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建炎年间，作者避难江南，舟行长江时所写。上片从船上所见，引出对承平时期即“靖康之难”以前隐居生活的回忆，暗寓时移世变、身世飘零之感。下片直陈时事，痛心“妖氛未扫”，敌寇猖獗，英雄无觅，报国无路，只能“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洒江天。全篇即景抒情，间以叙事和义论，声情悲苦，忧时伤乱，表达了词人对国事的关切和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
词的上片写去国离乡之感。词开篇即展现了一幅开阔的画面：千里波涛，云水茫茫，词人放舟于江面上。但美丽的江南山水只赢得词人“略为留顾”，这暗示了曾迷恋山水的词人此时已无心陶醉于这烟云环绕的吴越山水。放船长江，顺流东下时，除了略顾江苏南部诸山之外，就只看到滚滚江水和片片白云了。三、四两句“云屯水府，涛随神女”和“涛屯水府，云随神女”一样，是互文合指，形容长江之上云聚涛涌的景象。
诗人面对长江的壮丽景色，不禁产生感慨，故紧接前六句说：“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壮心偏感，年华将暮”。诗人从洛阳逃难到南方，所以自称“北客”。自己有报国壮志，但是报国无路，年龄却又一天一天老了。这怎能不使人感慨呢。其实，这还不仅是感慨，它还包含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正因为对现实不满，自然会怀念过去的岁月，怀念过去的人和事，面对青山绿水，词人想到往昔繁华的洛阳，回忆起曾游乐于山水间的“伊、嵩旧隐，巢、由故友”。他们是有时代特征的历史人物，代表着他们自身，同时又无疑是词人过去记忆的象征。“旧隐”“故友”，定是让词人感慨万分。靖康之变前那疏狂自放于山水间的生活已成为永远的过去，且一去不复返。词人不禁长叹“南柯梦、遽如许”。时光流逝给人带来的苍老与无奈已是人生中很痛苦的事情了，何况生逢乱世，国将亡的悲痛，这岂止是韶华已逝、壮志不再的悲哀。
下文由一“念”字领起，将生活镜头拉回到作者早年在洛阳隐居的时代。伊、嵩，指洛阳附近的伊阙、嵩山，这里代指洛阳一带。巢、由，指唐尧时的著名隐士许由、巢父，这里代指作者在洛阳隐居时的朋友。词人早年敦品励行，不求仕进。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之前，朝廷曾征召他到京城，拟授以学官，他坚辞不就，自我表白说：“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非所愿也。”（《宋史·文苑传》）他满足于诗酒清狂，徜徉山水的隐逸生活：“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漫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这就很形象地描绘了他疏狂懒漫，傲视王侯，不求爵禄，不受羁绊的性格。现在当他身遭丧乱，落拓南逃的时候，回忆起过去那种令人神往的隐逸生活，犹如南柯一梦。真是“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朱敦儒《临江仙》）梦醒得如此快，觉来无处追寻。他对过去隐逸生活的向往，其意义不在隐逸生活本身，而在于他的隐逸生活带有时代特色。封建时代，文人要隐居，必须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朱敦儒隐居伊、嵩时，北宋社会呈现出来的尽管是一片虚假的太平景象，但毕竟还能保住中原，人民生活基本安定，比朱敦儒写作这首词的时候所过的流离转徙生活要好得多。所以朱敦儒对过去隐居伊、嵩生活的怀念，其实质是希望赶走金兵，恢复中原，回到以前的那个时代去，是爱国家、爱民族的表现。
