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作七绝《赠李白》的当年秋天，李白也写下了《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诗云：“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从中流露出诗人依依惜别的深情。这与杜诗中的“秋来相顾尚飘蓬”句，可以参照。李白被赐金放还，与杜甫幸会于山东之时，由于有相同的坎坷遭遇，因而情志相投。
诗歌首先写道：“秋来相顾尚飘蓬。”“相顾”即彼此相见。“尚”即还，仍然。意思是说，李白和杜甫在秋天相会，但都如蓬草一样，漂浮不定。这一句就是写了李白被赐金放还，与杜甫在山东相会。“尚飘蓬”形象地暗示了他们都遭受仕途的坎坷，有志难展的苦闷。这里，诗人运用了比喻修辞手法，以“蓬”为喻体。“蓬”一种植物。在中国古代诗歌中，“飘蓬”或“飞蓬”都是比喻行踪飘泊不定。如，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其中的“飞蓬”就是用来比喻漂泊不定行踪。这样，不但形象生动，而且含蓄蕴藉。可以说，这一句暗示了他们的生活处境，仕途的坎坷，心情的苦闷。
接着写道：“未就丹砂愧葛洪。”“未就”即没有成功。“丹砂”即朱砂。道教认为吃丹砂可以延年益寿。“葛洪”是东晋道士，自号抱朴子，入罗浮山炼丹。李白好神仙，曾炼丹药。杜甫曾经渡黄河，也登王屋山去访道士华盖华盖君，因华盖君已死，惆怅而归。“愧”即低于。因为李白和杜甫都喜欢道教而无成，所以杜甫说“愧葛洪”。这一句表面看来，似乎杜甫在规劝李白要像道家葛洪那样潜心于炼丹求仙，实则暗示李白不要为自己处境伤感。
所以，杜甫在第三句写道：“痛饮狂歌空度日。”“狂”即狂放，任性豪放。“痛饮狂歌”即痛快淋漓的饮酒，并写出豪放不羁的诗歌。意思就是（李白）不要痛饮狂歌、虚度时日。言外之意就是，你李白虽然每天痛饮而狂歌，但终不为统治者赏识。这首先是对李白才华的赏识与赞美，同时也暗示了李白虽有才华，可是得不到施展的机会和平台。其中的“空度日”就是杜甫对李白放荡不羁的诗酒生涯的感慨。当然，在诗歌中，杜甫这种感慨，既是为李白而发，也是为自己而发的。
最后写道：“飞扬跋扈为谁雄。”“飞扬跋扈”原指意态狂豪，不受约束。现多形容骄横放肆，目中无人。古今词义差别很大的。诗人杜甫用这个词语，不但揭示了李白傲骨嶙峋，狂荡不羁的性格，而且也是李白与众不同的人格的写照。其中，“为谁雄”就是说又有谁来欣赏你的勃勃雄心。这一结句，诗人通过反诘句，强调了这位绝世天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寂寞，也增强了对李白的同情与爱怜之情。
此诗突现了一个狂字，显示出一个傲字。傲骨嶙峋，狂荡不羁，这就是杜甫对于李白的写照。在这首《赠李白》中，正突现出狂与傲的风采、骨力、气度，显示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精神，这正是此诗的诗眼和精髓。它不仅同杜甫歌咏李白的其他诗篇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也形象地揭示了李白的性格和气质特征。
这首七绝，沉郁有致，抑扬顿挫，跌宕起伏。末句用反诘口吻，把全诗推向了最高潮。清初钱谦益在评注此诗时，独注“飞扬跋扈”句，其余一概略而不论，可谓独具慧眼，也表明它在全诗中的重要价值：“按太白性倜傥，好纵横术。少任侠，手刃数人，故公以飞扬跋扈目之。犹云平生飞动意也。旧注俱大谬。”（《钱注杜诗》卷九）是说从新的角度和侧面颂扬了李白的豪侠精神，并突出“飞扬跋扈”的飞动性。仇兆鳌注云：“飞扬，浮动之貌。跋扈，强梁之意。考《说文》：扈，尾也。跋扈，犹大鱼之跳跋其尾也。”（《杜诗详注》卷之一）此虽就字注字，就词注词，但在《赠李白》中，却是用来象征李白豪放不羁的精神。
此诗言简意赅，韵味无穷。为了强化全诗流转的节奏、气势，则以“痛饮”对“狂歌”，“飞扬”对“跋扈”；且“痛饮狂歌”与“飞扬跋扈”，“空度日”与“为谁雄”又两两相对。这就形成了一个飞动的氛围，进一步突现了李白的傲岸与狂放。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明朝万历年间，钱若赓就任临江府（今江西省清江县西临江镇）知府。
一天，一个乡下人拎了一只鹅到城里，为了办事方便，便将鹅寄存在一家旅店里。可是，当他办完事回来取鹅时，那店主竟耍赖说：“那群鹅是我养的，没你的鹅！”乡下人气愤与店主评理。但由于他没有文化，笨嘴拙舌的，辩不过伶牙俐齿的店主，只好跑到衙门去击鼓告状。
知府钱若赓细心听了乡下人的申述，立即命令手下人将店里的4只鹅全部取来，分关四处，每处配给一张纸、一支毛笔、一方砚台，说是让这些鹅招供各自属于谁。
鹅又怎么能自己招供？真是天大的笑话。城里的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好奇地前来观看，连府中差役对钱若赓这种独特的审案方式也感到惊异和纳闷，无不替他捏了一把汗。
钱若赓似乎对案子漫不经心，刚布置完毕，就若无其事地用餐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派人出来探问；“鹅招供了没有？”
不久，钱若赓步出内室，亲自下堂巡视分关着的鹅，他看过以政，微笑着颔首捋须，自言自语：“嗯，好，好，它们已经招供啦。”差役们望过去，只见4只鹅除各自拉了些屎外，纸笔砚台丝毫未动。他们真的不知道钱知府卖的什么“关子”。突然，钱知府伸手指向其中的一只鹅，语气肯定地说道：“这只就是那乡下人的！”
钱若赓确实说对了。
钱若赓并不认识乡下人的鹅，他的判断是如何作出来的呢？原来，他是位富有生活经验的官吏。他知道，乡下的鹅吃的是野草，粪便是清淡的；城里的鹅吃的是谷子，粪便呈现黄色。要确定鹅的主人是乡下的还是城里的，只要查看一下鹅粪便一清二楚。
钱若赓把自己断案的依据讲出政，那个贪婪而又狡猾的店主顿时脸色煞白，连忙磕头谢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