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中年奉佛，诗多禅意。这诗题曰“秋夜独坐”，就像僧徒坐禅。而诗中写时迈人老，感慨人生，斥神仙虚妄，悟佛义根本，是诗人现身说法的禅意哲理之作，情理都无可取，但在艺术表现上较为真切细微，传神如化，历来受到赞赏。
前二联写沉思和悲哀。这是一个秋天雨夜，更深人寂，诗人独坐在空堂上，潜心默想。这情境仿佛就是佛徒坐禅，然而诗人却是陷于人生的悲哀。他看到自己两鬓花白，人一天天老了，不能长生；此夜又将二更，时光一点点消逝，无法挽留。一个人就是这样地在岁月无情流逝中走向老病去世。这冷酷的事实使他自觉无力而陷于深刻的悲哀。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越发感到孤独空虚，需要同情勉励，启发诱导。然而除了诗人自己，堂上只有灯烛，屋外听见雨声。于是他从雨声想到了山里成熟的野果，好像看见它们正被秋雨摧落；从灯烛的一线光亮中得到启发，注意到秋夜草野里的鸣虫也躲进堂屋来叫了。诗人的沉思，从人生转到草木昆虫的生存，虽属异类，却获同情，但更觉得悲哀，发现这无知的草木昆虫同有知的人一样，都在无情的时光、岁月的消逝中零落哀鸣。诗人由此得到启发诱导，自以为觉悟了。
后二联便是写觉悟和学佛。诗人觉悟到的真理是万物有生必有灭，大自然是永存的，而人及万物都是短暂的。人，从出生到老死的过程不可改变。诗人从自己嗟老的忧伤，想到了宣扬神仙长生不老的道教。诗人感叹“黄金不可成”，就是否定神仙方术之事，指明炼丹服药祈求长生的虚妄，而认为只有信奉佛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生的悲哀，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佛教讲灭寂，要求人从心灵中清除七情六欲，是谓“无生”。倘使果真如此，当然不仅根除老病的痛苦，一切人生苦恼也都不再觉得了。诗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皈依佛门的。
整首诗写出一个思想觉悟即禅悟的过程。从情入理，以情证理。诗的前半篇表现诗人沉思而悲哀的神情和意境，形象生动，感受真切，情思细微，艺术上是颇为出色的；而后半篇则纯属说教，归纳推理，枯燥无味，缺陷也是比较明显的。
上片，咏东园的迷人风光。第一、二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写“东园好”。“见说”，点明非“听说”，是亲身感受。具体好在哪里，好在“能消”像苏轼这样政治“北客”之“愁”闷，这是铺垫之笔。第三、四、五句，写百闻不如一见，东园风光实属迷人。虽然苏轼不是本乡本土的人，但一“登楼”，纵观全景，气象万千，顿觉豁然开朗，令人神往。这是苏轼“行尽江南南岸”所未曾见到的美景，颇有范仲淹在岳阳楼上所观写山光水色的韵味，令人心旷神怡。正因田园如画的仪真，才把苏轼“淹留”、挽留住了。
下片，特写眼前事物，感叹人生短暂。第一、二句特写白昼“短日”的“枫”虽“明”而已“缬”，微寒“清霜”的“菊”既“暗”而又“球”。这典型的带有双关意义的深秋景物，是在给予苏轼什么。第三句，一语道破此时此地苏轼思想的真谛：“流年回首付东流！”似有人生短暂、不堪回首的愁闷。最后两句，借助古代文人的传统心理来自我安慰：凭借东园的美好景色，让苏轼内心增添了愉悦。凭借潘岳的能耐，延缓苏轼逐渐发白的双鬓。
全词借景抒情，借东园美好迷人的风光事物，敞开了苏轼旷达宽阔的胸怀，消解了多年积抑于心的愁闷。触发了苏轼复杂的思想情绪中的消极心态，也为苏轼内心增添了心事忡忡的忧愁。
韦庄的律诗，特别是像这首描写自然风光的律诗，虽不像他的一些绝句那样内蕴深沉，发人深省，但它以明快清新取胜，在抒情状物方面也自有其可贵的特色。