全词直抒胸臆，词情激越，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合为一体。整首词是南渡时期词人个人情感的表现，展现了一个不同于“神仙风致”的志士形象。同时，词作折射出的是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尤其是心怀理想志向而命途多舛的南安志士的前途，可谓南渡时期一代士人的缩影。
《娇女诗》是中国最早吟咏少女情态诗之一。左思以诗人的敏锐和慈父的怜爱，选取了两个女儿寻常的生活细节，写出了两个女儿幼年逗人喜爱的娇憨，同时也写出了两个女儿令人哭笑不得的天真顽劣，展露了幼女无邪无忌的纯真天性。
此诗采用了分总式的表现结构方式，开头简洁利落点出“娇女”主题。接着用了十四句描写小女儿纨素，中间十六句描写大女儿惠芳，诗人恰如其分的展现了两个不同年龄的幼女形象，小女儿娇憨笨拙，稚气横生；大女儿矜持爱美，稚气未脱。后半部分合纵写了她们共有的童年顽劣乐趣，同时展现了她们活泼可爱的天性，字里行间闪烁着一个慈父忍俊不禁的爱意和家庭生活特有的情趣。
“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左思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左芳，小字“惠芳”，小女儿叫左媛，小字“纨素”两个女儿长的白皙靓丽。“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诗人很得意自己孩子说话的伶俐。“鬓发字广额，双耳似连璧”，额头很宽，鬓发下垂盖住前额，双耳白润，就像一双相连的美玉。诗人以父亲的慈爱，从不同角度品味女儿的可爱。“明朝弄梳台，黛眉类扫迹”，天一亮就跑到梳妆台前玩弄化妆品，抓起眉笔乱画，把眉毛画的很不像样，就像扫把扫过一样。“浓朱衍丹唇，黄吻烂漫赤”，这两句写纨素笨拙地模仿大人化妆，显示出幼童爱美的娇憨。这一段清晰可见活灵活现的刻画，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一个跃然纸上宽额白嫩的小女孩，一大早照着镜子如猴子学人一般乱涂乱抹的笨拙憨态，叫人顿生忍俊不禁的欣然爱意。“娇语若连锁，忿速乃明忄画”。这又是一幅生动的童趣速写，从中可以看出孩子的无忌任性。“握笔利彤管，篆刻未期益”，这里陈述的是小孩子没有目的随意爱好。“执书爱绨素，诵习矜所获”，这里描写了小孩子毫不掩饰的自信娇态。以上写妹妹纨素，下文是写姐姐惠芳：
“其姊字惠芳，面目粲如画”姐姐惠芳长的眉目如画光彩亮丽。“轻妆喜楼边，临镜忘纺绩”，姐姐比妹妹会美且化妆淡雅，不像妹妹把个脸画的乱七八糟。但是姐姐和妹妹一样爱化妆，常常坐在窗口入神地为自己化妆，对着镜子经常忘了纺花织布的份内事情。“举觯拟京兆，立的成复易”。汉朝的张敞做过京兆尹，他曾经为妻子画过眉，所以说“举觯拟京兆”，“立的”是在额头点上一种图案，如梅花，月牙或者一个圆点。因为小孩子化妆技术不成熟，点的位置老是不当，所以点了嫌不好，擦掉了重新点，这样描来描去就有了重复的影子了。诗人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虽说姐姐比妹妹的会打扮，但是化妆起来总归不如大人，尽管姿势摆的像京兆尹张敞画眉的样子，可画的结果还是不够完美以至留有擦不干净的重复影迹。“玩弄眉颊间，剧兼机杼役”，在眉间脸上来来回回地描摹，动作比织布穿梭还要辛苦几倍。“从容好赵舞，延袖象飞翮，”因为春秋时赵国的女乐以能歌善舞闻名，所以古人以赵舞指代歌舞。“延”伸长的意思，“延袖”就是把长长的袖子甩开，晋代人衣袖宽松，甩开袖子有些类似唱戏的水袖。