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短文中，庄子将自己比作鹓鶵，将惠子比作鸱，把功名利禄比作腐鼠，表明自己鄙弃功名利禄的立场和志趣，辛辣地讥讽了醉心于功名富贵者的嘴脸，表现了庄子对功名利禄的态度。故事发展出人意料，人物形成鲜明对照，比喻巧妙贴切，收到言简义丰的效果。
巧妙地采用了寓言的形式。庄子往见惠子，表明自己的清高，无意功名利禄，指责惠子为保住官位而偏狭猜忌的心态，但这些并没有直接道出，而是寓于一个虚构的故事中，使人感到意味隽永，具有更强的讽刺性。
善于运用比喻。其中的“鹓鶵惠“鸱惠和“腐鼠惠都具有明显的比喻义，且比喻自然生动形象，特别是把鸱吓鹓鶵的情景刻画地惟妙惟肖，活画出了惠子因怕丢掉相国的官职而偏狭猜忌的丑态。按：庄子和惠子本是朋友，惠子先于庄子而逝，在《庄子·徐无鬼》中表现了庄子对墓中的惠子的怀念。
本篇表现了庄子无意于功名利禄的清高的品质。比起《逍遥游》中表现的虚无主义和追求绝对自由的人生观来，还是值得肯定的。
此诗首联写月季花的季节特征；颔联重点描绘了月季花开放时的形态和色泽；颈联以桃李作比，透露出月季花的别有香味，以雪梅作比，又衬托着月季花的盎然英姿；尾联写诗人的独特感受，表露了诗人腊月前见月季的欣喜之情。全诗语言生动，新鲜活泼，且结构谨严，层层描绘，既有对月季花的精勾细摹，又有诗人的感情抒发，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有较好的艺术效果。
此诗的标题是咏腊前月季，时候已是冬天，所以杨万里在诗里紧紧地抓住这两点来写。
首联“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风。”很自然地入诗点题。第二句破题承起句“花无十日红”，本世人之常见，诗人加上“只道”二字，否定了世俗之见，出了新意，读来倍感新鲜。“无日不春风”是纲领，统领全诗诗人以满腔的热情，歌颂月季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生机勃勃，奋发有为。这二句概写，一句说百花，“花无十日红”，二句说月季，“无日不春风”。虽不是对月季的具体描绘，有些抽象，但并不难理解，且总领两句，已见月季特色。
颔联具体描绘。
“一尖已剥胭脂笔，四破犹包翡翠茸”，写月季花花蕾初绽的喜人情态。这句又同上句“无日不春风”相应。用胭脂笔”摹其含苞待放时的神情意志，一“剥”字表现月季绽开时顷刻间的动作，化静态的物象为动态美，又以“破”、“包”两词，状描花萼托蕊，傲然而开。见出诗人观察之细致，描写之逼真，堪称独步。
颈联写月季的浓香、风姿。
“别有香超桃李外，更同梅斗雪霜中”，“超”字与“斗”字仍是承首联中的“春”字，进一步刻画了月季的雪压霜欺花更艳的高尚气质。诗人在这里特别赞美了月季傲霜斗雪的可贵品格。不仅写了月季的香，而且写了月季的风姿。
尾联是写诗人的独特感受。
“折来喜作新年看，忘却今晨是季冬”。头句急转，提出新题，尾句作答即合，点明题旨，回应开头综观四时，月季“无日不春风”，即使在隆冬腊月，仍与梅花盛开雪圃“喜作”与“忘却”两词用得极妙，增添了诗句的活泼性，幽默性，诙谐性。
这首《腊前月季》，传为佳作。诗人为月季四季展浓艳，一年播芬芳，为人们生活增添乐趣的可贵品德所感，怀着深深的敬意，平平写来。对月季的爱悦，全部蕴含在浑融的诗歌意境中。玩索有味，体味有情。语言浅显，造境极佳，把月季写得神韵俱优。
上片即景生情。写嘉佑元年春苏轼赴京（今河南开封市）应试，路宿洛阳城的景物与由此引发的情感。“洛城春晚”，点明写词的地点“洛城”、时间晚春，颇有“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烁梅花草棘间”（《梅花二首》）的暮春寒意。“垂杨乱掩红楼半。小池轻浪纹如篆。”写眼前景物。 “乱掩”二字绘形绘色，“如篆”二字恰切传神。仿佛苏轼心灵上蒙上了一层层不完美的阴影，似有“人散曲终红楼静，半墙残月摇花影”（清代洪异《长生殿》）的孤独味。“烛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触景生情，即由眼前的“红楼”引出了与远在千里关山外的贤妻别离前之幽情。当年夫妻二人可谓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刻骨铭心。上片五句27字，即景生情，体现了苏轼登高远眺、遥思爱妻的心态。
下片写苏轼思绪绵绵，神态痴呆，由情入景，情景交融。“自惜”二字统帅下片，一气贯通。“自惜风流云雨散。”写苏轼特别珍惜昔日的风韵美好动人的幽情：“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她挑灯伴读，“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辄能记之”并提醒；苏轼“问其他书”，她“皆略知之”。“关山有限情无限。”写苏轼与王弗的贞情。“待君重见寻芳伴。”写苏轼的幻情。 “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写苏轼的相思深情所照应的景。天各一方，心愿难圆，情丝绵绵。下片五句30字，由情融景，将苏轼与妻子那恩恩爱爱，一往情深，注入字里行间，令人回味。
全词由景到情再到景，情景交融，构成一种结构的回环美。苏轼与妻子的情爱可谓牵肠挂肚，催人泪下。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爱情殊属难能可贵。它反映了苏轼的一种美好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苏轼的《一斛珠·洛城春晚》就提出了一个突破传统观念新的道德标准：他与妻子的爱是以“相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所以才“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