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夏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放进太庙,这是不符合礼仪的。
臧哀伯规劝桓公说:“作百姓君主的人,要发扬德行,堵塞违礼的行为,以便监察百官,就这样还怕有不足之处,还要显示各种美德以传示子孙。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祭祀天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黍稷、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这些是为了显示节俭。祭祀的礼服、礼冠,蔽膝、大圭,腰带、裙子、绑腿、靴子、冠上的横簪、冠旁的填绳、系冠的带子、冠顶的盖版,这些是为了显示等级上的差别。玉垫、刀饰、革带、带穗、旌旗上的飘带、马颈上的革带,这些是为了显示数量上的差别。礼服上火形、龙形、斧形、弓形等花纹,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用五色绘出各种图象来装饰器物服饰,这是为了显示器物物色的差别。马铃、大小车铃、旗铃,是为了显示声音节奏,旌旗上画的日、月、星辰,是为了显示光明。所谓德行,就是节俭而有法度,事物的增减都有一定的数量,并用纹彩和颜色加以标志,用声音和光亮加以表现,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这才警戒畏惧,而不敢违反法度。现在君王毁灭德行,树立违礼的坏榜样,把别国贿赂的宝器安放在太庙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百官都来效法,君王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丧失德行,则是由于国君宠爱和贿赂风行的原故。郜鼎放在鲁国的太庙,还有比这更公开的贿赂吗?武王打败殷商,将九鼎搬到王城,义士尚有批评他的,更何况将标志违礼作乱的贿赂之器放在太庙,又该怎么样呢?”桓公不听。
(周朝的内史听到这件事,说:“臧孙达的后代大概会在鲁国世代享受爵禄吧!国君违礼,他不忘用德行加以规劝。”)
注释
郜:国名,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一个庶子,春秋时为宋国所灭,其故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
鼎: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物,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记绩的礼器,所以又作为传国重器,其形制一般为三足两耳。
宋:国名,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开国国君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其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之间。
大庙:即太庙,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祖庙。
临照:管理和监察。临,统管,治理。照,察看。
令德:美德。令,美好。
清庙:即祖庙,因其肃穆清静,故称。
大路:也作“大辂”,即大车,特指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祭天时所乘的车子。
越席:用蒲草编织的席子。越,通“括”,结。
大羹:即太羹,也作“泰羹”,古代祭祀时所用的肉汁。
不致:指不调五味,不加各种作料。
粢食:用黍稷加工品制作的饼食,祭祀用作供品。粢,黍稷,泛指谷类粮食。
不凿:不舂,这里指不精细加工。
衮:古代帝王及公卿祭祀宗庙时所穿的礼服。
冕:古代帝王、公卿、诸侯所戴的礼帽。
黻:通“韨”,古代用做祭服的熟皮制蔽膝。
珽: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所持的玉制朝板,即玉笏(hù)。
带:指束在腰间的革带,皮带。
裳:古代男女穿的裙式下衣。
幅:古代自足至膝斜缠在小腿部的帛条或布条,犹如今天的绑腿。
舄:双底鞋,着地的一层为木底,这里泛指鞋子。
衡:把冠冕稳定在发髻上的横簪。
紞:古代垂在帽子两旁用以悬挂塞耳用的玉瑱(tián)的带子。
纮:古代冠冕系在颔下的带子。古人戴冠冕时,先用簪子别在发髻上,再用纮挽住,系在簪子的两端。
綎:古代覆在冠冕上的一种长方形饰物,以木板为干(ɡàn),外包黑色布帛。
藻率:一种用来放玉的木垫儿,外包熟皮,并绘有水藻形图案。
鞞:刀剑套。
鞛:佩刀刀鞘的饰物。
鞶:绅带,又名“大带”,束衣用。
厉:下垂的大带。或谓“鞶厉”:是一个词,指束腰革带与革带下垂的部分。
游:古代旗帜上下垂的饰物。
缨:套在马胸部的革带,即马鞅。
数:礼数。
火龙黼黻:都是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如火形者为“火”,如龙形者为“龙”,黑白色相间如斧形者为“黼”,黑青色相间如“亚”形者为“黻”。
