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怀古之作。

　　曲子首句“朝瀛洲暮舣湖滨”，“朝”与“暮”自然是夸张的说法，意在说明境遇改变之迅速。一看便知作者怀古伤情的原因。作者早上还在集贤院上任，晚上就已经乘船到了长沙，而从他对集贤院的称呼“瀛洲”来看，他对那里的生活十分满意。

　　“向衡麓寻诗，湘水寻春”交代卢挚到访洞庭一带的目的，在秀丽的山水中寻找快乐，表达他随遇而安、自寻快乐的积极人生态度。

　　“泽国纫兰，汀洲搴若，谁与招魂？”这三句与屈原密不可分。“泽国纫兰”出自《离骚》中的诗句“纫秋兰以为佩”；“江洲搴若”出自《湘夫人》中的“搴汀洲兮杜若”；“谁与招魂”中的“招魂”指的是宋玉为屈原所作的《招魂》作者徘徊在湘水之滨，隔着悠久的岁月向沉江而死的屈原致敬，其中也包含着对屈原处境与遭遇的深切理解。

　　“空目断苍梧暮云，黯黄陵宝瑟凝尘。”暮色沉沉，苍梧黄陵山被晚霞笼罩，极目远望，苍梧山上的陵墓、黄陵庙的湘妃宝瑟已经覆满尘土，令人心生感伤。

　　“世态纷纷，千古长沙，几度词臣！”世态变化万千，长沙千百年来停留过多少遭逐的文人墨客，他们不受皇帝赏识被贬至此，只能用文字诉说心中的抑郁和愤懑。这样的历史至今仍在反复。可见作者名为吊古，实际上是在倾诉自己内心的感慨。他歌颂屈原，歌颂那些历史上同他一样徘徊湘水不得志的词人忠臣，实际上也在为自己明志。

　　此曲蕴凄凉于苍劲之中，情真意切， 令人感动。

　　这首诗紧扣夜中小雨，以愁情贯穿全诗，它以夜长喻愁长，以小雨反衬愁浓，以雨停反衬愁深，结尾以“颠倒匡床嚣作结，把诗人的愁情推到高潮。诗不仅构思精巧，抒情亦有独特之处，情境交织，情随境移，寓情于朴实的语盲之中。

　　开头两句，点明雨夜，顿入愁境。短更长更，愁絮绵绵，更由短渐长，表明诗人孤愁萦怀，难以入眠已经多时了。三点两点，雨声零落，雨点由三到两，可见雨声愈来愈疏。三点两点的雨声，只有在更深夜静之时，不眠之人，才能听得见。入夜容易使人思绪万端，牵动愁肠，淅淅沥沥的雨声更使人愁上添愁，不堪其苦。第三句则把抽象的愁思具体化，说雨声不似愁思那样难断，正面说雨声，其实意落反面，侧写了愁思比雨声细密绵长，这比直接描写更富有表现力，使愁思具体可感，更深刻生动，此所谓“诗有正写不出，须用反击始透者”。如此绵密不绝的愁思，直教诗人无计可除，辗转反侧，不能安席。这时，月入窗棂，清冷幽绝的月光照着不眠的诗人，结语余音袅袅，回味不尽。

　　《东栏梨花》为北宋诗人苏轼所做七言绝句。这首诗抒发了诗人感叹春光易逝，人生短促之愁情；也抒发了诗人淡看人生，从失意中得到解脱的思想感情，让人们感受到了“人生苦短”，引人深思。

　　首句以“淡白”状梨花，以深青状柳叶，以柳青衬梨白，可谓是一青二白。梨花的淡白，柳的深青，这一对比，景色立刻就鲜活了，再加上第二句的动态描写：满城飞舞的柳絮，真是“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同时柳絮写出梨花盛开的季节，春意之浓，春愁之深，更加烘托出来。

　　前两句以一青二白，突出了梨花的特点。它不妖艳，也不轻狂的神态，又在第三句“一株雪”里再次赋予梨花以神韵，并把咏梨花与自咏结合了起来。其实，这“一株雪”正是诗人自己的化身。因为苏轼一生正道直行，清廉洁白，坦荡如砥。 在咏梨花时，苏轼用了“柳絮飞时花满城”来加以衬托，梨花既不像“颠狂柳絮随风去”，也不像“轻薄桃花逐水流”，其品格是何其高尚的。诗人还用了“人生看得几清明”来加以侧面烘托梨花之“清明”。“一株雪”和“几清明”是对偶的写法，一不是指有一株梨树，而是指一株梨树一个作者自己，后两句意境如下：作者惆怅的站在东栏旁，梨树上满是白色的梨花，同时柳絮在飘，落在作者身上，作者也变成了“一株雪”，写的是凄清惆怅的意境，最后一句，人生看得几清明，人生能有几次清明，这是补足前句“惆怅”的内容，更增添悲凉的气氛。苏轼的诗，一向以豪放著称，像这样悲凉的很是少见。

　　诗人完成这首诗已年届不惑，翻来覆去也才只看过了40个清明，心中无法揣测还有几度梨花可看。清明年年如期而至，梨花岁岁伴着漫天飘扬的柳絮，而如寄的人生则只有一个盛年，诚如作者在另一首诗中所叹：“梦里青春可得追？”这正是这首梨花诗深藏着的绵绵不尽的情思，它寄托了作者的人生感悟，是他清明人生细腻而真实的写照。

　　清明扫墓之风在唐代十分盛行，人们会在寒食节到清明节这几天，祭扫坟茔，慎终追远。其实清明节与寒食节原本是两个不同的节日，扫墓原是寒食节的内容，因为两节相连，渐渐的扫墓改在清明节进行。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下达诏令：将扫墓祭祀活动编入“五礼”，使得清明扫墓活动更加深入人心。

　　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诗就描写了寒食扫墓的情形。诗人笔下的清明，旷野苍茫，古墓累累，凄风劲吹，纸钱纷飞，说尽了生死离别。黄土之上，人在哭泣，九泉之下的亲人却寂静无声。道尽生离死别的苦痛。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