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令用深刻的笔触,揭露了封建社会人们动辄得咎、生活处境极为险恶的现实,以及百姓无可奈何的痛苦处境。后半以天公为例,用调侃的手法,进一步讽喻了社会的黑暗。“阴,也是错;晴,也是错”,写尽了百姓的无奈,是一种令人心碎的呻吟。
诗的开篇,描写的是百花盛开、阳光明媚的春天景象:树木、小草披绿叶翠,郁郁葱葱;重重地垂挂在枝头的花朵,在微风的轻吻下摇摆不停;小蜜蜂贪婪地采集花蜜;婀娜多姿的鸟儿抖着美丽的衣裙,成双成对地在花丛中尽情飞舞,杜鹃鸟的歌声清凉动听,在树林里盘旋回荡。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春天里,人们领略到了鸟语花香的盎然春意。诗人在这里描绘的是斑斓多姿、美丽动人的春景,但细细品位不难发现这其中还用了两个比喻,一是用林以花暗喻“女人以色媚人”,一是用鸟以意哀来暗喻“男以情动人”。这里用的是暗喻的修辞手法,明写花香鸟语,暗写男女之情。
一位游春的少女在野外尽兴地玩耍,温柔的春风轻轻地撩开了少女的罗裙。这本是自然现象,但诗人却赋予春风以生命,仿佛它也有了人的感情。春风尚且多情,有情的男子又在哪里呢?这美丽景色倘有意中人相伴,那该别有一番情趣。诗人在这里表现了少女对爱情生活的热烈追求和无限向往,而这一切由明白晓畅的语言娓娓到来,犹如涓涓细流,润人心田,好似一支优美的乐曲,清新悦耳,回味无穷,使人得到美的享受。
这首诗的显著特点,便是写活了一个“春”字。前三句都以“春”字开头,又用“春林”、“春鸟”、“春风”将三句紧密钩连在一起,这种手法在古诗中称为“钩句”,从另一个角度看,三句诗反复使用一个相同的字“春”,这种现象叫做“重字”。在唐以前的古诗中,特别是南朝民歌中,“重字”是发挥强调、反复、回环作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反复使用“春”字,起到了点题的作用,浓化了诗歌的意境,尽情地讴歌了春天。
这首诗写法含蓄,明写春景,实喻男欢女爱。全诗无一个描写爱情生活的词语,但却蕴寓着浓厚的爱情生活气息。诗人以鸟喻人,同时赋予春鸟、春风以多情恋人的性格特征,写来巧妙、委婉,富有极为动人的艺术感染力量。四句二十字,把一个少女春情萌动,热烈企盼恋爱的心理表现得精妙绝伦,淋漓尽致。
词中描写了江南水乡春汛时的山光水色和怡情悦性的渔人形象:春江水绿、烟雨迷蒙,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岸畔桃红,江水猛涨,鳜鱼正肥时;青箬笠,绿蓑衣,渔人醉垂忘归时。全词着色明丽,用语活泼,生动地表现了渔夫悠闲自在的生活情趣。这是一幅用诗写成的山水画,这是一首色彩明优意万千,脱离尘俗钓湖烟。思深韵远情融景,生活任行乐自然的抒情诗。
“西塞山前白鹭飞”首句,点明地点;此西塞山何处?鄂州、湖州?虽有异议,对词境来说倒无所谓。白鹭是自由、闲适的象征,“众禽无此格,玉立一间身。清似参禅客,癯如辟谷人”、“漠漠江湖自在飞,一身到处沾渔矶”,写白鹭自在地飞翔,衬托渔父的悠闲自得。
“桃花流水鳜鱼肥”第二句,点出江南水乡最美好的季节——正是桃花盛开,江水猛涨,鳜鱼正肥时。“桃红”与“流水”相映,显现了暮春西塞山前的湖光山色,渲染了渔父的生活环境。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写的都是他们。“箬笠”就是用竹丝和青色箬竹叶编成的斗笠。“蓑衣”是用植物的茎叶或皮制成的雨衣。如果以龙须草(蓑草)为原料,它就是绿色的。“归”,回家。“不须归”,是说也不须回家了。作者在词里虽然只是概括地叙述了渔夫捕鱼的生活,但是,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完全可以体会到词的言外之意。从渔翁头戴箬笠,身披蓑衣,在斜风细雨里欣赏春天水面的景物,读者便可以体会到渔夫在捕鱼时的愉快心情。
作者是一位山水画家,据说他曾将《渔歌子》画成图画。确实,这首词是富于画意的。苍岩,白鹭,鲜艳的桃林,清澈的流水,黄褐色的鳜鱼,青色的斗笠,绿色的蓑衣,色彩多么鲜明,构思也很巧妙,意境优美,使人读作品时,仿佛是在看一幅出色的水乡春汛图。
