿童子女,儿童子女胜于文人学士,梦境所作胜于醒时。”意思是用贤德先人的典故来做五言绝句的素材最能发挥五言诗的长处,这样的作品才是最好的五言绝句。《答武陵太守》中就用典故表明诗人自己的心意,仔细想想确实将忠心委婉妥当得表示了出来,不流于轻浮,读起来也不会使人觉得仅仅是泛泛而言,没有诚意。对于表示感情,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
在此诗中,诗人一腔侠义之情再现得淋漓尽致,透过没有任何“形似之言”的四个短句,读者可以看到颇有英雄豪气的诗人形象。诗人借用信陵君的典故,直抒胸臆,有直接撼动人心的力量。
这词写得极其凄惋,感伤成分浓厚,可是读后并不感到消沉颓丧,反而被其流注于字里行间的真情实感所打动,引起共鸣,寄予同情。一方面,与专主情致的悼亡之作有关。这类作品,因受题材—家常琐细,写法—今昔相比的制约,类多追思往事,叙写梦境,或表哀思,或诉衷肠,字字句句,无不从肺腑中出,以是感情真挚深厚,语调委婉低回,故尔极饶情致,扣人心弦。
“帘外五更风,吹梦无踪。”发端两句,看似平淡,实最沉痛。“吹梦无踪,”有两种含义:一是说正在做着好梦。梦中相见,互诉衷肠,两情缝蜷,分外亲昵。孰料五更时分一阵凄风突然袭来,把好梦吹散,致使梦中情事,似有似无,‘若隐若现,依稀恍惚,了无踪影。一是说在漫漫长夜中,二更、三更、四更都悄悄地过去了,直到五更天将亮时,凄风透过帘幕吹进室内,一股寒气直扑过来,人被搅扰惊醒,整整一夜,压根儿没有进入梦境。
醒来之后,只觉形单影隽,枕冷袭寒,空荡荡一无所有。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正如小晏所说:“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阮郎归》)所以如此,乃缘“帘外五更风”在作怪。“五更风”最会捉弄人,秦少游就曾被它捉弄过。《如梦令》云:“孤馆悄无人,梦断月堤归路。无绪,无绪,帘外五更风雨。”小别轻分,秦七尚感了无意绪,那死生异路,幽明永隔,除梦里有时相见,别无他法,然而“和梦也,新来不做。”则词人凄苦之情,又该怎样。这两句,实是一种不胜惋惜而又无限憎恨极其沉痛的呼唤。此中情意,在下面几句中,表达得更为深刻。
词人醒后,抬眼望,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画楼”打入脑际的,便是“重上”。因为在封建时代,妆楼与闺阁,是贵妇人主要活动场所。诸如登楼远眺,凭栏共语,饮酒赋诗,挑灯研读,都是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而这些闺帷韵事,唱随之乐,如今一去不复返了。所以一提及“画楼”,不期然而然的会发出“与谁同”的感慨。“与谁同”这一问,既说明词人正处于载独无依的境况中,同时还倾吐了重上时必是孤单单地无人相伴。个中滋味,与另词《御街行》“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所表达的情怀相一致。同样问得深沉,悲切,任何人读了,也会为之一掬同情之泪。
“记得玉钗斜拨火”二句,很明显是从“画楼”而忆及的闺中韵事之一。人的常情,越是在孤寂与痛苦之中,人们越是会常常忆起过去印象最深、极饶情趣的琐事,希望从饱含幸福与辛酸的回忆中,得到一点安慰。如前所述,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在金兵入侵前,朝夕相处,研究学问,日以继夜,乐此不疲。“玉钗斜拨火”这节的描写,正是对那时美好生活的追忆。“斜拨火”这一动作看闺帷中温卑的意趣,把人物形象活画了出来,使读者仿佛看到词人正手执玉钗,轻轻地拨弄着篆香上的灰烬。连她那兴致勃勃、心情欢快的神情和心灵手巧、娴熟利落的举止,都能体察得出。对当事人来说,这印象实在太深了,时刻不忘,恍如昨事。“记得”二字就表达了这种情意。而人们也能想象到:他们夫妇俩当年点着篆香,相对而坐,望着升起的烟柱,嗅着散发的芳香,冥思遐想,意会神谋,安定闲适,怡然自得的欢乐情景。“瑞脑香消魂梦断,”那一切的一切都象燃着的“宝篆”一样烟消香散,如同被吹散的梦一样,无影无踪,莫可追寻了。“宝篆成空,”份量极重,决不是小别轻分时“香冷金貌”、“瑞脑香消”所能比拟,简直可以说“万事皆空。”
过片“回首紫金峰”句,上承“画楼重上”而来。“回首”一句,自是载独无依,东西漂泊。欢乐也好,悲伤也好,都在词人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每一思及,总想从这里找回什么,以慰愁怀,然而眼前所见,却是“雨润烟浓”水气云腾,烟雾弥俊,笼翠峰峦,挡住视野,看不到中原大好河山和可爱的故乡,那亲人“千里孤坟”上已拱的墓木就更不用说了。’于是悲从中来,愁思起伏,恰如紫金峰前大江汹涌,滚滚东流,不可遏止。
“一江春浪醉醒中,”所蕴蓄的愁思,.不仅有己身孤苦伶仃之痛,更多的是国家危难局势飘摇之悲。这险恶的现实和不幸的遭遇,好似一场醒犹未醒的恶梦,噬啮着诗人破碎的心灵。顿使她陷于如醉如痴、迷离恍惚的状态中。此七字蕴义最富,极为含蓄,是全词的警句。陈廷焯说:“情词凄绝,多少血泪,”
“回首紫金峰,”故乡邀远,往事如烟,词人不禁清然泪下。
“留得罗襟前日泪,弹与征鸿,这句措辞有力,悲中带愤。“留得”一词,与上文“记得”“回首”一气贯通,使全词结构更加显得缜密。“前日泪”是指国破、夫亡、家散等不幸所积累抛下的痛苦之泪。故乡远隔,亲人永别,千言万语,向谁诉说,她只得把满腔悲痛与愤慨所凝成的血泪,从湿透了的罗襟上拧了下来,对着征鸿用力弹去。
