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之词，风格豪放，气势雄浑，境界开阔，已成为不刊之论，是学者所共识的，但论及最能代表其风格的作品时，众人皆推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殊不妥。这首词，虽有豪放之因素，但细究可发现，此词风格非“豪放”一词所能全面概括。从整体上来看，此词并非一首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豪放之文，而是一首沉郁顿挫、悲壮苍凉之作。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作者以“千古江山”起笔，喷薄而出，力沉势雄，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英雄气魄和无比宽广的胸襟，也说明了作者写诗为文的起因不是囿于一已私利，而是不忍见大好江山沦落异族之手。这就为本词定下了较高的格调。仲谋，即指三国时代吴国国主孙权，他继承父兄基业，西拒黄祖，北抗曹操，战功赫赫，先建都京口，后迁都建康，称霸江东，为世人公认的一代英雄豪杰。辛弃疾对孙权很是佩服。在其另一首词作《南乡子》中，他就以万分钦佩的口吻赞扬孙权：“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正如明代杨慎所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江河不改，青山依旧，但历史却是风云变换、物是人非了。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燕、后秦时，所向披靡，威震四方，有气吞万里之势。而如今，英雄了得的刘裕的居所，也沦落为毫不起眼的“斜阳草树”与“寻常巷陌”，再也不复当年的辉煌与气势了.寄奴即南朝宋武帝刘裕，刘裕先祖随晋室南渡，世居京口，当年北伐南下。在上半阕中，作者由京口这一历史名城联想到与京口有关的历史英雄孙权与刘裕，以此顺势写来，自然流畅，含蓄蕴藉，共蕴含了三层意思：一、表达了时光流逝、岁月不居给作者带来的无限怅惘的感受：时间一如滔滔长逝的流水，不禁抺去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也卷走了风流人物的风采神韵，当年的英雄所留下的也只有荒芜的“斜阳草树”而已。二、由于世无英雄，奸臣当道，皇帝昏庸，致使曾经英雄辈出的锦绣江山痛落敌手，中原人民沦为异国之奴，而又看不到收复故国的希望。此情此景，无不激起作者心中翻江倒海般的丧权辱国之痛。三、把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困顿与历史英雄人物功成名就、名留青史作对比，表达了对英雄们的追慕与缅怀，羡慕他们都能够大展才华、建功立业，而自己却屡被贬谪，遭遇坎坷，抒发了自己怀才而不能施展、有壮志难以实现的无奈心境。悲凉之感、怅惘之情，溢于言表，为全篇奠定了沉郁苍凉的情感基调。这三层意思，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感情饱满而真挚，情绪热烈而低沉，完美地勾画了一个忧国忧民、急于收复故地却又屡遭排挤的爱国志士的形象。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元嘉”为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命王玄谟北伐拓拔氏，由于准备不足，又贪功冒进，大败而归，被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乘胜追至长江边，扬言欲渡长江。宋文帝登楼北望，深悔不已。此三句在于借古喻今，警告主战权臣韩侂冑不要草率出兵，但韩并未听从辛弃疾的建议，仓促出战，直接导致了开禧二年的北伐败绩和开禧三年的宋金议和。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在此，作者将笔锋从沉寂远去的历史拉向切近的自身，开始追忆住事，回顾自己一生。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表南渡，至开禧元年至京口上任，正是四十三年。这四十三年中，金国与宋朝战事不断，连年不绝。而作者虽一直极力主战，并为收复故国不畏艰难，戎马一生，但眼看英雄老去，机会不来，于是心中自有一腔无从说起的悲愤。
