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苏辙的散文《黄州快哉亭记》，因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历来被人推崇备至，公认是一篇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紧密结合并融为一体的好文章。最能体现苏辙为文纡徐（从容缓慢）条畅（通畅而有条理）、汪洋（气度宽宏）澹泊（不追求名利）的风格，就同他的为人一样。这篇文章由写景叙事入手，而后转入议论。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过渡自然，不露痕迹。写景，能曲肖其景，但又不实不死，做到情景俱出，境界深远，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叙事，能于简要之中插入闲情，磊落跌宕，分外远致。这篇文章最杰出的地方，还在于它的议论。文章就同样的“风”，因帝王、庶人生活、思想之不同而感觉殊异的事实，得出“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结论。立论正确，论证有力，结论无可辩驳，令人信服。“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梁·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要能破理，立论首先要正确，要“贵是而不务华”。（汉·王充《论衡·自纪》）《黄州快哉亭记》以人对外物的感受是千差万别、因人而异的事实立论，这无疑是正确的。立论“贵是”，就要贵在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要能破理，在论证过程中还应做到，所“考引事实”必须“不使差忒”。（宋·洪迈《容斋随笔》）苏辙在文章中征引楚襄王兰台披襟当风故事，作为论证的例子，故事的出处在宋玉的《风赋》（见·梁·萧统《昭明文选》），确凿无误，足可传信。最难能的是，这篇文章的议论始终带着情韵，故虽有一股愤懑不平之气贯注其间，却不显出伧父面目。“风无雄雌之异……而风何与焉？”“连山绝壑……乌睹其为快也哉！”等等议论就是。这些议论都近乎于言情，近乎于绘景，显得情韵十足，无丝毫议论常有的逼人气势。唯其如此，文章纡徐条畅，汪洋澹泊的总体风格，也就不致因这些议论而遭受贬斥。

　　本文通过记叙取名为“快哉亭”的原因，借题发挥，劝慰在谪居生活的张梦得和苏轼，“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当时苏辙也在贬中，写作此文，亦有自慰之意。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长江水势落笔，写登临亭子能览观江流之胜，暗寓快哉之意。第二段揭出命名的缘由：一是从俯瞰、昼观、夜间、近睹、远眺诸角度，极言观赏亭子周围的山川胜景，足以令人称陕。第三段直议“快哉”：先引《风赋》中的有关文字，点“快哉”的出典，然后就楚王之乐、庶民之忧，联想到“士生于世”的两种不同处世态度，肯定张梦得不以物伤性，自放于山水之间的那种“何适而非快”的乐观倔强的情怀。最后从反面收结，进一步衬托出张梦得旷达胸襟的可贵。

　　全文结构严谨，紧扣“快哉”着笔，一篇之中“快”字凡七见，既做足了题目，又把不以谪居为患，在逆境中自勉之意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势宏放，笔致委曲明畅，能体现苏辙散文风格。《古文观止》评：“读之令人心胸旷达，宠辱俱忘。”这种评价，决非虚言。

　　作者在本文中畅言“快哉”二字，不仅因为快哉亭所处地理位置的景象使人心旷神怡，而且因为宦途失意之人如果“不以物伤性”，则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能“自放山水之间”而独得其快。文章清新开阔，气势奔逸，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借用典故并加以发挥，把快意之情写得淋漓尽致。

　　这首《蝶恋花》是王国维的代表作之一，全词抒写伤春怨别之情，寄寓对于人生的看法，其哲理意味并不很浓烈，而细加吟绎，仍可见它与传统的伤春怨别词有所不同。

　　词的上片侧重描写伤春情绪。

　　“窗外绿阴添几许”起拍设问。一开始便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住。因为绿阴增添，意味着春色衰减；经此一问不能不跟着察看窗外景象的变化。

　　“剩有朱樱，尚系残春住”。接着回答设问。如此一问一答，即勾画出一幅绿肥红瘦的暮春景象图。原来词人关心的不是绿阴添加了多少而是还有几许春意。这时剩下的只有樱桃，抓住春天的裙角，不肯放春归去。词人无一字提及惜春，但惜春之意已现。

　　“老尽莺雏无一语，飞来衔残樱桃去。”而结拍又在这图中添上一笔，谓春天已是如此凋残，黄莺儿还要将此唯一为春天留下标志的樱桃衔走，表现出其对于春天的怜惜情状。以上所写，虽为一般自然物象，看似与社会人生无关，而自然物象的变化，却处处牵动人心。

　　下片由伤春转入怨别，专讲社会人生。

　　“坐看画梁双燕乳。燕语呢喃，似惜人迟暮”。点出了上片之景全是词人在室内所见，窗外已无春意。词人将目光移及画梁双燕，希望能获取一些安慰，却见画梁间小燕子，呢喃细语，像是为人们失去美好的春天感到惋惜。而小燕子之成双成对，相亲相爱，同样也引起了主人公的怨别情绪。眼中所见乃心中所想，这一句反衬出词人的孤寂和凄凉。因为此时的主人公正是独自一人“坐看画梁双燕”。这是由眼前物景所触动的无端烦恼。此时此刻，主人公多么希望能够像画梁双燕那样，与自己所思的人在一起。

