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宫,即唐大明宫。唐代宫城位于长安东北,而大明宫又位于宫城东北。兴庆宫在宫城东南角。公元735年(开元二十三年),从大明宫经兴庆宫,一直到城东南的风景区曲江,筑阁道相通。帝王后妃,可由阁道直达曲江。王维的这首七律,就是唐玄宗由阁道出游时在雨中春望赋诗的一首和作。所谓“应制”,指应皇帝之命而作。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诗一开头就写出由阁道中向西北眺望所见的景象。首句写渭水曲折地流经秦地,次句指渭水边的黄山,盘旋在汉代黄山宫脚下。渭水、黄山和秦塞、汉宫,作为长安的陪衬和背景出现,不仅显得开阔,而且因为有“秦”、“汉”这样的词语,还增强了时空感。诗人驰骋笔力,描绘出这样广阔的大背景之后,才回笔写春望中的人:“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因为阁道架设在空中,所以阁道上的皇帝车驾,也就高出了宫门柳树之上。诗人是回看宫苑和长安。这里用一个“花”字渲杂繁盛气氛,“花”和“柳”又点出了春天。“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这两句仍然是回看中的景象。经过三四两句回旋,到这里再出现,就更给人一种高峰突起的感觉。云雾低回缭绕,盘亘在广阔的长安城上,云翠中托出一对高耸的凤阙,像要凌空飞起;在茫茫的春雨中,万家攒聚,无数株春树,在雨水的沐浴中,更加显得生机勃发。这是一幅带着立体感的春雨长安图。由于云遮雾绕,其他的建筑,在视野内变得模糊了,只有凤阙更显得突出,更具有飞动感;由于春雨,满城在由雨帘构成的背景下,春树、人家和宫阙,相互映衬,更显出帝城的阔大、壮观和昌盛。这两句不仅把诗题的“雨中春望”写足了,也表明了这个春天风调雨顺,为过渡到下文作了铺垫。“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古代按季节规定关于农事的政令叫时令。这句的意思是说,这次天子出游,本是因为阳气畅达,顺天道而行时令,并非为了赏玩景物。这是一种所谓寓规于颂,把皇帝的春游,夸饰成顺天道之举。
古代应制诗,大多是歌功颂德之词。王维这首诗也不例外,但诗歌的艺术性很高,王维善于抓住眼前的实际景物进行渲染。比如用春天作为背景,让帝城自然地染上一层春色;用雨中云雾缭绕来表现氤氲祥瑞的气氛,这些都显得真切而自然。这是因为王维兼有诗人和画家之长,在选取、再现帝城长安景物的时候,构图上既显得阔大美好,又足以传达处于兴盛时期帝都长安的风貌。
这首诗以近散文化的笔法,古朴的语言,直陈其事,主客互相吟诵诗句,一唱一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衷情互诉,洒脱疏放,别具一格。
诗里写了张署的“君歌”和作者的“我歌”。题为“赠张功曹”,却没有以“我歌”作为描写的重点,而是反客为主,把“君歌”作为主要内容,借张署之口,浇诗人胸中之块垒。
诗的前四句描写八月十五日夜主客对饮的环境,如文的小序:碧空无云,清风明月,万籁俱寂。在这样的境界中,两个遭遇相同的朋友不禁举杯痛饮,慷慨悲歌。韩愈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在三十二岁的时候,曾表示过“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他不仅有忧时报国之心,而且有改革政治的才干。公元803年(贞元十九年)天旱民饥,当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和张署,直言劝谏唐德宗减免关中徭赋,触怒权贵,两人同时被贬往南方,韩愈任阳山(今属广东)令,张署任临武(今属湖南)令。直至唐宪宗大赦天下时,他们仍不能回到中央任职。韩愈改官江陵府(今湖北江陵)法曹参军,张署改官江陵府功曹参军。得到改官的消息,韩愈心情很复杂,于是借中秋之夜,对饮赋诗抒怀,并赠给同病相怜的张署。
诗的开头在描写月夜环境之后,用“一杯相属君当歌”一转,引出了张署的悲歌,是全诗的主要部分。诗人先写自己对张署“歌”的感受:说它声音酸楚,言辞悲苦,因而“不能听终泪如雨”,和盘托出二人心境相同,感动极深。
张署的歌,首先叙述了被贬南迁时经受的苦难,山高水阔,路途漫长,蛟龙出没,野兽悲号,地域荒僻,风波险恶。好不容易“十生九死到官所”,而到达贬所更是“幽居默默如藏逃”。接着又写南方偏远之地多毒蛇,“下床”都可畏,出门行走就更不敢了;且有一种蛊药之毒,随时可以制人死命,饮食要非常小心,还有那湿蛰腥臊的“海气”,也令人受不了。这一大段对自然环境的夸张描写,也是诗人当时政治境遇的真实写照。