下三句中的“回首”应接上句，由回忆往昔转入写眼前实景。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佛狸是北魏的皇帝，距南宋已有七八百年之久，北方的百姓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辛弃疾看到这个情景，不忍回首当年的“烽火扬州路”。辛弃疾是用“佛狸”代指金主完颜亮。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兵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如今“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与“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沦陷区的人民与异族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烽烟四起，但如今的中原早已风平浪静，沦陷区的人民已经安于异族的统治，竟至于对异族君主顶礼膜拜，这是痛心的事。不忍回首往事，实际就是不忍目睹眼前的事实。以此正告南宋统治者，收复失土，刻不容缓，如果继续拖延，民心日去，中原就收不回了。
最后作者以廉颇自比，这个典用得很贴切，内蕴非常丰富，一是表白决心，和廉颇当年服事赵国一样，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只要起用，当仁不让，奋勇争先，随时奔赴疆场，抗金杀敌。二是显示能力，自己虽然年老，但仍然和当年廉颇一样，老当益壮，勇武不减当年，可以充任北伐主帅；三是抒写忧虑。廉颇曾为赵国立下赫赫战功，可为奸人所害，落得离乡背井，虽愿为国效劳，却是报国无门，词人以廉颇自况，忧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辙，朝廷弃而不用，用而不信，才能无法施展，壮志不能实现。辛弃疾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果然韩侂胄一伙人不采纳他的意见，对他疑忌不满，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辛弃疾渴盼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在这首词中用典虽多，然而这些典故却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所以就这首词而论，用典多并非是辛弃疾的缺点，这首词正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特殊成就。
这首词写羁旅孤栖的情景。词的上片写日间情境，于明处写景，暗里抒情，寓情于景；下片写夜间的情景，于明处抒情，衬以典型环境，情景交融。
上片一开篇就推出了一个阴雨连绵，偶尔放晴，却已薄暮昏暝的凄清的秋景，这实很像是物化了的旅人的心境，难得有片刻的晴朗。“秋阴时作渐向暝”，这是以白描手法勾出秋天时阴时晴、阴冷、黯淡的特点，这似乎是客观事物的直叙，然而一句“变一庭凄冷”，就将词人的感情突现出来。“一庭”即满庭。着一“变”字，将“凄冷”与上句联系起来，揭示了“凄冷”之因。同时将自然与人的感受融在一起，表现了景中情。在这“凄冷”的庭院中，词人“伫听寒声”。这久久的伫立，静听寒声，可见出人之心寒、孤寂。这寒声是秋风飒飒，秋叶瑟瑟，秋雁哀鸣，这寒声加浓了羁旅“凄冷”的况味。歇拍“云深无雁影”一句，词人不仅在满庭凄冷的环境中伫立，静听秋声，而且还在寒声中追寻那捎书的鸿雁，然而望尽云霄，只听哀鸿长泣，不见孤鸿形影，留下的是更加深重的寂寞之感，也触发了词人思乡念亲之情。
在沉寂之中推出了过片：“更深人去寂静”，把上下片很自然地衔接起来，而且将词境更推进了一步。“人去”二字突兀而出，正写出身旅途的旅伴聚散无常，也就愈能衬托出远离亲人的凄苦。同时“人去”二字也呼应了下文孤灯、酒醒。临时的聚会酒阑人散了，只有一盏孤灯曳的微光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在粉壁上。此时此刻，人非常希望自己尚酣醉之中。可悲的是，偏偏酒已都醒，清醒的人是最难熬过漫漫长夜的，旅思乡愁一并袭来，此情此景，难以忍受。这首词全无作者惯有的艳丽之彩，所有的只是一抹凄冷之色。
这首词不仅切合音律，而且精于铸词造句。“秋阴时晴”，一个“时”字表明了天阴了很久，暂晴难得而可贵。“伫听寒声”两句写得特别含蓄生动。寒声者，秋声也。深秋之时，万物萧瑟寒风中发出的呻吟都可以叫做寒声。词人笔下的孤旅伫立空庭，凝神静听的寒声，是云外旅雁的悲鸣。南飞的雁都因浓云的阻隔而不能一面，自然是凄苦的情景。整首词中几乎一字一句均经过刻意的琢磨。可以说通篇虽皆平常字眼，但其中蕴含有深挚情思。这也是周邦彦词的一大妙处。
全词取境典型，结句直接抒情。全词以时间为线索，章法缜密，构思严谨。意象鲜明，人与物、情与境，浑然融为一气。感情步步推进，格调清峭，情味淡永。
“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二句，开篇扣题，力度千钧。剑阁天险，銮舆人主，铢两悉称。“峻”是剑门山主要的特征，其它如道路险曲等，都由“峻”字生出。诗中不去写山，只抓住山腰“横云”这一特定景观来写：在平原高不可及的层云，此刻只是层层低徊于剑门腰际，足见山高岭峻路险。“横”字，描绘出层云叠起，横截青峰，与峻伟山势，共同构成一种浩然雄劲的气势。经过首句先声夺人的渲染，出句交待皇舆返京，经行剑阁情事。《春秋》为尊者讳，天子逃窜，每称“出狩”，用来不免难堪。但“出狩”下紧缀一个“回”字，又很能显出玄宗心境的爽朗和愉悦。两句一景一事，领起下文。