五色:指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
比象:指比照天地万物所画出的各种图像。
钖鸾和铃:都是系在车马和旗帜上的铃铛,系在马额头上的叫“钖”,系在马嚼子上的叫“鸾”,系在车前用作扶手的横木上的叫“和”,系在绘有龙形图案的旗帜竿头的叫“铃”。
三辰:指日、月、星。
旂:旗面绘有龙形图案,竿头系有小铃铛的旗子。
登降:增减。登为增,降为减。
有数:指有节度、节制。(注意此处的“数”字与上文“昭其数也”句的“数”字在词义上的区别。)
象:同“像”,法式,式样,这里是榜样的意思。
章:明显。与下文“章孰甚焉”句之“章”义同。
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用以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都把它作为政权的象征,成为传国之宝。
雒邑:也作“洛邑”,东周都城所在,相传周武王克商后由周公姬旦营建,其故地见《周郑交质》一文的题解。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臧哀伯谏纳郜鼎》选自《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国太宰华父督杀死司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艳”的妻子。宋殇公为此很生气,华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殇公也杀了,另立宋庄公。华父督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先后对齐、陈、郑、鲁等国进行贿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送给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样做“非礼”,会导致官员腐败,甚至导致国家败亡。于是对桓公进行劝谏。
《塞翁失马》通过一个循环往复的极富戏剧性故事,阐述了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如果单从哲学角度去看,这则寓言启发人们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去看问题:身处逆境不消沉,树立“柳暗花明”的乐观信念;身处顺境不迷醉,保持“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从寓言本身包含的思想倾向来看,存在与主流思想不和谐的因素:“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胡人大举入侵,国难当头,青壮年都拿起武器去打仗了,而且有那么多的人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足见战争之惨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善术者”父子没有尽匹夫之责,倒是“以跛之故”保全了性命。
问题不在于“父子”是否上战场,毕竟年老和腿瘸的客观现实给了他们没上战场的理由。问题的关键是作者把“父子”因为没有上战场而保全了性命当做了莫大的“福”分,并为之而庆幸。这与培养爱国主义感情、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的要求很不一致。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善术者”因为腿被摔瘸了而没有为国尽力,理当感到遗憾甚至惭愧,特别是在有那么多战死者的情况下,作为苟活者,应该感到内疚甚至耻辱才是。但“父子”没有,他们只是庆幸,庆幸“堕而折其髀”的灾祸,庆幸逃脱了去战场捐躯”,庆幸继续活下去的福气。
这里没办法去讨论战争的正义与否,毕竟只是一则寓言,是为了诠释一个道理而演绎的故事。如果单从祸福相互转化的关系去看,对这则寓言不能有什么非议。但既然选入了中国的学生教材,就应该特别在乎是否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了。
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塞翁失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无论遇到福还是祸,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去观察问题,要考虑到事物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变化。
古史有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即今山西临汾、永济、夏县一带。悠悠五千年大中国,最古老的三大君王,他们统统崛起于原始农耕社会地肥水美的所在,山西的晋南地区。
