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意象凄凉，蓄蕴悲惋，喟叹逝者如斯，感伤时运无奈。就思想意义来说，格调一般，但其表现手法，却不乏令人称道之处。
上片以“柳絮”起调，便使词趣带上了几许忧伤，因为杨柳飞絮之时，春已阑珊，而柳絮又从来是优伤的载体。故尔一见“柳絮” ，便意味着春光将逝，便自然生悲生愁。而“年年三月暮”更使“柳絮”带来的忧伤增添了许多。“断送莺花，十里湖边路”，则使忧伤形象化、具体化。“十里湖边”路上的美景由于柳絮飘飞而绿肥红瘦，美景不复在眼里，其怅恨之情溢于词表，妥帖而形象。但说柳絮“无落处”却分明有悖于事实。众所周知，柳絮落地为土，遇雨为泥。苏东坡还相信“杨花（即柳絮）落水为浮萍”（见《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原注）之说。关于“无落处”，词人不顾事实，硬是说柳絮“无落处”，分明是寄托自已飘蓬无定的悲惋的。既然柳絮“无落处”，它并不能飘到哪里去，只能随着风低低地飘去。这一笔使柳絮不仅不能直上青云，而且也不能再“万转千回”，只能是“低低去”了。是柳絮恋人，还是人恋柳絮。这倒无须穷究，但这意象中所融进的衰颓和沉落却是不难体味的。
过片“满眼颓垣欹病树”，词脉直跌而下。诸君看到的是伤病的柳树倚着残破坍塌的墙。这画面不仅令人悲酸，简直更令人痛苦。再加上“满眼"，便一丝丝生趣都不见了。三月过后是这般惨象么，这是象征什么，还是寄托什么。暂立此存照，下文将谈到这个问题。“ 纵有余英，不直封姨妒。”是说即便枝头上还残留着剩余的花朵，也敌不住风神因嫉妒而吹得它们离开枝头漫天飞舞。歇拍处又出现两个意象：“ 烟里黄沙遮不住”、“河流日夜东南注”。前者紧承“封姨”而来，是“妒”的具体内容，极富肃杀意味；后者遥扣“年年三月”，可见逝者如斯的喟叹。
全词意象凄婉，而旨趣模糊，读后使人觉得气淤胸塞，但究竟缘何而情，实在难以明言直述。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是周济“出人说”的词学理论。他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曾详言“寄托”的出人有无，用谭献的话来概括周济的观点倒要简便得多：“以有寄托人，以无寄托出”（《复堂日记》）。以此观之，这首《蝶恋花》以“柳絮年年”起笔，以“河流日夜”作结，其中的时间难再的感伤十分的显豁。但从空间来说，“柳絮”、“莺花”、“颓垣”、“病树”、“余英”、“封姨”、“烟里黄沙”等，均似有所指，却又令人三思而难得其解。若联系周济《宋四家词笺序》说的“宜和（1119—1125）之时泰穷将否，危机已动，外荣而内瘁。鸣其盛者，虽极铺张粉饰，而幽优之思潜动于不自知”一番话，其《蝶恋花》词，似不无射时之意。
此诗运用了第三人称的写法，写出了少妇渴望爱情，渴望夫妻相依相偎，甚至举案齐眉的平凡生活。此诗结构直中有婉，虚实相映；描写细腻，突出细节；运用叠词，富有情韵。
此诗叙述的是一个生活片断，大致描述如下：女主人公独立楼头，体态盈盈，如临风凭虚；她倚窗当轩，容光照人，皎皎有如轻云中的明月；她红妆艳服，打扮得十分用心；她牙雕般的纤纤双手，扶着窗棂，在久久地引颈远望：她望见了园林河畔，草色青青，绵绵延延，伸向远方。“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欲何之，宿昔梦见之”（《古诗》），原来她的目光，正随着草色，追踪着远行人往日的足迹；她望见了园中那株郁郁葱葱的垂柳，她曾经从这株树上折枝相赠，希望柳丝儿，能“留”住远行人的心儿。原来一年一度的春色，又一次燃起了她重逢的希望，也撩拔着她那青春的情思。希望，在盼望中又一次归于失望；情思，在等待中化成了悲怨。她不禁回想起生活的拨弄。她，一个倡家女，好不容易挣脱了欢场泪歌的羁绊，找到了惬心的郎君，希望过上正常的人的生活；然而造化竟如此弄人，她不禁在心中呐喊：“远行的荡子，为何还不归来，这冰凉的空床，叫我如何独守！”
此诗写的就是这样一个重演过无数次的平凡的生活片断，用的也只是即景抒情的平凡章法、“秀才说家常话”（谢榛语）式的平凡语言；然而韵味却不平凡。能于平凡中见出不平凡的境界来，就是此诗——也是《古诗十九首》——那后人刻意雕镌所不能到的精妙。
这首诗其实就是一首歌词，是能够歌唱的诗句，也是《古诗十九首》中使用了第三人称叙说的形式。