颔联二句：“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互文见意。“屏”，“嶂”均指山峰，“翠”、“丹”渲染山色之美，玄宗回京经过剑阁，虽已是十月初冬时分，但南国天气，正是枫叶流丹、青松积翠的好季节。山路萦绕，只见座座山峦，红绿纷呈，丹翠辉映。“千仞合”写道路险阻。皇舆经行，抬头看去，剑门七十二峰拥挤堆叠，壁立千仞，仿佛扇扇闭合的大门。山势最险处，“峭壁中断，两岩相嵌，形似剑门”，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隘所在，山也因此得名，“五丁开”形象道路之险，其中流传一个神奇的传说：
秦惠王伐蜀不识道路，于是造五只石牛，置金牛尾下，扬言牛能屙金。蜀王负力信以为真，派五壮士拉牛回国，为秦开出通蜀的道路。
“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落笔于事，事中见景。“灌木”句写道路之曲。太白诗“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足见弯道众多。仪仗左转右转，旌旗摇动，乘舆前行，反觉是路边的树木山石在转移倒退。“仙云”呼应首联“横云”，山中之云；远看阴浓层叠，等到拂马而来，却丝丝缕缕，轻灵洁白，使人看了，顿觉澄洁清爽，加上地势之高，如入仙境。
尾联“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是就剑阁石壁所勒张载铭文发议论，张氏在《剑阁铭》中明确提出，“兴实在德，险亦难恃”，并在文尾声明撰铭宗旨：“勒铭山阿，敢告梁益”，警告汉中和四川的不臣者，天命所钟，在德不在险。玄宗读罢铭文，深有同感。“乘时方在德”，“乘时”，是说眼前出现平叛的大好形势。他相信李唐王朝德在人间，也相信其子肃宗的仁智，祸患很快就会消除。当然，面对铭文，玄宗也不会忘记，他追求享受、滥用佞人，与这次动乱的发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免感叹自己昔日之非，不无悔恨。因此对张载的识见才华十分称赏：“嗟尔勒铭才”，“嗟”是赞叹之词。
此诗格调庄严，笔力扛鼎。虽作于乱中，不失盛唐气象。
这篇文章题目虽名为“记”，但实际上是一篇论文。着眼点不是“阁”而是“尊经”，所以文章的重点并未放在其阁之规模、样式及内部结构上，而是阐述儒家经典的作用和意义，抨击不能正确对待儒家经典的现象，从理论上说明了“尊经”的重要性。充分表现了王守仁看问题的思想的深度、角度与一般文人的不同。
文章的中心是要人们尊经，所以作者开篇首先指明儒家经典是泳但而普遍的规范、法则，由此引发，作者说，它在自然界叫做命。它给予人时叫做性，主导人身时叫做心。心、性、命，其实都是同一东西，它们都是由儒家经典来主宰的。所以儒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它是永恒而普浪的规范、法则。这一段可说是全文的纲，它强调了儒家经典涉及的范围之广，作用之大，影响之深。
第二段作者开始具体深人地说明濡家经典在指导人们为人处事方而所起的作用。反映在情感上，它可以指导人们能同情他人，知道羞耻，懂得谦让，明辨是非。这是儒学中所说的四端（仁、义、礼、智）。反应在人事上，它可以教导人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达是儒学中所说的五伦。由此，作者进一步强调家经典确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那么，儒家经典究竟指的是什么。作者在第三段引出“六经”，说明“六经”就是儒家的经典。这“六经”包括《易》，它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发展变化；《书》，它用来说明典章法制的实施；《诗》，它用来歌唱思想感情的抒发；《礼》，它用来讲解各种不同礼仪制度的规定；《乐》。它用来表达欢愉与和平心理的产生；《春秋》，它用来记录真假与邪正的区别。“六经”可说是从自然变化的运用一直到诚伪邪正的区别。真是涵盖天地、包罗古今，无所不在起作用。所以作者又一次强调濡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直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
作者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传习录》）这个“心”实际上是指人的思想意识。他认为心是世界的本原，因此在强调儒家经典“六经”时，尤其重视它主宰人心的作用。所以，在第四段作者重点提出“六经者非他，奋心之常道也。”作者认为，《易》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矛盾变化的；《书》是记录人们内心的典章政事的；《诗》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歌咏性情的；《礼》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礼仪制度的；《乐》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欢愉与和平的；《春秋》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真伪与邪正的。