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瑞香花埋怨曹子方误将丁香花名己,而感到委屈,下笔奇兀,引人入胜:“怪此花枝怨泣,托君诗句名通。”珍贵的瑞香花被说成寻常的“紫丁香”,不仅抱怨甚至哭泣,可见事关重大,这就暗喻出瑞香花的不同凡响。“凭将草木记吴风。继取相如云凭。”词人自己也站出来为珍贵的瑞香花鸣不平,甚至直批友人的错误。这是延续了司马相如错把芦橘产生在陕西的谬误。文字全用议论,但却带着袒护瑞香花的浓厚情感写出,诚如沈德潜《说诗啐语》所说:“议论须带情韵以行”,于是,理念浸透了审美情感,令人毫不感到枯燥乏味,反觉自然流转,淡中有味。
下片反转为友人辩护,章法变新,相反相成,顿成奇趣:“点笔袖沾醉墨,谤花面有惭红。”“知君却是为情裱。怕见此花撩动。”接着,词人又为友人解围,替他寻找一时误解的原因。全词自批自答,既指出了曹子方的错误,又为之打出圆场,表现了词人与曹子方的友谊深厚,亲密无间。
此词在颂扬瑞香花之珍贵,却从友人曹子方误称其“紫丁香”写起,从侧面落笔,效果尤见显著。全词直抒胸臆,平易真切,笔法跌宕,体物寄意,可谓素描本色。
词人看到《华山图》中的华山巍峨屹立,瑰奇险峻,雄峙于北方大地,不禁浮想联翩,热血沸腾。宋室丧国之耻,山河破碎之悲,顿时涌上心头,题写了本篇。上片简练概括地写出了北宋所遭受的丧权辱国的大事。下片抒发壮志难酬的愤懑心情。
上片简练概括地写出了北宋所遭受的丧权辱国的大事。“中原”二句,写1141年(绍兴十一年)12月,宋高宗赵构听信秦桧谗言,同意求和,与金商定割让京西唐、邓二州及陕西南、秦二州之半给金,双方以大散关为界。陕西大部沦于敌手,仅余四州,华山亦蒙胡尘。这是使三川(今河南省黄河以南、灵宝以东伊、洛流域及北汝河上游地区一带)震动的奇耻大辱。结果自古以来作为三秦地区天然屏障的雄关险岭就失去作用,无异于化为灰烬,“关辅”一句即是指此。“泪尽两河”二句,指1130年(宋高宗建炎四年),金人攻陷南宋两河地区(河北、河东)一事,曾为保卫这一带浴血奋战的抗金志士莫不痛哭流涕,这又是一件令人悲愤不已的奇耻大辱。把恢复、中兴当作自己毕生事业的词人当然更是痛彻心肺。
下片抒发壮志难酬的愤懑心情。投降派当权,残酷迫害和打击主战派,词人也屡遭排挤,闲置在家,岁月蹉跎,青丝成霜。昔日的英雄,壮志消磨,而收复大业,仍然无人过问,沦于敌手的千仞华山,依然难以回归。词人看到华山图,怎能不满腔激愤呢?
全篇抒发了词人对宋室沦亡的悲叹和对收复失地的企盼,同时也表达了对统治者麻木不仁的气愤和英雄失路的苦闷。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洋溢着献身的报国激情,是豪放词中的一支奇葩。
曾国藩一生从政从军,事务庞多,但他从来不曾忘怀故园之思,手足之情。本诗即是他的念弟之作中写得较好的一首。诗的首联即直接将奔波中的感受写出,每天凌晨,在繁星点点的时候,这原本是酣眠的良辰,作者却早已整驾上路了,又疲惫又寒冷,确是苦不堪言,于是他对这种生活发生了怀疑,不禁扪心自问,如此奔忙劳碌意义究竟何在?(底,何,什么)这二旬写得感情充沛、真挚。然后诗转入写景。在孤月的清晖之下,作者看到了马的疲惫身影,内心里生出对它的怜意。马的形,实际上是作者情感的对象化;对马的怜悯,其实就是作者的对影自怜;这种心境之下的月亮,自然也显得那么孤单寂寞。接着,孤月西落了,一声报晓的鸡鸣划破黑夜,渐渐可以辨认出那深青色的群山了。万山环绕,更令作者感到道路之艰、身心之疲惫;远处鸡鸣,亦暗示了作者身处不见人烟的荒山,孤零无人语:这句写得虽具开阔气象,但一个“苍”字,仍给诗情增添了一份悲苦苍凉之意,由此,诗人对手足同胞的思念之情,也自然向高峰处涌去。这两句景语也是情语,是诗人心态的写照。
于是,颈联便唱出了。日归日归岁云暮,有弟有弟天一方”的戚苦之调。无数次的念归,可是从未真的归去,而今又到了年终岁暮,更难知何时能踏上归程;离家愈久,愈是恋家,时时思念自己的弟弟,现在,只能是天各一方,无从团圆,只能在旅途的孤独寂寞中体验兄弟的至情。二句中,上句虽化自《诗·采薇》的“日归日归,岁亦莫(暮)止”,但与下句配合,运用反复之法,亦适切地描摹出诗人此时此刻的心灵波涛,给人一唱三叹之感。最后二句,诗又回到清晨赶路的现实,他这时面对的是深深的大壑,高高的山崖,还有强劲的晨风。不用说,这样的环境再次强化了诗人的思念之情,情感的波涛再次涌起,但是诗人似乎不愿再顺着这样的思路想下去,写下去,于是故意逃脱,自寻宽解:如此猛烈的风或许可以吹送我早些回到弟弟的身旁吧!这一笔似是荡开,似是感情的排遣,心理的安慰,但因为这番幻想事实上是不可能之事,所以诗中一直蕴含着的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的无可奈何之情,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