诗的结构看似平直，却直中有婉，极自然中得虚实相映、正反相照之妙。诗境的中心当然是那位楼头美人，草色柳烟，是她望中所见，但诗人——他可能是偶然望见美人的局外人，也可能就是那位远行的荡子——代她设想，则自然由远而近，从园外草色，收束到园内柳烟，更汇聚到一点，园中心那高高楼头。自然界的青春，为少妇的青春作陪衬；青草碧柳为艳艳红妆陪衬，美到了极至。而唯其太美，所以篇末那突发的悲声才分外感人，也只是读诗至此，方能进一步悟到，开首那充满生命活力的草树，早已抹上了少妇那梦思般的哀愁。这也就是前人常说的《十九首》之味外味。如以后代诗家的诗法分析，形成前后对照，首尾相应的结构。然而诗中那朴茂的情韵，使人不能不感到，诗人并不一定作如此巧妙营构，他，只是为她设想，以她情思的开展起伏为线索，一一写成，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诗歌结构的自然曲折。
诗的语言并不经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叠词，而且一连用了六个，但是贴切而又生动。青青与郁郁，同是形容植物的生机畅茂，但青青重在色调，郁郁兼重意态，且二者互易不得。柳丝堆烟，方有郁郁之感，河边草色，伸展而去，是难成郁郁之态的，而如仅以青青状柳，亦不足尽其意态。盈盈、皎皎，都是写美人的风姿，而盈盈重在体态，皎皎重在风采，由盈盈而皎皎，才有如同明月从云层中步出那般由隐绰到不鲜的感觉，试先后互易一下，必会感到轻重失当。娥娥与纤纤同是写其容色，而娥娥是大体的赞美，纤纤是细部的刻划，互易不得。六个叠字无一不切，由外围而中心，由总体而局部，由朦胧而清晰，烘托刻画了楼上女尽善尽美的形象，这里当然有一定的提炼选择，然而又全是依诗人远望或者悬想的的过程逐次映现的。也许正是因为顺想象的层次自然展开，才更帮助了当时尚属草创的五言诗人词汇用得如此贴切，不见雕琢之痕，如凭空营构来位置辞藻，效果未必会如此好。这就是所谓“秀才说家常话”。
六个叠字的音调也富于自然美、变化美。青青是平声，郁郁是仄声，盈盈又是平声，浊音，皎皎则又为仄声，清音；娥娥，纤纤同为平声，而一浊一清，平仄与清浊之映衬错综，形成一片宫商，谐和动听。当时声律尚未发现，诗人只是依直觉发出了天籁之音，无怪乎南朝钟嵘《诗品》要说“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了。这种出于自然的调声，使全诗音节在流利起伏中仍有一种古朴的韵味，细辨之，自可见与后来律调的区别。
六个叠词声、形、两方面的结合，在叠词的单调中赋予了一种丰富的错落变化。这单调中的变化，正入神地传达出了女主人公孤独而耀目的形象，寂寞而烦扰的心声。
这位诗人不可能懂得个性化、典型化之类的美学原理，但深情的远望或悬想，情之所钟，使他恰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与典型意义。这是一位倡女，长年的歌笑生涯，对音乐的敏感，使她特别易于受到阳春美景中色彩与音响的撩拔、激动。她不是唐代王昌龄《闺怨》诗中那位不知愁的天真的贵族少女。她凝妆上楼，一开始就是因为怕迟来的幸福重又失去，而去痴痴地盼望行人，她娥娥红妆也不是为与春色争美，而只是为了伊人，痴想着他一回来，就能见到她最美的容姿。因此她一出场就笼罩在一片草色凄凄，垂柳郁郁的哀怨气氛中。她受苦太深，希望太切，失望也因而太沉重，心灵的重压，使她迸发出“空床难独守”这一无声却又是赤裸裸的情热的呐喊。这不是“悔教夫婿觅封侯”式的精致的委婉，而只是，也只能是倡家女的坦露。也唯因其几近无告的孤苦呐喊，才与其明艳的丽质，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显示了从良倡家女的个性，也通过她显示出在游宦成风而希望渺茫的汉末，一代中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这就是个性化的典型性。
这篇寓言讲述养猴子的人残酷剥削猴子，猴子觉醒后群起反抗的故事，揭示了靠权术奴役百姓而不讲法度的人迟早要遭到反抗并必然灭亡的道理。全文语言简练古朴，与主题相映生辉，耐人寻味。作为寓言，《楚人养狙》包括寓言故事和教训两个部分。
这篇寓言故事分三个层面。