这两句是说惠芳跳起舞来无拘无束自然大方，甩开袖子的翩翩姿势就像鸟儿展翅一样。“上下弦柱间，文史辄卷襞”，她随着弦乐的节奏上下舞动，常常忘记了正在诵读的文史类书，所以把书卷折起来丢在一面不管了。小孩子天性贪玩，好表现自己，喜欢歌舞，不愿专注于枯燥的文史学习。“顾眄屏风画，如见已指摘”，有时候回头瞟一眼屏风上的画，还没有看清楚，就指指点点评论起来。没有看清楚的原因，其一是小孩子不懂得仔细观察，其二是因为“丹青日尘暗，明义为隐赜”丹青：指屏风上的画。小孩子不知道欣赏屏风画面的本来意旨，看到画面陈旧模糊就随意指责。以上刻画的是姐姐惠芳。下文是姐妹俩共同的喜好与顽劣。
“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红葩缀紫蒂，萍实驺抵掷”，她们常常飞奔在园子里，把没有成熟的果子生摘下来，把正开的鲜花连紫色的花托一起掐下来玩。“萍实”是一种很大很贵重的果实。相传楚王渡江看到江里，有一个斗大的红色园东西飘来，随从把这东西捞上来，没有人能够认识。于是楚王派人去问孔子。孔子说：“这个东西叫萍实，可以剖开吃。并说萍实是一种吉祥物，只有功业大的人才能得到。”于是楚王就把萍实吃了。小孩子不知道萍实的珍贵，拿着它抛来抛去当皮球玩。“贪花风雨中，倏眒数百适”，小女孩喜欢花，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到园子里去看。就是说小孩子喜欢跑到园子里玩花，刮风下雨都无所顾忌，大人们不愿意让她们出去，但是却看不住她们，转眼的功夫她们就往园子里跑好几趟。“务蹑霜雪戏，重綦常累积”，她们觉得雪天新鲜，偏爱在雪地里玩耍，大人们怕她们冷，可是拦不住她们。“綦”在这里指代脚印，她们跑来跑去，雪地里踏下了重重叠叠的脚印。“并心注肴馔，端坐理盘槅”。小女孩关注做饭做菜的事情，她们郑重其事的摆弄盘子，却不愿意写字，“翰墨戢函案，相与数离逖。”她们把笔墨收起来装在匣子里，放在书桌上，常常是一前一后地相跟着离开书桌老远。只要外边有敲锣打缶的声音，她们就什么也不顾地往外跑，甚至连鞋子也来不及穿好，拖拉就跑出去了。“止为荼菽据，吹嘘对鼎鬲”。饭食对她们有吸引力，看着锅里煮饭，她们会消停下来，对着火吹，希望食物快点熟。“脂腻漫白袖，烟熏染阿緆”，“阿”是细缯，“緆”细布，“阿緆”这里指细的丝织品或细布做成的衣服。她们喜欢拨弄吃的，使得袖子上沾满油腻，衣服被烟雾熏黑。所以“衣被皆重地，难与沉水碧”，就是说衣服的底色被油烟污染的看不出原来的底色，“碧”指水清亮，这里是干净的意思，她们的衣服脏的放在水里很难洗的干净清亮了。
“任其孺子意，羞受长者责”，小孩子任性，羞于接受大人的责备。“瞥闻当与杖，掩泪具向壁”，感觉大人要打，就用手捂着眼泪躲到墙的一边去了。
这首诗用了不少当时的口语白话，所以有些字句难以给它恰当的解释。但它确实是一首很有特色的好诗。俩少女稚气拙朴的情态和形态，写的真切生动，展现了自然本真的生命意趣，蕴含着人之初生的纯净美。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顺治十八年，王士祯至南京，居住秦淮河畔，念秦淮旧事，赋《秦淮杂诗十四首》，以抒兴亡之感。这里选录的是其中的第八首，讽刺南明王朝昏君佞臣沉溺声色，荒淫误国。
前两句记阮大铖进献《燕子笺》诸剧，由戏班演出，引得“君王带笑看”，讽刺南明君臣寻欢作乐，沉迷酒色，必然招致覆亡的下场。后两句意谓秦淮河的流水呜咽悲愤，应该憎恨阮大铖的误国，不宜再怨恨陈朝的孔范了；南明的阮大铖不又是一个孔范吗？
诗人伤时吊古，流露出一种盛衰易代之感。这种诗情意绪似乎并不新鲜，但诗人不将其底蕴和盘托出，而诉诸意象的提炼，这样就自然地造成一种冲淡典雅，清新温婉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