本诗情感真挚,格调苍凉,以情绪的流动起伏贯穿全诗,思归念弟之情与诗人奔走宦路之苦的反复咏叹,更收到悠远绵长的艺术效果。因此,尽管在中国诗歌中怀人之作不可胜数,但这首念弟诗仍然显示出独有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是《红楼梦》中贾兰所作,与贾环的《姽婳词·红粉不知愁》、贾宝玉的《姽婳词·恒王好武兼好色》都出自小说的第七十八回。
贾政与众幕友谈及恒王与林四娘故事,称其“风流隽逸,忠义感慨”,“最是千古佳谈”,命贾兰、贾环和贾宝玉各吊一首。贾政所叙述的情节是作者利用了旧有明代传说史事而加工改缉的。“姽婳”一词初见于宋玉《神女赋》,形容女子美好贞静,所以小说中说,加以“将军”二字更见奇妙。
《姽婳词》突出地表现了曹雪芹政治观点上的矛盾:他一方面不满封建制度,一方面又想“补天”;一方面憎恶政治腐败、现实黑暗,一方面又为清帝国的命运担忧,为他们这个阶级的没落而哀伤;一方面同情奴隶们的痛苦和屈辱,为受冤遭迫害者提出强烈的控诉,一方面又主张“清清白白”地做人,“守着多大碗儿吃多大碗的饭”,反对奴隶们用暴力来推翻现存的制度、争取自身的解放。在《姽婳词》中,他以当今皇帝褒奖前代所遗落的可嘉人事为名,指桑骂槐,揭露和嘲笑当朝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和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这是大胆的。但是,把封建王朝在农民起义风暴的猛烈扫荡下的土崩瓦解看成是一场灾难,把向革命势力作拼死顽抗的林四娘当作巾帼英雄而大加赞美,这又说明曹雪芹并没有完全背叛自己的阶级。
清代康熙之后,政治上转向黑暗,随着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日益激化,农村中的夺粮、抗租和“抢田夺地”的斗争也此起彼伏,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条件虽则尚未成熟,但已在酝酿之中。封建地主阶级中一些对现实比较有清醒认识的人,开始担心像前代青州唐赛儿以至李自成那样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不久就会重新出现,哀叹没有人能“挽狂澜于既倒”。《姽婳词》正反映了这种深怀隐忧的没落阶级的思想情绪。
脂砚斋在小说写到“黄巾、赤眉一干流贼余党”时曾加批语,以为不能实看这些话,否则,“便呆矣”,还说“此书全是如此,为混人也”。因而,目前有些研究红学和史学的人认为,从史事看,林四娘应死于抗清,“非与义军为敌者”(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230页 ),此诗实“与义军无关”,“对立面为侵扰青州之清军”,这样写是为“避清帝爪牙之耳目”,或者更肯定地认为“是指崇祯十五年(注:崇祯十五年为1642年)十二月清军在未入关前一次入侵明境山东青州之事”(引自徐恭时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的信件)。此说,不仅关系到作者对农民起义的政治立场问题,也关系到这位满族子弟会不会存在某些反满意识的问题。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关于小说的人物形象,《姽婳词》这段情节在小说描述晴雯之死的过程中是强行插入的,表面上像是游离的、节外生枝的。贾宝玉吊晴雯扑了空回来,就被叫去做吊林四娘的诗,做成《姽婳词》,作者连过渡的文字也不要,紧接着就让他撰写《芙蓉女儿诔》,这一切其实都是有用意的,那就是通过诗来暗示诔文中所包含的政治寄托。然而,把一个以生命去酬答平日恩宠的贵族姬妾与一个遭封建势力迫害而死的女奴放在一起写,以便作某种类比的意图,从阶级观点来看是有问题的。它同样清楚地表明了曹雪芹思想中所存在的深刻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