其一，很少使事用典，而是根据自然环境，用明白晓畅的语言铸词造句，写出眼中所见和心中所感，以真切的情意来牵动读者的心灵。此诗咏“东湖”，开篇即从“满塘秋水”落笔，直接切题，起得爽健自然。接着，在夜里，在那碧绿深沉的湖水上，作者便让各种景色次第呈现出来；湖面上浮着十亩菱花，平展在明镜般清澈的水中；湖上横跨的新桥，像一条长虹，影子在水中荡漾；湖岸上，芳草如茵，睡着静静的池鹭；在清澈的湖底，月亮投下它的影子，像从天上掉了下来，而四围的山峰也倒映着它们的倩影，像一朵朵盛开的莲花。作者以湖面为中心，将湖上、岸边、天上、四周的自然景物都组织在一起，汇集到湖中，成为活泼、优美、迷人而又宁静的一潭。这当中，既有平面的扩展，也有上下立体的交叉；既有动态中的活泼可爱，也有宁静中的安详恬和。然而，作者最后还说，那最能惹动诗兴的，还是黄昏时候，在烟雨迷蒙中，那响彻田野的阁阁的蛙声。诗中描述的这一切，犹如一条清澈的小溪。从诗人的笔下涓涓流出，直淌到读者心间，沁人肺腑。文字上决没有故作艰深、矫揉造作之感，而是一任自然，如娓娓交谈，亲切动人。其中“蝃蝀”（dìdōng，长虹的别称）一词，虽出自《诗经·鄘风》“蝃蝀在东，莫之敢指。”但用在这里，和原诗意思已毫无关系，只是借来与对句的“鵁鶄”（jiāoqīng，即池鹭）对偶罢了，而中间两联的对偶，本是律诗应当遵循的规则，也不是勉强做作。至于“蟾投夜魄”，看来象是用了《五经通义》（“月中有兔与蟾蜍何？月，阴也；蟾蜍，阳也，而与兔并明，阴系阳也”）和《后汉书·天文志》（“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的典故，但月中有蟾蜍，本系古代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这里信手拈来，驱使自如，浑化无迹，毫无使事用典的痕迹。
其二，结构新奇，在自然流利的笔调中，暗寓着章法上的精心安排。作者写东湖，是从夜里开始的，从第二句“晚”字可知，第四句“睡鵁鶄”、第五句“蟾投夜魄”更可证明，特别是“当湖落”三字，说明已是月到中天，至少子夜了。但到最后一联，却以问句逗起，在时间上来了一个很大的逆转：“黄昏烟雨乱蛙声。”这真是石破天惊，出人意表。这一安排，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说明作者不是子夜才到东湖的，而是黄昏就来了，那时正一片烟雨，只听得满湖动人的蛙声，勾起了浓郁的诗兴。同时也说明前三联所写是放晴景色，雨洗秋光，格外清爽，暗中为第二句的“清”字作了最好的注脚。其次，前三联所写皆从视觉着笔，全是眼中所见，而最后补以蛙声，是耳中所闻，则进一步从听觉上为整个美景增添了气氛，视、听兼用，收到了声情并茂的效果。另外，尾联出现蛙声，也是为深夜的静寂作反衬，即以闹衬静。黄昏时候，烟雨苍茫的东湖是蛙的世界，蛙们引吭高歌，好不热闹，而此时，它们似乎都已倦于歌唱，安静地歇息了，一轮皎洁的明月悄然洒下清光，笼罩一切，幻化一切，使闹后的宁静静得深沉，静得奇异，静得令人心醉。这最后一联的巧妙安排，使全诗格外生色，令人产生丰富的想象，而留下悠远无尽的韵味。
其三，用字准确、生动，全诗音调响亮。诗中的动词，如“动”、“横”、“晚”、“投”、“落”、“倒”、“入”、“生”等，不仅准确，而且由于它们的频繁出现，便使本来静的景物有了动势，也使本来各不相干的景物相互融为一体，起了如同纽带般的关联作用。形容词“澄”、“清”、“乱”等，也恰到好处，例如用“乱”字来形容群蛙自由合唱的声音，真是维妙维肖，准确到不可移易的程度。特别是诗中还使用了“蝃蝀”、“鵁鶄”、“黄昏”、“烟雨”等双声词，读来流利自然，声韵和谐，增添了语言的音乐美。从中也可见作者熟能生巧的文字功底，他调动多方面的艺术手段，把东湖的自然美景表现得极为生动逼真，一片闲适之情，也充溢于字里行间，令人神往。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