“弹与征鸿”,化用鸿雁传书事,可与朱希真“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相见欢》)同样设想新奇。但就悼亡而言,则以借用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赠兄秀才入军》)句意,较为贴切。意思是说望着天际的归鸿,“倚楼无语理瑶琴,”通过琴声诉说凄苦情怀,寄托哀思,柳永所谓“无侈恨一,相思意,尽分付征鸿”(《雪梅香》)、贺铸“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乡目送归鸿”(《六州歌头》),所有词均如此都是这样。
关于《明河篇》这首诗有个典故。《唐诗纪事》载:“之问求为北门学士,天后不许,故此篇有乘槎访卜之语。后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其才,但以其有口过耳。’之问终身耻之。”这条记载虽颇类小说家言,似未必可靠,但这首诗中的确蕴含着某种怨愤情绪。诗人以神奇瑰丽的笔调,咏赞了秋夜银河的美好,在扑朔迷离的氛围中,抒写了天上、人间的离愁别恨。全诗充满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流溢出凄迷、伤感的情调,隐隐透露出志不得扬的怅惘。
开头四句,以写景河笔。这里的“南楼”“西山”借用了两个典故。《世说新语·容止》载:“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另《世说新语·简傲》载:“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诗人借用这两个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像魏晋名士那样,纵情山水的心愿,寄寓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这短短的四句诗中,先是以风凉、气清和万里无云,来衬托河汉的“明”;接着,把银河比作一条清浅的河流,还赋予它以“纵复横”的动势,使之更显清莹可爱,而典故的运用,使诗意更为深厚,所抒之情更加含蓄、婉转。
接着八句,诗人描绘在洛阳城中观看明河的情景。在这八句中,诗人以“画堂琼户”“云母帐”“水晶帘”等华美的辞藻,使各种富丽堂皇的景象接连呈现,既表现了帝都特有的风物,也与明澈的银河相映照,在一片柔光中,给帝都蒙上了一层朦胧、幽深而又神秘的色彩,使天上、人间连为一体。作者是富有创造力的宫廷诗人。他在诗中出色地运用了河的比喻:云母帐前反射的月光变成“泛滥”的“河水”。
接着诗人在以下的八句中,想象在银河的映照下,“南陌”思妇对于征人的思念,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感慨。诗人从万户捣衣声中,想到了一去不归的征人,并进而想到了正在“鸳鸯机”上刺绣的女子。正在思妇思念征人时,一只孤雁正从牛郎、织女相会过的“乌鹊桥”边飞过,发出哀怨悲鸣,更使思妇的离愁难以平息,她痴痴地坐望天河,默念征人,直到银河渐渐地隐没。这明河似乎懂得舒卷屈伸、出处进退之道。《关尹子·三极》:“云之卷舒,禽之飞翔,皆在虚空中,所以变化无穷,圣人之道则然。”明河在黎明渐晓之时,任由浮云的遮蔽,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光辉让给那晓月的流光,悄然隐去;而思妇的眷怀之情,却无法停歇。这一段,是上文的转折和深入,它由单纯对明河的赞美,转入对人事的感叹,进一步把人间、天上融为一体。那捣衣之声与雁飞萤度相交织,冷清、凄切之感,无穷的相思之情,将伴着耿耿长河,无终无了。特别是诗人在“已能舒卷任浮云,不惜光辉让流月”两句中,赋予明河以人的崇高感情,使得它本来就美好的风彩更为美好。这里采用十分婉曲的手法,进一步赞美了明河,也为最后四句埋下了伏笔。
最后四句,诗人以神话故事,作了精彩而又富有深意的收结。如此美好的明河“可望不可亲”,因此,诗人要到天上去。晋张华《博物志》卷十载:“旧说云天河与海通。有人乘槎而去。遇一丈夫牵牛而饮。遂问此是何处。牵牛人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按严是汉代术士)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又据《太平御览》卷八引刘义庆《集林》:“昔有一人寻河源,见妇人浣纱,以问之,曰:‘此天河也。’乃与一石而归。问严君平,云:‘此支机石也。’”诗人把这两个故事糅合到一起,自然委婉地表明了自己执着地追求美好明河的强烈意愿。同时,诗情几经曲折,终于从地下跃升到了渺远的空中,天上、人间,到此合而为一,使诗歌充满了神奇、幽远的艺术魅力。自己终究希望离开那城阙阻障、复道蔽空的帝都洛阳,到自己向往的地方去,字里行间深深地隐含着诗人难以言喻的怨愤。令人目眩神迷的表象下,蕴含着诗人因仕途失意而产生的苦闷与忧愁,以及对于当时政治的不满情绪。
这首诗虽然充满了典故和传统寓意,却仍然生动地描写出京城上空的银河景象。全诗疏密有致,摇曳生姿,既有跨越天上人间的宏大境界,又有对思妇之情的细致剖析。在结构上变化波澜,恰到好处地使用了顶针的修辞手法,如“复出东城接南陌。南陌征人去不归”,“乌鹊桥边一雁飞。雁飞萤度愁难歇”,使得转接自然,气势流走。另外,全诗以散行为主,但却穿插了一些对句,如昏见晓河、云母水晶句,在自然中表现出精工,显得从容整练,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