上面对贬谪生活的描述,情调是感伤而低沉的,下面一转,而以欢欣鼓舞的激情,歌颂大赦令的颁行,文势波澜起伏。唐宪宗即位,大赦天下。诗中写那宣布赦书时的隆隆鼓声,那传送赦书时日行万里的情景,场面的热烈。节奏的欢快,都体现出诗人心情的欢愉。特别是大赦令宣布:“罪从大辟皆除死”,“迁者追回流者还”,这当然使韩、张二人感到回京有望。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写到这里,诗情又一转折,尽管大赦令写得明明白白,但由于“使家”的阻挠,他们仍然不能回朝廷任职。“坎轲只得移荆蛮”,“只得”二字,把那种既心有不满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地是“荆蛮”之地,职又是“判司”一类的小官,卑小到要常受长官“捶楚”的地步。面对这种境况,他们发出了深深的慨叹:“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天路幽险”,政治形势还是相当险恶的。
以上诗人通过张署之歌,倾吐了自己的坎坷不平,心中的郁职,写得形象具体,笔墨酣畅。诗人既已借别人的酒杯浇了自己的块垒,不用再浪费笔墨直接出面抒发自己的感慨了,所以用“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接一转,写出了自己的议论。仅写了三句:一是写此夜月色最好,照应题目的“八月十五”;二是写命运在天;三是写面对如此良夜应当开怀痛饮。表面看来这三句诗很平淡,实际上却是诗中最着力最精彩之笔。韩愈从切身遭遇中,深深感到宦海浮沉,祸福无常,自己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生由命非由他”,寄寓深沉的感慨,表面上归之于命,实际有许多难言的苦衷。八月十五的夜晚,明月如镜,悬在碧空蓝天,不开怀痛饮,就是辜负这美好的月色。再说,借酒浇愁,还可以暂时忘却心头的烦恼。于是情绪由悲伤转向旷达。然而这不过是故作旷达而已。寥寥数语,似淡实浓,言近旨远,在欲说还休的背后,别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深意。从感情上说,由贬谪的悲伤到大赦的喜悦,又由喜悦坠入迁移“荆蛮”的怨愤,最后在无可奈何中故做旷达。抑扬开阖,转折变化,章法波澜曲折,有一唱三叹之妙。全诗换韵很多,韵脚灵活,音节起伏变化,很好地表现了感情的发展变化,使诗歌既雄浑恣肆又宛转流畅。从结构上说,首与尾用酒和明月先后照应,轻灵简炼,使结构完整,也加深了意境的苍凉。
这首诗前两句以视觉角度展现暮春时的和丽景色,后两句以听觉角度从细处描摹气候转变。诗人善于捕捉细节,把难于表现的季候特征写得非常细腻。
前两句写“游子春衫”,游子长年在外,对气候冷暖的变化最易感知。此时游子脱去冬衣而换上单薄的“春衫”,这个视觉形象反映出气候的温煦,又给人一种舒服、轻松的美感。一个“试”字写出游子的心理状态,寓有因气温不稳定而尝试之意,也为后面的“又作东风十日寒”埋下伏笔。次写“桃花”和“野梅”。桃花于仲春开放,但此时已“飞尽”;梅花于初春开放,夏初结梅子,此时则“野梅酸”,二物皆足以显示江南三四月的特征。写桃花,仍从视觉角度,不仅“桃花”二字有色彩感,“尽”前冠以“飞”,又显示了动态美。写梅则从味觉角度,一个“酸”字,足使口舌生津。这两句写气侯乍暖,点出春夏之交的季节。
后两句写忽寒。诗人审美感受相当细腻,也很会捕捉典型的细节:“怪来一夜蛙声歇”,这是从听觉角度落墨,写气候忽冷。诗人很会捕捉典型的细节:先是从听觉角度着笔,前两天气候乍暖时,田蛙也为之欢欣歌唱,增添了暖意。但忽然“一夜蛙声歇”,确令人感到“怪”。“又作东风十日寒”:原来是气温又变寒,青蛙于气温变化极敏感,他们躲进洞里,声息全无,正显示着“东风十日寒”。此句又从触觉角度来写。“十日”与“一夜”相对,时间更长,但毕竟已是“东风”,此“寒”自是强弩之末,不必为之生畏。
这首诗纯然写春夏之交人们对乍暖还寒气候的体验,并无深刻的寓意寄托。但选材精到,体验细致,有跌宕曲折之致。诗人注意全面调动各种审美感觉,从视觉、味觉、听觉、触觉等角度进行描写,使诗的意境显出多层次,多侧面,具有立体感,给人以更丰富的美感。语句清晰,体验真切。通过典型细节和景物描写,表现游子对季候变化特别敏感的某种心理。
这首词,写都城开封元宵节盛况。开头以节令之变换,点出帝京新春和暖。接着写天气晴朗更使气候宜人.“庆嘉节、当三五”,实写具体的佳节之欢。十五元宵,实际上是灯节,“晴华灯”三句,铺写家家张灯结彩,而赏灯人之众之多,却是暗写,以“罗绮”“香风”代替男女人群。“九陌”“十里”说明其广。“十里”三句,再写灯张挂在高高低低,错落有致,“萧鼓”在热闹场中吹打着。美丽的花灯配合着音乐演奏。上片大部分是写元宵的气候、灯景、乐器,而人只是在这环境中以衣锦飘香、若隐若现地浮动着,虚中有实,似少实多,以某些特征而代表全人,而人又是“遍九陌”之多的。
下片以“天”接“天”,从“喧天箫鼓”过渡到“渐天如水”,一个“渐”字,拉开了时间的线索。时候不早了,“天如水”,天清而静。“素月当午”,月照正中。人自赏灯来,又转入各自寻觅所欢。“绝缨掷果无数”,用了两个典故,这里说此二艳遇故事,但已非一人之艳遇,而是“无数”之多。“更阑”二句,写景极美,写事动人。“烛影花阴”,明明暗暗,朦朦胧胧,“少年人、往往奇遇”,有多少风流韵事,然而乐而不淫,就此煞住。“太平”二句,推广开来,写当时承平气象。词的最后,对景“争忍独醒归去”,是乐而忘返了。
这首词,以铺叙见长,气象渲染,浓淡适宜。写景则时疏时密,用典则结合时宜。人物都是在良辰美景中出现而又活跃着的,呈现出太平景象,结合起来含有欢乐常保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