　　“自是思量渠不与。人间总被思量误。”这是词人的感叹。由此将词人带回现实中来，先前所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莺莺燕燕飞来飞去，欢欣鼓舞，是因为他们从不“思量”的缘故，世间之人之所以有迟暮之感，有许许多多的烦恼，是被“思量”所误呀！这里，主人公埋怨自己的“思量”不为对方所理解。在现实面前，经过再三“思量”，终于有所觉悟，认识到：“思量”是人生痛苦的根源。这就是全词所写惜春怨别情状所要说明的道理。所谓“思量”，可以解作相思，但不仅仅局限于此，还包括对于自然界的变化以及社会人生变化的一种“忧患意识”。当然，词作所写伤春怨别情绪，都是“思量”的具体内容。

　　如果从字面上看，这首词所写伤春怨别情绪，似乎人皆有之，不见残有何特别之处，但是，如果联系作者的人生观及其对于世界的看法，就可发现这首词所写的情绪，内容很不一般。王国维对于人生怀有“极深之悲观主义”，他认为人生缚于生活之欲，只是痛苦而已。所谓伤春怨别情绪，实际上也是生活之欲的体现。他主张文字及美术，应当遗弃一切“关系”与“限制”才能残到解脱。因此，这首词对于“思量”的看法。当与这种在生活之欲中求解脱的思想有关。这就是说他已经认识到，对于自然物象变化的伤感情绪，对于悲欢离合的怨恨情绪，一切“思量”都将带来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又是很难解脱的。他把这一人生体验，即人生哲理，写到词中来，指出“人间总被思量误”，这却是前人所未曾道及的。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

　　这是一首歌咏春天的词，但不是一般对春天的赞歌，词人在歌咏阳春烟景的同时，还流露出了作客他乡的飘零之感，在较深层次上，还含有对青春老去的喟叹春老去的喟叹。

　　上阕四句七言，很象是一首仄起首句入韵的七言绝句，不仅平仄相合，后两句的对仗也极为工整。范成大是南宋著名的诗人，他写的绝句《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见钱钟书《宋诗选》中范成大简介）。这首《鹧鸪天》的上阕，就很像是《田园杂兴》中的绝句，也带有意境深刻，不重词采，自然活泼，清新明快的特点。不同的是，这首词的上阕舍弃了作者在《田园杂兴》中融风景画与风俗画于一体的笔法，而侧重于描绘庭园中的自然风光，成为独具特色的一幅风景画。

　　既然是画，就必然要敷色构图。起句“嫩绿重重看得成”，就以“嫩绿”为全画敷下了基本色调。它可以增强春天的意象，唤醒读者对春天的情感。“看得成”（“得”一作“渐”），即指此而言。当然只有这第一句，还不成其为画，因为它只不过涂了底色而记。当第二句“曲阑幽槛小红英”出现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一句，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一是构成了整个风景画的框架；二是有了色彩的鲜明映衬；三是有了一定的景深和层次感。“曲阑幽槛”，把画面展开，打破“嫩绿”的单调，增添了曲折回环、花木幽深的立体感。“小红英”三字极端重要。这三个字，不仅增强色彩的对比和反差，重要的是，它照亮了全篇，照亮了画面的每个角落。画面，变活了；春天的气氛变浓了。正可谓“一字妥贴，全篇增色”。“小”字在全词中有“大”的作用。“浓绿万枝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王安石《咏石榴花》）范成大此句正合王诗所说。

　　“酴醿架上蜂儿闹，杨柳行间燕子轻”，是对仗工整的两句，它把读者的注意力从“嫩绿”、“红英”之中引开，放在蜂闹燕忙的热闹场景。如果说，一、二句两句是静止的画面，那么，有了三、四两句，整个画面就动静结合“酴醿”，又作“荼，俗称”佛儿草“，落叶灌木。”蜂儿闹，说明酴醿已临开花季节，春色将尽，蜜蜂儿争抢着来采新蜜。“杨柳行间燕子轻”极富动感。“蜂儿闹”，是点上的特写：“燕子轻”，是线上的追踪。说明燕子在成行的杨柳间飞来飞去，忙于捕食，哺育乳燕，上阕四句，有画面，有构图，有色彩，是蜂忙燕舞的活生生的风景画。毫无疑问，词人对这一画面肯定注入了很深的情感，也反映了他的审美情趣与创作思维。但是，盛时不再，好景不长。春天已经结束，词人由此引起伤春而自伤之情。

　　下阕，笔锋一转，开始抒写伤春自伤之情。换头用了两个短句，充分勾勒出感情的变化。“春婉娩”，春日天气温暖然而也近春暮，这是从春天本身讲起的；而“客飘零”，是从词人主体上讲的。由于长年作客在外，融和的春日固然可以怡情散闷，而花事渐阑、萍踪无定，则又欢娱少而愁思多了。

　　为了消除伤春自伤之情，词人面对“残花”，借酒浇愁，时间已经很久，故曰“残酒”。醉中或可忘记作客他乡，但醉意过后，忧愁还是无法排遣。“一杯且买明朝事，送了斜阳月又生。面对此情此景词人感到无可奈何，只好又继续饮酒，企盼着在醉梦之中，打发掉这恼人的花月良宵，迎接新的一天，以忘却伤春之情与飘零之感。“送了斜阳月又生”，结尾以日落月升、写时间流逝，春色难留，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

　　此篇虽写伤春自伤之情，抒发客居飘零之感，但有情景交融的画面，有沉着豁达的性情，读起来仍使人感到清新明快，与一般伤春之作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