此词在秀丽的水乡风光和理想化的渔人生活中,寄托了作者爱自由、爱自然的情怀。词中更吸引读者的不是一蓑风雨,从容自适的渔父,而是江乡二月桃花汛期间春江水涨、烟雨迷蒙的图景。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两岸红桃,色泽鲜明但又显得柔和,气氛宁静但又充满活力。而这既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也反映了他高远、冲澹、悠然脱俗的意趣。此词吟成后,不仅一时唱和者甚众,而且还流播海外,为东邻日本的汉诗作者开启了填词门径,嵯峨天皇的《渔歌子》五首及其臣僚的奉和之作七首,即以此词为蓝本改制而成。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这首民谣收录于《乐府诗集》,属“杂曲歌辞”。“杂曲歌辞”是指声调已经失传,无所归属的一些乐曲歌辞。乐府民歌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思想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这首民谣通过描述桓帝时农作物由妇女收割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东汉末年频繁的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表达了人民的爱憎。歌谣语句朴素,通俗明白。
起句“小麦青青大麦枯”,“青”与“枯”点出了时间,即农作物生长和收货的季节,也就是农忙时节。绿油油的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却已经成熟了。可是谁来收割成熟的庄稼呢?是老妇和村姑。收割本来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应该由青壮男丁来承担。所以,开头两句,尽管没有用一个字去描写连绵战争的惨烈和破坏,但是从作者巧妙地选用田间劳动这一典型的场景,感受出战争的破坏程度,人民的生活有痛苦不堪。
第三句“丈夫何在西击胡”点明主旨。青壮男丁干什么去了,被驱遣西征同羌人作战去了。这里的“西击胡”是指东汉王朝对羌族进行的三次武装镇压。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年),汉阳人杜琦等联合羌人起兵反抗东汉,这场斗争坚持了十二年之久,东汉王朝因平息反抗,耗资二百四十多亿钱。顺帝永和元年(136年)凉州、并州和关中的羌人又发动反抗斗争,持续十年之久,所耗军费八十余亿钱。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各地羌人又相继对东汉发动反抗斗争。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羌人多次反抗斗争,这样就极大地动摇了东汉王朝统治的根基,同时也由于徭役的繁重,广大农村青壮男丁征发已尽,出现民谣中所描写的“谁当获者妇与姑"的悲惨景象。
民谣的前三句,以典型的场面,通俗明白的语言,揭露了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通过战争中人民群众和官僚贵族的鲜明对比,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不公平,抒发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吏买马,君具车”。“吏’’春秋以前,大小官都可以称吏。战国以后一般指低级的官。《古诗笺》中解释:“‘吏买马、君具车’者,言调发重及有秩者也。”这一句,不仅反映了因战争耗费巨大,连官僚贵族都不能幸免,同时也说明,在战争中,官僚贵族只要出点钱,就可以不必去打仗,而广大人民群众却要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平。
“请为诸君鼓咙胡”。“鼓咙胡”,百姓感到不公平,却不敢把话说出来。但人民群众的不满之情却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