人是具有“良知良能”的，因此，儒家经典是人们心灵中永恒普遍的规范，也是人们内心的自然反映。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要尊祟儒家经典，就必须以经为准则，时时反求自己的心灵，以经书与内心相验证，所以作者说：“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作者就这样从不同的角度为人们指出，以六经的规范来端正自己的心灵，恢复良知，尊祟六经才是成为真正的君子的途径。
第五段，作者从端正心灵的角度进一步指出人们应如何对待六经，学习六经。作者先用了一个鲜明的比喻：古代圣人为了树立做人的录高道德标准，虑及后世，而著述了六经；这正像有钱人积蓄了财产担心后代子孙遗亡散失，不能自保而登记在帐簿上传给子孙一样。这一形象的比喻明，六经是古代圣人传给后世的精神财富，并非仅仅是单纯形式上的六经。如何对待这笔精神财富呢，作者接着前喻又一次设喻说明应该继承六经的精神实质，把它牢记在心，正象把财富积蓄在家里一样，而帐簿上记载的只是名称，数量等形式罢了，作者服着又设一喻：有些人不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而只是对六经进行毫无根据的猜测、考订，或只在文字词义的细节上纠缠，这正象有钱人家的子孙不尽力看守、享用先辈留下的财富，直到它遗亡散失殆尽，变成穷人、乞丐，却还指着帐簿说：“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一样。这个比喻也是根据前两个比喻而设，三个比喻层层深人，形象而鲜明地说明学习六经应采取的方法，纠正了当时一些学经者不正确的倾向。
在第六段中，作者进一步深人分析批判了在借家经典学习研究中的不良倾向。其中，看重功利、崇尚邪说的是“乱经”，只学习注解、死记硬背，沉溺在浅薄的见识里的是“侮经”；大放厥词，争相诡辩。掩饰奸邪的思想和丑恶的行径，追随世俗，垄断利益，却还以为精通经典的是“贼经”。正因为社会上有这种“乱经、侮经、贼经”的现象，所以六经的学问在世上不能发扬光大。作者在这里指出这些不良倾向，一方面是对之批判、讽刺，使之丑态暴尽无遗；另一方面也是与前面所说的尊经对比，对比之下，孰是孰非，便一目了然了。在段末，作者又一次设喻：“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这结合上段的比喻面设的比喻，再加一态度明确的反请，更深一步说明这种人的作为尤不可取。
最后一段，作者说明自已写这篇文章的缘由及目的，希望世上研习借家经典的人，读过这篇文章后认真进行反思，以求有所悟解，这样也许就能够知道该怎样做才算是尊经了。真是满怀希望、语重心长，可谓用心良苦。
全文的主旨是号召人们尊祟借家六经。在论述中，作者将自已“天下无心外之物”（《传习录》）的哲学观点应用在学习、尊崇播家的经典上。让人们以儒经为本，反求内心，加强个人的内心修养。不过作者只注重内心的省察却忽视了客观外界对人思想的影响，因此论述也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盲目空谈，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作者在论述中，强调了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否定了在学习六经时只重视字句的考证、探索，衰无根据地猜测和崇尚邪说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只是舍本求末，是“乱经。侮经、贼经”。这种论述对当时盛行的、死守教条的程朱理学是有一定的冲击作用的，对打破传统、解放思想也有一定的作用。
陆游与韩元吉在镇江相聚两月，登临金、焦、北固，观江景、 饮美酒的机会一定是很多的，在即将离别之际，更感到相聚时间的宝贵，多在一起说说话，比什么都强，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会有“懒向沙头醉玉瓶”一句。这一句是有所本的，杜甫的《醉歌行》有句云：“酒尽沙头双玉瓶，众宾皆醉我独醒。乃知贫贱别更苦，吞声踯躅涕泪零。”这首词的头一句即由此而来，不但词语极相近似，而且透露了分手离别的含意。既然懒得再去观景饮酒，那么，更好的选择就是“唤君同赏小窗明，夕阳吹角最关情”了。夕阳引发依恋之情，暮角引发凄凉之感，此情此感共同组成了一种适于促膝倾谈的环境气氛，所以说它“最关情”。但此时的“情”究竟是什么，却因为它的千头万绪而难以表述得清晰具体。
《浣溪沙》的下片头两句，大都要求对偶，故而往往是作者最着力的地方。陆游写在这儿的对联虽然浅显如同白话，但其说忙说愁仍是概括笼统，并不得其具体要领。写到最后“客中无伴怕君行”一句，则以其直言无隐、真情流露打动读者，并将依依惜别之情和盘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