相传,尧主政五十年,乃微服私访于康衢[qú],听到儿童唱歌,甚为高兴,归来后就禅让天下于舜。又据《帝王世纪》载 “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击壤”,是一种互击瓦块为乐的游戏。“康衢”与击壤老人所唱处,大约均在今临汾市尧都区一带。而这两首主题截然不同的民谣《康衢歌》《击壤歌》,就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最早的诗篇。
这是起首写离别苦闷的爱情词。
辛弃疾起生写了许多“大声镗鞳”的抚时感事的词章,但“稼轩词,中调、小令亦间作妩媚语”(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语),其中颇有不失为优秀的篇章,这首《清平乐》,便是其中的起篇。
词写起个闺中少妇,与所爱的人,起别经年,音讯全无,生死未卜。是所爱的人变了心,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上片,“春宵睡重,梦里还相送。”写这个闺中妇人,春夜做了起个梦,梦见当年两人分别相送时的情景。她待要找寻玉钗分起半与所爱的人做纪念时,惊醒过来,“才知是梦”。写得情凄意切,感兴淋漓。
下片,“起从卖翠人还,又无音信经年。”与心爱的人长久离别,而不能见面,且又无音讯。怎办呢?“却把泪来作水,流也流到伊边。”只好以眼泪作水,自离别以后,流的泪水,汇流成河。这由泪水汇成的河流,也早可以流到心爱人的身边了!描写得多么形象生动,维妙维肖,细腻感人。由于作家的笔触深入到描写对象的心灵深处,把握住特定环境下的特定情境,捕捉住足以代表情人之间别离苦闷的特定特征,因而塑造出有个性特征的动人形象,从而产生了感人的艺术效果。
《宋四家词选"序论》说:“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概括了辛词的基本风貌。辛词以豪迈雄大见长,这方面的作品是极为丰富的。但是,辛弃疾也同时创作了起批以婉约秀娟而著称的作品。这些作品,如娇艳的春兰,与他的另起大批有如傲霜秋菊的作品,争奇斗艳,显示了作家生活的广阔和才华的超绝。正如这首《清平乐》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词人的心扉,让我们领略了他丰饶多姿的艺术才华。
上片,运用景事反观手法,写功名未就,感到空悲而又极力排遣与安慰的心态。开头五句,写了临皋烟景:小沟、长江、柳堤、苇岸、烟村、早市。它们叠印成了“连云际”的“潇洒”而喧闹的渔樵之乡的风景图,很有特色。面对如此美丽的江滨风光,东坡竟产生了与常人不同的人生感叹:“永昼端居,寸阴虚度,了成何事。”然而,东坡毕竟是东坡,迅即调整心态,从“丝莼”、 “玉藕”、“珠粳”与“锦鲤”的寻常百姓生活中,看到了一条值得留恋的人生道路。
下片,运用仙话寄托的笔法,回忆起京城令作者陶醉的生活,感叹贬居黄州后的无奈心境。开头六句,从宴饮和歌舞两个侧面,再现了当年东坡京城那种“浮丘”仙人式的、“瑶池”仙境般的“沉醉生活,再现了众“青鸾”穿着“摇曳”的“铢衣”,进入“壶中天地”而“歌舞”的缥缈轻举美之情景。颇有“坐中年少暗消魂,争问青鸾家远近”(柳永《木兰花》)的韵味,反映了东坡借仙人、仙境以解脱空虚苦闷的无奈心态。紧接着,笔锋一转,反照现实,天上人间,好不凄凉,从“瑶池”、“壶中天地”的仙境陡然“飘堕人间”,过着“露寒风细”贫困的贬居生活。与《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作《越调笛声慢》赠公显的心境一样,唯一告慰故友的是“我”抱素琴,独向“银蟾影里”遥慰,否则, “此怀难寄”。
全词以景托情,正反观照,杂以仙话的点化引用,作者将自己此时此地对人生、对现实怀有虚无感和伤叹感表达得淋漓尽致。道时光易逝,叹怀才不遇;借仙话隐道,解脱空虚愁苦。纵观全词,抓住虽以“抱琴”“独向银蟾”遥慰,仍隐留着“此怀难寄”之感。
这首歌咏斋居的小诗,就是写自己的隐居生活的一个片段。
一般的隐居诗,多表示淡泊的情怀及沉浸在大自然中的欢娱,苏辙因为是在官场翻过斤斗来的人,对政事产生厌恶,进而不屑于和一切人打交道,所以他的隐居诗,往往表现离群索居时的矛盾心理。这首诗写斋中一件小事,写得很简洁。前两句说自己隐居后,很久没有人来敲门,可今天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所以不禁问僮仆,什么人来敲门。后两句是僮仆的回答,乡下有人来报告,昨晚下了一场大雨,旱情解除,丰收在望了。诗依事件发生的顺序展开。“久无叩门声”,是诗人自述隐居的寂静。没人敲门,是诗人所希望的,也是他自己促成的。他的隐居,与陶渊明与朋友、农民相往还,乐于躬耕,“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移居》)不同,因此这次他对人敲门感到突然,“问何故”三字,甚至有责备的意思:明知我不愿与任何人往来,为什么还要来敲门?这就引出了三、四句,直述敲门的目的,诗便告终,没有说自己听了这消息的反映,直捷中显得含蓄深长。
乡下来人敲门这件小事,作者特地形诸笔墨,至少说明两点。其一,乡下人未必知道诗人谢客,即使知道,也未必放在心上,碰到下了大雨这样的高兴事,他便敲门告诉别人,让人分享喜悦,这就突出了乡村农民的淳朴,与诗人在官场见到的尔虞我诈是鲜明的对照。其二,诗人对乡下人敲门没有指责,也不嫌其唐突,从他作了这首诗来看,他对乡下人来报告的消息还是很高兴的,他毕竟还没有对世事完全摒弃麻木,所以整首诗富有新鲜感,富有生气。