第一层写狙公对猴子的剥削和压迫：“赋什一以自奉。”这是不劳而获，亦即剥削行为。“鞭箠”则是压迫。在这种情况下，猴子们都害怕狙公，虽以摘取果实为苦事，但不敢不依从。这是压迫的表面效果。
第二层交代故事的发展。这一层逻辑十分谨严，小猴子提出的第一、二两个问题可谓前提，第三个问题属于结论。前提和结论之间，有着合理而又深刻的同一性和必然性。作者故意让小猴子提出问题，一方面寄寓着老猴子麻木不仁、因循保守，小猴子思维敏捷、无所顾忌的用意；另一方面，又暗含着对于残剥削和压迫，连入世不深的小猴子也认识得一清二楚的内涵。这两个方面，相反相成，互为补充。作者在这一层中，着重从揭露剥削的角度进行思辨和启迪，从而增加了故事内涵的深刻性。
第三层叙述故事的结果：众狙相携入山不返，狙公卒饿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刘基的笔下众狙不再盲从，并非愚昧，它们有了自己的思索与追求。作品的第一层交代的“弗敢违也”，实际上并不是压迫和剥削的必然后果，而是暂时现象。被剥削、被压迫者一旦觉醒，就必然会产生像第三层所叙述的反抗行动。
这则寓言给予统治者的教训是深刻的，它不是一般的哲学道理和道德理念，而是带有锋芒的政治主张。寓言的实质是刘基赋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地位与价值，体现了刘基对人的尊重，对自我的尊重。作为元王朝残酷统治的目击者，刘基的这则寓言，带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它实际上变成了元王朝覆灭的预言。
就形式而言，《楚人养狙》中的寓言故事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通俗生动，新鲜活泼。寓言实际上是一种比喻，而寓言故事则是比喻中的喻体。因为蛮横无理地奴役百姓，势必激起反抗的道理比较抽象，直接陈说又很可能遭到封建统治者的镇压，所以作者引譬设喻，用拟人化的修辞手法，虚构了猴子造反的故事，给抽象的道理描绘了一幅形象的图画。
其二是故事简短紧凑，纯用作者的叙述和议论，不作细致的描绘，也没有直接的抒情。俄国寓言作家陀罗雪维支曾经说：“寓言是穿着外衣的真理。”真理犹如人体，作为外衣的故事必须合身。又因它旨在解剖和评判生活，所以并不需要对形象作细致描绘。
其三是作品紧紧抓住生活的特征，把它放大，进行艺术的夸张。生活中存在着压迫就有反抗的真理，作者就设计了一群受压迫的猴子，这些猴子有组织，会说话，能思考，甚至还会出谋划策，采取巧妙的报复行动。这是拟人的写法，艺术的夸张。但这样的夸张又完全符合现实人生的情理。
这首词是题《春江钓叟图》画之词。据《南唐书·后主纪》载：“文献太子恶其有奇表，后主避祸，惟覃思经籍。”由此，也有人认为，这首词是“后主为情势所迫，沈潜避祸，隐遁世尘并写词表露自己的遁世之心，以释文献太子的疑嫉”（蒲仁、梅龙《南唐二主词全集》辑注），也有道理。词史上最早写《渔父》词的，是唐代的张志和。李煜这首词，继承的就是张志和的“渔父家风”，写渔父的快乐逍遥。从词意上看，此词耽于隐逸、格调不高，当是李煜前期意念消沉的作品。
此词开篇入画，将画中意境以言辞写出，以画境言心境。“浪花”成“千里雪”，“桃花”作“一队春”，写春江浪涌，春光明媚。一队”后着一“春”字，不仅显示出桃李的生机，而且又透出别样的俏皮，绘出明畅绚丽的意境。这两句寥寥数字便将画中意境描绘得淋漓尽致：画中的主人公渔父，趁着春江水涨，驾一叶小舟，随水顺风而下；好风推舟行进，轻舟分浪飞驶，浪花迎面而来，如溅起千里雪；渔父心中开怀，而浪花也似有意；船行浪中，两岸桃红李白，列队相随，花树多情，渔父恬畅。
余下三句描写了渔父的装束，是点睛之笔，写出了渔父淡泊潇洒的人生境界。两个三字句看似信手拈来，其实也是锤炼的结果：“一壶酒”写出渔父的精神状态；“一竿纶”点明渔父的职业和身份。单说“一壶酒”，也许还可以联想到别的人；但紧跟着说“一竿纶”，则肯定是渔父无疑了。末句突现高峰——“世上如侬有几人”，这句话是渔父的自述：在尘世上，像我这样自在快活的人，恐怕不多。这位钓叟，无风波之险，而有自然之乐，在自己的糊口生涯中找到乐趣。他摆脱世俗的羁绊，避开名利的枷锁，自在逍遥，令人羡慕不已。
这首词题画抒怀，借景寓意，虽然情趣不高，但悠然散淡之意境却清丽不俗，也可视为题画诗词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